戴汝潜：毛泽东的课程观

　　作为教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的课程论，虽然毛泽东没有像写教授法那样作出系统概括，但是，他的主张和他的实践仍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其课程观的基本轮廓。应当说是不枉其自命“teacher”的。纵观其课程观所依据的教育观念以及课程设计与编制的改革实践，同样会感受到“挥斥方遒”的心灵震撼。三四十年来，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尽管在其理论与实践层次上有一定提高，但是在一系列基本方面大量引进西方教育思想之后，我们似乎在不同程度地反思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着他老人家未竟的事业,有些甚至与他理想的境界还相去尚远。比如人才培养目标问题、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减轻课业负担问题等等。尽管毛泽东不是职业课程论专家,但是任何一个教学论、课程论专家都不可回避地需要研究毛泽东的课程观及实践，并从中吸取中国特色的课程改革与实践的营养。为此，做出粗浅的回顾，以飨诸君。

　　(一)立足于教育促进社会改革的课程目的论

　　人们总是回避教育的基本社会属性——阶级性，这是很不正常的唯心主义倾向。因为当下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制度混乱的现实无不在证明这一点，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回避。英国课程论学者菲力浦·泰勒在他的《课程研究导论》中明确地指出，毛泽东主持下的中国课程改革是当代世界课程改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与海外计划中心主任约翰·霍金斯不仅认为:“毛泽东教育思想已成为统一、发展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因素。在很大意义上讲，毛泽东教育做法,对最终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特别指出“毛泽东把教育的成长与发展看作是保证经济基础稳固的一个重要手段。教育为革命斗争实际需要服务，或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点，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历来主张以这一思想作为课程设计与改革实践的主导思想。例如早在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他的第一篇论著《体育之研究》时就告诚人们:

　　“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

　　这反映了他关心国家命运,以尚武为救国之道的教育抱负。（注：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体委和教委统计，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的体质体能水平都不如同龄的日本人。时至今日可以延续地说六十岁以下已然成为新“东亚病夫”，不能不引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