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由终生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支撑

　　[摘 要]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两位革命导师举世无双的伟大友谊是由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终生不渝的坚定信念支撑起来的。在攀登科学世界观的道路上，马克思、恩格斯志同道合，为了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共同目标不懈追求。他们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和开展革命实践做了大量的具体的理论指导工作;他们在理论研究上互相启发、密切合作，共同写作经典巨著“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他们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成就了共同的伟大事业。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友谊是后人学习的永远的光辉榜样。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伟大友谊;共产主义信念;科学世界观

　　列宁在纪念恩格斯时曾经指出：“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1](P51)“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1](P58)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友谊堪称举世无双。在一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中，往往都专门设有“无双的联盟”的章节。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举世无双的伟大友谊，是由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终生不渝的坚定信念支撑起来的。

　　一、志同道合，占领时代智慧的制高点

　　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体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科学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时代智慧的制高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同时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赴英国曼彻斯特途中，特地到科隆见到了当时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这第一次相见，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商定写作的历史，加深了二人之间的了解。后来马克思著《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导言》，恩格斯著《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都在《德法年鉴》发表，记录了他们迈向科学世界观的进程。他们吸收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不断清算和清理德国旧哲学的影响，奠定了向科学世界观攀登的理论基础。

　　1844年8月底，恩格斯由曼彻斯特回德国途中特地绕道巴黎去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这次相见，“在一切理论领域中”意见完全达成了一致，有了终生合作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基础。二人利用这次会见逗留的10天时间，开始密切合作，写作《神圣家族》。马克思还邀请恩格斯为《前进报》撰稿。《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梅林评论说，根据恩格斯和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来分析，“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革。尽管色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2](P126)

　　1845年4月5日，当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会见时，他们都各有一批新的理论成果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神圣家族》正式出版，恩格斯已经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稿交付出版社，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3](P266)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锤炼和思考，已经臻于成熟。他们几乎同时达到了发现唯物历史观的境界。两位导师从此便紧密地、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十分清楚地讲了他们二人几乎同时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境界的具体情况：“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4](P14-15)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几次都强调贯穿《共产党宣言》始终的基本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4](P9-10)可见，在攀登科学世界观的道路上，马克思、恩格斯志同道合，保持了为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共同不懈追求，才达到如此的最高境界。在思想上，一旦达到科学世界观的制高点，就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

　　二、承担时代使命，携手起草《共产党宣言》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央广场，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著名建筑就是白天鹅宾馆。这里是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划时代的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地方。这又是一个记录马克思、恩格斯伟大友谊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做了大量的理论指导工作。在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他们提议把原来的“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为大会起草了作为同盟纲领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信条》)，其中包括22个基本问题。大会召开时，认为讨论《信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采取大会简单表决通过的做法，而要将《信条》交各支部认真讨论。同时根据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通告各支部：关于同盟的名称由“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说明，“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5](P431)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大会做了大量工作。马克思帮助修改了同盟的章程。恩格斯受同盟巴黎支部委托，在《信条》的基础上写成了问答式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已经动手起草了一个关于同盟纲领的大纲和底稿，其内容是：“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6](P123)此外，恩格斯还在通信中向马克思提议：新的文本不要再采取这种教义式的问答形式，这个文本的名字应该称作《共产党宣言》。这些建议得到马克思的赞成。列宁对恩格斯的这封信评价很高，他说：“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像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1](P80)

　　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获得了大会的赞许。在这样的基础上，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正式对外公布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大会的委托，立即回到布鲁塞尔，在白天鹅宾馆夜以继日地切磋、写作，写成《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以德文版第一次出版问世。现在我们学习阅读《共产党宣言》时不难发现，许多段落和观点阐述采纳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内容。

　　列宁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非常精辟。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1](P56-57)列宁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命运时，介绍说：“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1](P61)

　　《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划时代的一个文献，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标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它的历史贡献史无前例。它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否定，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失败、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它超越以往一切人都只是把无产阶级看作受苦的、可怜悯的阶级的观念，指出了无产阶级承担实现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它宣告无产阶级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政治意图，它就是要推翻传统社会的一切，赢得整个世界;它提出了与一切剥削阶级不同的主张：消灭私有制，同时与传统的观念决裂;它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首先夺取国家权力，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实现最高理想;它第一次宣布无产阶级运动是大多数人参与、坚持人民立场、为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它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些贡献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决的问题确实是现实社会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任何机会主义想歪曲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露出自己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真相。近现代无产阶级运动遇到的历史最大幸运，就是他们得到了“双导师”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世界无产阶级提出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三、竭尽全力，提炼“工人阶级的圣经”

　　1845年4月，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见之后，恩格斯建议与马克思一起到英国伦敦和工业革命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做一次考察，考察主题就是英国工人运动状况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情况。从7月12日开始，他们进行了40多天的考察。他们除了考察工人劳动、工人运动情况外，还经常到曼彻斯特著名的切特姆图书馆(Chatham Library)的专用阅览室看书。[7](P21)至今，这个号称英语世界里最古老和最具有权威性的切特姆图书馆，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经常光顾的阅览室保留完好。阅览室专门设有官方印制的精美介绍牌，上面写着：“1845年夏季，27岁的马克思第一次访问英格兰，他的朋友恩格斯与之同行。他们来到了曼彻斯特的切特姆图书馆。他们当年就是坐在这间壁龛式阅读间里，研读了早期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二人阅读了8部(共计13册)书籍，并且以密密麻麻的字迹写满了三个笔记本。对于马克思来说，访问曼彻斯特，使他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英格兰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对出版商说，这次旅行使他开始投入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温馨的阅读间、宽敞的书桌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借阅次数最多的8部书籍。显然，恩格斯把在曼彻斯特居住期间觉得最有价值的书目都推荐给了马克思。这些书籍是关于政治经济学以及英国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状况的专著。后来，为了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工人运动的考察和研究以及在切特姆图书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活动，切特姆图书馆附近的索尔福德区建立了一个“工人阶级运动图书馆”(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Library)，专题搜集和保存了英国近现代历次工人阶级运动的资料、文物、研究成果，并由专设机构从事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继续研究。离开这两个图书馆不远，还有一个“科学与工业博物馆”(Science Industry Museum)，标志着所谓“曼彻斯特革命”的现代巨大机器和机床静静地躺在这里，享受着人们的观瞻，显示着近代工业革命中心的老资格。

　　(切特姆图书馆内介绍马克思与切特姆图书馆的介绍牌)

　　(切特姆图书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馆内读书的介绍)

　　(切特姆图书馆内景)

　　(1845年夏季，马克思、恩格斯在切特姆图书馆的专题阅览室，桌上就是他们常阅读的部分书籍)

　　照片拍摄：刘书林

　　恩格斯长期生活在曼彻斯特，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这次夏日旅行他充当了马克思的向导，不仅带领马克思实地考察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处境以及近现代工业发展的情况，也把搜集政治经济学书籍最集中的切特姆图书馆介绍给马克思。这对马克思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新助力。后来，马克思最终选择在英国定居，与这次旅行不无关系。列宁认为：“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1](P56)

　　马克思、恩格斯在构筑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一向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著述，二人早年都注重研究和吸收英国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始终注意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说明问题。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起，先后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在此基础上，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8](P7)它的出版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得到更加深入的阐述，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资本论》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核心结论就是：“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P874)由于《资本论》的巨大社会影响，恩格斯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也有人把《资本论》誉为“共产主义的圣经”。[8](P34)

　　其实，《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凝聚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心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卷首扉页上收录了致恩格斯的感谢信：“这本书能够完成，完全要归功于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8](P4)这充分表达了马克思对挚友恩格斯无私奉献的感激情意。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二、三两卷书稿的重担。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序言中深情感叹道：“我失去了一个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我应感谢他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8](P28)

　　恩格斯完成了对马克思手稿的悉心校正、整理的艰巨工作，于1885年出版《资本论》第二卷，1894年12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应该注意：后面这个时间离恩格斯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年了。恩格斯本来还想把马克思手稿的批判部分，在第2卷和第3卷采用一部分之外，把剩下来的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但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列宁引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话语评价恩格斯的这份工作：“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P58)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确实是世界上最艰难的理论工作。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8](P10)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这一最复杂、最激烈的斗争领域实现了密切、成功的合作。

　　四、互相关心帮助，患难与共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巴黎会见之后，两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经常保持密切的了解和交往。异地而居之时，他们书信不断，互相探望;每当其中一人外出有新的经历和体会时，每逢遇到典型的事例时，两人总要立即交流看法和观点。这些在他们两人的书信和经历记录中，看得很清楚。

　　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活上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克服困难、成全事业。1845年1月法国政府在普鲁士当局的压力下，下令把马克思和《前进报》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弗·梅林所著的《马克思传》记录了这时的情景：“马克思被逐出巴黎的消息一传到巴门，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为他筹措款项，他说：‘让我们按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你所付出的额外开支吧。’他通知马克思说，筹款‘进行得很顺利’，又说：‘我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因此，我的第一部关于英国的东西的稿费，我当然非常乐意交给你去支配。这笔稿费我不久就能收到，至少是收到一部分，而我自己没有它也过得去，因为我可以向我父亲借。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使你陷于经济困难而感到快意。’”[2](P140)

　　欧洲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陷入政治黑暗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出现分裂。1849年8月下旬，由于在巴黎遭到第二次驱逐，马克思孤身一人赴英国伦敦，妻子和孩子于9月中旬以后也来到伦敦。而这期间，恩格斯在德国参加了三次起义，也曾经遭到通缉、逮捕，之后被释放。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于11月10日到达伦敦。当时两个人都陷入流亡生活的困难中。马克思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不幸一年就离世了。举家找个住处也费尽周折。马克思夫人曾在书信中说，马克思那么热心帮助过人，而困难中得不到任何援助，马克思身边出现的朋友越来越少。困难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奋斗精神不倒。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称“流亡生活是一所学校”，决心经受锻炼。马克思说：“我很喜欢我们两人现在所处的这种真正的离群索居的状况。这完全适合我们的地位和原则。”恩格斯以同样的精神回信给马克思：“我们现在终于又有一次——长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机会表示：我们既不需要名望，也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派的支持，我们的立场是和这些无聊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了。”[2](P263)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种举世无双的伟大友谊，就很难想象他们在经历如此异乎寻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压下还会有这样轻松超然的精神状态。

　　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为了摆脱眼前的经济生活困境，恩格斯决定从伦敦返回曼彻斯特，回去做那种“倒霉的商务”。弗·梅林《马克思传》分析说：从这时起，他就决定永远忍受他所憎恶的桎梏。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只是根据这一点，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牺牲，而马克思才接受他的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和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2](P297)

　　恩格斯最初在曼彻斯特的公司里并不是拥有资本的合伙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管理职员，经济状况并不太好。“但是从他移居曼彻斯特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帮助马克思，而以后也从来没有厌倦过。一英镑、五英镑、十英镑的汇票，后来甚至上百英镑的汇票源源不绝地寄往伦敦。”[2](P297)

　　恩格斯总是认为，能够同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他始终承认马克思的天赋高于自己，自己担任的是第二小提琴手。有的重要思想，如唯物史观的发现的贡献，那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马克思则认为，恩格斯是他不能分离的合作伙伴。恩格斯的见解透彻、思路敏锐、处事果断、文笔快捷、富于开创精神，也是马克思十分佩服的。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有这样的表达：“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9](P410)

　　恩格斯很反感父亲那种“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的做派，与此相反，与妈妈的感情却很好。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就职期间，妈妈还不止一次地特地从德国家乡赶到伦敦，来与儿子会面。1871年3月18日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于6月份遭到残酷的镇压。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科隆日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等报刊大肆刊登造谣文章，诬蔑巴黎公社，其中也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恶毒诽谤。恩格斯的妈妈看到这些宣传报道，精神压力很大，她给恩格斯写信，谈到巴黎公社，也谈到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此，恩格斯经过再三思考，给妈妈写了一封饱含亲情然而却是规劝的回信。这封信既对妈妈充满了亲情和忠诚，也毫不含糊地维护了巴黎公社的声誉，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不容怀疑和动摇。恩格斯给妈妈的信，首先耐心解释了为什么反动政府及其报刊如此造谣、诬蔑巴黎公社，接着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同时对1871年的人们也会从好处着想。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感到意外。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10](P366)这里不仅能够看出恩格斯对妈妈的深厚亲情，更能够看出他与马克思的友谊牢不可破，令人肃然起敬。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导师结成的友谊成为四海传播的人类佳话。高山景行，人所仰慕。马克思、恩格斯举世无双的伟大友谊，是后世人们学习的永远的光辉榜样，因为支撑这种友谊的是他们终生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

　　参考文献：

　　[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德]弗·梅林.马克思传[M].樊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