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代孕

　　代孕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2017年初，新浪微博就围绕是否支持代孕合法化展开了辩论，当时80%左右的人都反对代孕合法化，因此合法化的呼声也不了了之。但是，最近某明星代孕加弃养的爆炸性新闻再次将这沉寂已久的话题带上了热搜，然而赞成与反对的双方仍然各执一词。为何代孕始终存在这么大的争议?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代孕应不应该合法化吗?

　　这首先得从大众是如何看待代孕合法化的问题来入手。

　　在代孕合法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不孕不育率的迅速攀升，是造成代孕需求的客观条件，但是法律却远远落后于这样的需求，使得代孕仍然处于灰色地带，既无法规范代孕中介的行为，也无法保障买家和卖家的权益。如果代孕合法化，能让你情我愿的买卖变得更公平，不孕不育的夫妇可以喜得一子，拥有完整的家庭;底层妇女也可以通过代孕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改善自己及其子女的生活，还能获得法律的保护。

　　可是现实真的有那么理想吗?

　　参照一下少数代孕合法化的国家，如印度和美国，就会发现，无论是否合法化，它都是一条吃人的产业链，区别仅仅在于是在阳光下吃人还是在黑暗中吃人罢了。

　　从一开始，代孕的买家和卖家就呈现了鲜明的阶级分化：2002年，印度开放了商业代孕合法化之后，成了世界闻名的“代孕天堂”，慕名而来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富商巨贾，最不济也是财力优渥的中产。因为代孕要消耗巨大的财力，从选择什么样的基因、什么年龄段的孕母，到是否剖腹产以及婴儿的性别选择，每一个选项都要层层加码，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代孕并非如传闻所说，是不孕不育家庭的福音，有能力选择代孕的，很多是为了保持容貌和身材、减少生育风险和时间成本的有产阶级。日本NHK纪录片就总结道，选择代孕的中国家庭，年收入至少在200万元左右。

　　而“愿意”做孕母的女性，各国无一例外，大多是别无出路的底层妇女。在印度，底层的妇女会为了逃离丈夫无处不在的家暴和极端困苦的生活环境，也为了改善自己及子女的生活条件而选择代孕这种“不体面”但是能提供临时避风港和可观收入的职业。而在中国，代孕妈妈也有类似的生存困境。有学者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孕母并非完全“没有主体性的受害者”，而是在权衡了利弊之后，相比于在低收入且压抑的富士康大厂做工，选择了相对来说收益更大但风险也更大的代孕行业而已。

　　先不说这样的“自由选择”是否是真正自由且值得被提倡的(毕竟还存在着不少丈夫强迫妻子去代孕赚快钱的“被自愿”情况)，代孕背后的残酷和不自由却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