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大钊先生
1949年3月份,毛泽东在时隔30年后重返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他一进北京就十分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位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先生,当时他在北大图书管当馆长,已经是颇有名望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当毛爷爷还为前行的方向毫无头绪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颇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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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大跟如今的北大有点不一样。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个场景,几个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轻人在一起打麻将,一位青年对同伴们许诺,等到事成,把大家都安排到北大去读书。
从宋以来,文人们都信奉“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往往士大夫们联合起来,做皇帝的只能被迫垂拱而治,当个乖宝宝仁君了。
所以知识分子组团的地方,往往拥有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
就连追求专治的满清时代,对着以罢考作威胁的读书人,雍正皇帝都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
至于到晚清,倘若能操纵由读书人发声的清议,那么混个内阁重臣都算小菜一碟。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来就是筹备着废除科举以后,培养后备官僚用的。所谓一入龙门,身价百倍。
共和以后,北洋政府拿北大作为妆点文明的招牌,北大学子和教授们便也普遍安心的以旧时代的士大夫自居了。
当年青年毛泽东从长沙到北京,本意打算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滞留在北京期间,经杨昌济先生介绍,被李大钊先生接收,安排在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
换位思考,你现在在某三流大学读书,天天去图书馆,你会尊敬图书馆里一口乡下土话的工作人员吗?假如你在北大清华这种学校读书呢?假如你上的学校比北大清华还牛叉,出来最少也能到中央政府去谋个小官呢?
这是人性,毛爷爷那时候是潜龙勿用,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他能飞龙在天?
只有一个北大图书馆长,比毛爷爷年长4岁,但已经早早成名的李大钊先生厚待这位迷茫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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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制时代里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文化人以士大夫自居,对庶民们一向是非常轻视的。
只有李大钊是个例外,他乐于到工农中去,亲近他们,帮助他们。这一点常常为同僚们所鄙视,胡适曾为此批评他有失身份。
你看,所谓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不过是破旧的酒瓶子,装一点新酒,就假装自己先进文明了。
当时那帮意气勃发的文人们,个个都在寻求救国路线,最后李大钊先生选择了一条最不“体面”的路。
按照胡适们的设想,鼓弄唇舌,让读书人们反了封建,接受西方文明,一切就成功了。
但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再到再造共和,政坛乱糟糟的你来我去,上台的人无非是争着跟洋人谈判卖国的条件,好谋取私利。
文化人里固然多数人甘愿为了五斗米折腰,拥抱新时代,但毕竟也有以此为耻,想找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假如你看当年各阶层的力量对比,读一下沙俄晚期俄罗斯的那些文学作品,其实俄国跟中国还是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大家先后都败给了小日本。
一战中的俄罗斯跟欧洲第一流的列强英德一对比,也就是个战五渣,千里迢迢过来做炮灰的。
看看中国输出到法国的几十万劳工,是不是也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
等到十月革命成功,工农团结起来,庶民们的力量迸发出来,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竟然被揍得头破血流。
李大钊先生在研究俄国革命成功的时候,敏锐的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逐渐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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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人里也出了很多领兵打仗的能人,比如说清末四大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但他们训练出来的军队,无一例外最后都成了为恶一方的军阀,大名鼎鼎的北洋军阀最早的缔造者就是李鸿章。
士大夫从骨子里瞧不起庶民,只能用恩义相结,好用来给自己当炮灰,这样的士兵只知道服从长官,当兵吃粮,根本不知道为何而战,天然就是产生军阀的土壤。
中国从清末到民国,非但没有半点进步,反而因为军阀们各自的私利,战乱连连,帝国主义更好上下其手勾结了盘剥,老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
中国为啥从堂堂中华上国沦落成半殖民地?
是因为力量不够,有力量的又有私心,把力量用于你争我斗,以致于后来孙中山先生到处给军阀送字,送来送去都是一句“天下为公”。
李大钊先生认为为公的力量不在于团结少数文人资产阶级,而是发动广大底层广受压迫的工农群众。
当时北大教授的工资颇高,但李大钊先生却是生活的颇为窘迫,他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去资助工人和穷困的学生们,以致于在遇害时因为家贫无钱贿赂刽子手,受尽了折磨才死去的,死后因为家贫,无力安葬,最后还是靠着北大同僚们集资才得以入土为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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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毛爷爷那时候一门心思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在图书馆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便改变的想法,决定先去了解中国的实情。
毛爷爷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中国文化里对老师的要求。
毛爷爷后来成了“教员”,现代的青年人里开始流行读《毛选》解惑,但当年,他也不过是个满心疑惑,迷茫中的青年,幸好遇见了李大钊先生。
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先生的儿子陈乔年,陈延年开始也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盖因为当年军阀政府太过腐败黑暗,令人生出有这样的政府还不如没有的感慨。
当最后毛爷爷成功缔造新中国,追忆当初的迷茫岁月,才发出“真正的老师”这种感叹。
在人生选择的岔路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由此幸运,你让当年士大夫情节颇重的读书人转头去走工农路线,这几乎是颠覆性的指引。
李大钊先生为了走入到公众,他脱掉读书人穿的长衫换上工服,带着邓中夏他们到工人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筹资在长辛店创办了工人补习夜校,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长辛店工人运动。后来毛爷爷去安源煤矿发动工人。
李大钊写过《土地与农民》一文,后来毛爷爷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将此文当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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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发明历史,有人就翻出故纸堆,把当年军阀杀害李先生找的借口,所谓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并且还编造出所谓的主张出卖国家主权的无稽之谈。
实际上当时南方革命政府主张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南方革命军正在组织北伐,那么大家都算勾结苏联吧。
而北洋的军阀们,谁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主持杀人的张作霖背后就是日本人,所谓寸土不让只不过是列强跟扶持的代理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最后一生气,干脆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暗杀算了。
李大钊先生当时也是国民党在北方的代表,因为他是经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入党的跨党党员。国民党一大,李被孙中山指定为五人主席团主席之一,也算是地位非常尊崇的。
到张作霖不顾一切包围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先生后。
因为李先生是北大知名教授,社会名流,前来营救的人颇多,老张杀人之前还犹豫过,特为发电报咨询过蒋介石的意见。
1927年爆发的“四一二”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党运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在政变里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问蒋介石,要不要杀掉既是国民党左派大佬也是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你觉得他能说啥?
或者在蒋介石看来,比共产党创始人的身份,国民党左派大佬才是他最值得被杀的理由,毕竟当年齐名的“南陈北李”里,陈独秀是躲过了一劫。
中国的共产党人,但凡是自发性的,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一定都会是民族主义者,这里的理由,后来亨廷顿总结得很到位: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文明这个东西,他是超越于一切信仰之上的文化认同。
我看《觉醒年代》里描绘的李大钊先生,正是中国文化里最最正统的正人君子的代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初衷,其实跟那些致力于传说中的三代之治的先贤,并没有什么区别,目标一样,方式不同罢了。
所以他成为了毛爷爷口中称赞的大好人,他传道解惑把青年毛爷爷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后才有了新中国。
出现伟人,是要靠一点运气的,但伟人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凭空变出来的,给伟人指出前行的道路,给伟人以锻炼的空间,鼓励伟人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行,也是另一种伟大。
谁也没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那些探路的牺牲者们不够完美。
李大钊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我最近在看《觉醒年代》,再看这篇《牺牲》,想想毛爷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心里颇多感慨,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这个清明节里,自发去烈士陵园里祭奠的人多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青天。”
每个牺牲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