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堪称忠勇的开国上将，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清风店战役创平原歼敌奇迹

　　1994年10月25日，开国上将杨得志逝世。11月14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发表《功勋卓著垂青史风范长存照人间——深切悼念杨得志同志》一文，代表中央军委如是评价：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得志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的和平，横戈马上，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为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夙夜在公，建树良多；他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贡献突出；他修身律己，品德高尚，堪称楷模，不愧为一代忠勇之将。”

　　“一代忠勇之将”，是对杨得志戎马生涯的高度概括。

　　横戈马上：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

　　1911年1月，杨得志出生于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名为得志却长年生活困顿。少年时，他因家贫到安源煤矿、粤汉铁路、郴州地区等地做过工。1928年1月，刚刚年满17岁的杨得志，再也难以忍受残酷的现实生活，手持梭镖参加了湘南起义，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成为朱毛红军——红4军中的一员。

　　杨得志是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投身革命的，他上井冈山前后，经受了两次严峻的政治考验。第一次，是他当时的上级、一个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师部副官长，不愿上井冈山，劝说杨得志返回湘南家乡。当时，他对杨得志说：“我们是湖南人，为什么要留在江西呢？”杨得志反问：“湖南有红军吗？”那位副官长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们就这样分道扬镳了。杨得志后来讲：这位副官长是第一个把我的名字写到红军花名册上的人，我又给他当过警卫员，对他很尊敬，但他要拉我离开红军，我就不能跟他走。

　　第二次，是红军在湘南的“八月失败”。1928年7、8月间，红4军28、29团不顾毛泽东劝阻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了惨痛的失败，幸亏毛泽东率31团冒险到湘南接回余部。这次挫折，给了杨得志非常深刻的教训，他曾经说过：“‘八月失败’给我最深刻的教育是增强了党的观念。事实告诉我，如果没有毛党代表冒着风险到湘南接我们回井冈山，28团（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前景如何呢？也许要经过更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928年10月，就在“八月失败”和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阶段，杨得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杨得志迅速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虎将，“作战勇敢，敢打硬仗、恶仗、苦仗，关键时刻过得硬，顶得住、上得去、拿得下。”（刘华清、张震语）

　　1934年2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的杨得志，率团冒雨疾奔福建建宁西北的三甲嶂（又名山岬嶂），先敌抢占制高点，苦战一昼夜，以1个团顶住了敌3个师（陈诚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战斗中，他几次被断木砸倒，几次又爬起来指挥战斗，使阵地岿然不动。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１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１团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使杨得志经历了思想感情上的激愤和痛苦。而他率领的红1团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打了许多关键仗。以至于1953秋，杨得志从朝鲜前线回国参加建国四周年庆典。当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说：“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1团团长。”可见毛泽东对长征路上的杨得志印象之深。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乌江西岸的时候，汹涌澎湃的乌江挡住了去路，前有敌军把守，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当此危急关头，杨得志奉命率红１团担任突破乌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在既无工兵架桥，船只又全被敌人夺走的情况下，他率部用竹排渡江，亲冒矢石，组织部队夺占敌阵，胜利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同年5月，红军进至大渡河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在全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组织了由17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亲自作战斗动员：“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17勇士仅凭着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为全军夺占了生死攸关的渡河立足点。对红１团在长征中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任务所立下的战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１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总结长征历程时，周恩来盛赞：红１团是“天下第一团”。

　　智勇双全：在抗日战争中威震敌胆

　　杨得志出身贫寒，参加红军前没上过学，只是1937年上半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过，这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唯一一次学习深造。作为一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高级军事将领，他特别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结合战争实践，自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部队建设和作战。在反“围剿”过程中，他体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直南（即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任务是“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3月，他率部到达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与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1939年3月下旬，依据这一方针，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陇海路沿线是敌人的重点守护地带，他指挥部队在铁路两侧反复打击日伪军，一度迫使敌陇海线交通中断。4月下旬，他又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山东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250多人。进攻金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

　　冀鲁豫支队的一系列战斗，打开了鲁西南、豫东边界地区的抗日局面，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9年7月至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冀鲁豫支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得志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归于失败。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1939年6月30日，杨得志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歼灭定陶顽军500余人，有力地惩罚了反共顽固派。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离开以后，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于１个团的兵力。6月10日，恰在黄克诚率部南下之际，日伪军2万多人分12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杨得志发动“活的人山”，指挥部队分散突围，“硬的不打，软的打”，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的斗争，奇迹般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1年3月，敌人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4月12日，日军1万余人、伪军1万余人对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进行“铁壁合围”。根据“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战术原则，杨得志率领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突出重围，跳到鲁西观城县。然后，奔袭敌人后方清丰县城及周围据点。这一行动，打破了敌人的部署，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这一次“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敌情更为严重，周边地区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有日伪军7万多人，第2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1941年7月中旬，为了统一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区党委委员。两区刚一合并，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边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起，杨得志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派遣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是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山）张（秋）支队表现很突出。自1942年底到1943年2月，昆张支队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边区党委、军区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1943年里，全边区共派遣124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

　　1943年11月，在反击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的战斗中，杨得志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当他得知孙良诚的主力第4、第5军同时离开老巢——河南濮阳东南的八公桥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内部空虚时，果断采取“牛刀子钻心”战术，避敌主力，攻其虚弱，调集部队直插八公桥，全歼了孙良诚总部和直属队，捣毁了敌人的首脑机关并俘虏了伪第2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一举击退了孙良诚伪军的进攻。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收复了八公桥及周围200多里的地区。

　　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杨得志的大量心血。

　　1944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率部保卫延安，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在冀鲁豫边区的5年零3个月，他为建设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作出了杰出贡献。

　　独当一面：在解放战争中驰骋华北、西北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华北战场，我军连续进行了正太、青沧和保（定）北战役，给了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敌人主力猬集，我军一时难以围歼其重兵集团。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打大歼灭战，一改华北局势。当年9月，东北我军发动秋季攻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叫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后称华北军区2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根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指示，为配合东北战场的行动，率晋察冀野战军再出保北，寻机在河北境内歼敌。他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主力伺机寻歼来援之敌。果然，敌人自北平、涿县、霸县分数路向我军扑来。杨得志按预定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以另一部兵力钳制容城之敌第16军外，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之敌第5师等部。17日，双方打成对峙局面，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此时，石家庄守敌、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第7师及敌第16军一个团北上，企图协同北平出援之敌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杨得志敏锐地看出，北上之敌孤军深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歼敌机会。他当即和杨成武、耿飚研究，决定以部分主力阻击北面之敌，集中六个旅迅速南下，歼灭罗历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和敌人密切接触的情况下，要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绕过敌占领的保定，把主力南调200多华里，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他一面向军区报告，一面指挥部队调头南下。

　　此时的罗历戎，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杨得志的歼击目标，还在做着南北夹击我军的美梦。他以为我军主力都被吸引在保北，此次出援尽可坐收渔翁之利。即使有什么危险，随时可以缩回石家庄老窝，所以毫无戒备。我军星夜兼程，一昼夜奔袭200余里，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罗历戎。直到这时他才清醒，一面准备拼死突围，一面向上司求援。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了进攻。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地插入敌阵，把敌人切割成数块。担负阻击的部队也把南援之敌牢牢钉在保北。激战两昼夜，全歼敌军1.3万余人，生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高级军官10名。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从军长到伙夫，一个也没逃脱。更重要的是，从此我军在华北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清风店战役。

　　这次战役创造了在平原战场大规模歼敌的奇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受到党中央的褒奖，并成为载入我军史册的模范战例。今天看来，清风店战役阻北袭南，与当时华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战役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要创造并抓住这样的战机，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和胆略啊！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赋诗：“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948年初，杨得志率杨罗耿兵团在河北安国地区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把战场引向蒋管区去”和“向外线出击，配合东北部队实行战略决战，就地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他率领部队进行了出击察南、转战冀东、跨平绥、战青康，牵住了傅作义的“牛鼻子”，拖住了他的主力不让其出关，配合东北部队“关门打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为进行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11月，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杨得志戎马生涯中的又一杰作，也体现他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雄怀壮志。

　　石家庄位于平汉线和陇海线相交之处，是敌人联系各战略要地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非常重视石家庄，令守敌苦心经营多年，建立了由钢筋混凝土工事组成的三道坚固防线，组织了严密的火力配系，构筑了内外沟壕，并在上面架设电网，在当时可谓固若金汤。敌人狂妄地叫嚣，石家庄可以“坐守三年”。攻占这样的大城市，我军还是首例。为此，杨得志深入部队召开军事民主会，广泛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意见。那时，杨得志作战有个习惯，他的指挥所非常靠近前沿，经常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为的是实施抵近观察，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为此，聂荣臻曾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靠前指挥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杨得志针对攻城作战中的重点、难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集中有限炮兵，重点摧毁发电厂，使敌工事外围的环城电网瞬间变得形同虚设；他总结的对壕作业战法，解决了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隐蔽接近敌人的难题，甚至在战前就把战壕和坑道挖到了距敌人工事仅几十米的地方；他指导部队发扬我军用炸药包实施连续爆破的光荣传统，弥补了当时重火器不足的缺憾；他采用多路围攻、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法，把技术、战术和部队的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军能够以完全劣势的装备，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战斗力。战役发起后，仅6天时间就歼灭了石家庄守敌，活捉了敌警备司令刘英，拔掉了蒋介石楔在我华北解放区中的这颗钉子。11月21日，朱德总司令电示：“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家庄，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特嘉奖全军。”解放石家庄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948年12月，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迅速包围张家口，切断了北平之敌的退路，傅作义急令第35军西进增援。而我军此举正是为了把敌35军调出北平，以便在城外打掉傅作义这块“心肝宝贝”。不久，傅作义发觉上当后，又令第35军火速东撤。毛泽东非常重视截住敌35军这步棋，把它看作是滞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聚歼的关键，电令在易县西北紫荆关的杨罗耿兵团：务必克服一切困难，在下花园、新保安堵住敌35军东逃之路，切断敌35军与驻怀来的敌104军的联系。

　　当时正值隆冬，塞外高原滴水成冰，从紫荆关到新保安山高路险，仅有几条小路可以通行，大部队行进极为困难。杨得志不避艰险，率部队连续强行奔袭6昼夜，终于将敌阻截于新保安地区，打退了敌35军的突围，顶住了敌104军的接应，使两敌相距仅4公里而不能会合，完成了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

　　1949年6月，杨罗耿兵团序编为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进军解放大西北。盘踞西北的敌人，除了胡宗南以外，就是当时气焰甚凶的青、宁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这两支敌军作战凶狠野蛮，又一直未受沉重打击，越发骄横无恐。对此，毛泽东在给西北我军的电报中专门指出：“……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杨得志一方面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仔细研究了青、宁二马的作战特点和惯用战术，着重组织部队进行打骑兵和拼刺刀等训练。扶眉战役后，敌策划在兰州与我军决战，企图以青马（马步芳部）吸引我军于兰州，以宁马（马鸿逵部）和胡宗南三面包围合击我军。鉴于青马在西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我军正欲集中力量打击它，彭总遂决定顺势发起兰州战役。我军以一部兵力分别钳制宁马和胡宗南部，主力第2、第19兵团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同时王震指挥的第1兵团袭占临夏，直接堵住敌人西窜的退路。

　　1949年8月21日，兰州战役打响。由于部队轻敌，在实施侦察性攻击时失利。杨得志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一方面组织部队分析原因，迅速消除了思想障碍，找到了对策。经认真准备，总攻发起后，一举攻破敌阵，激战数日，与友邻部队一起越过黄河铁桥，把红旗插上了白塔山。兰州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敌人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再无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这些胜利，与参加解放西北的部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与彭总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杨得志敢于斗争、及时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也是分不开的。

　　西北进军，杨得志那横戈马上的生涯，又多了一份过关斩将的光荣。

　　扬长避短：抗美援朝打出中国军队的威风

　　1951年1月初，杨得志率志愿军19兵团从西安到山东兖州、泰安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加入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出动前，他特派曾思玉率19兵团每师1名军事干部到朝鲜参加了多次战役总结会议，听取金日成首相的讲话和彭总作的总结报告，并听取了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军长、政委和朝鲜人民军军团长介绍同美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由于抓住了“联合国军”的特点和弱点，19兵团得以扬长避短，在天德山、马良山和上甘岭战役中，顽强阻击敌人，使这些山岭成为敌军丢盔卸甲的“伤心岭”。

　　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抗击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重兵进攻，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总对此十分赞赏：“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穿！”第五次战役中，担负19兵团第一梯队主攻的187师等部，就是利用工程作业伪装，预先将部队部署到敌人的鼻子底下。战役一发起，就迅速接近敌人，一举突破临津江防线，率先从西线打开战役缺口。美军惊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后来，志愿军广泛推广了这一经验，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在持久的阵地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刚刚完成第一、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正向“三八线”附近转移。“联合国军”摸到了我军每次进攻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的规律，趁机向我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目的是要把我军反击到平壤附近地区。由于我军对敌人的反扑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够周密，造成了转移初期比较被动的局面。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首长彭德怀要求各部队采取坚决的行动，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志愿军19兵团的正面，是美军第1军的主力。该部敌军沿涟川向铁原方向攻击，企图将我军战线拦腰切断。敌兵力两倍于19兵团，补给充足。尤其是美骑兵第1师，是美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美国国内南北战争时期，号称没打过败仗，气焰十分嚣张。而19兵团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兵员减少，弹药奇缺，形势非常严峻。杨得志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涟川、铁原一线是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线，铁原又是我军囤积物资的主要供应站，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割裂我军东西线的联系，直接影响我全军的战场形势。

　　他立即按志愿军首长意图调整兵力，将部队成梯次部署，准备层层抗击，决心以最大牺牲来换取整个战线的稳定。他告诫部队：大部队的正面顽强阻击后边，是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便是这更大的战略性行动成功的关键。他甚至把兵团直属队都拿了上去，显示了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坚强决心。在他的指挥下，担任阻击的第63军打得很顽强，也打得异常艰苦。有的部队一天要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搏斗；一些团队伤亡很大，有的营、连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阵地失而复得，一天之内就有好几次反复。打到最后，某团二排只剩下八个人，仍然抗击着敌人两个营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19兵团与敌人寸土必争。铁、涟地区的阻击，整整进行了13个日日夜夜，粉碎了敌人把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的企图，为兄弟部队按彭总的部署进行战略调整，将整个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次战役，19兵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这不仅说明19兵团战士打得多么英勇，也深刻反映出杨得志为全局利益勇于牺牲局部的高尚胸怀。彭总视察19兵团的部队时，激动地说：“给你们补兵，给你们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

　　第五次战役后，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作战，不久，杨得志调志愿军司令部任职，协助彭总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役”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到1954年11月，杨得志又担任了志愿军司令员，肩负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光荣责任。

　　1955年后，杨得志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1980年3月至1987年11月任总参谋长的7年多里，“他致力于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与制定了我军军事战略方针和军队发展战略；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组织领导了华北军事大演习；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注重质量建设，组织指导部队顺利进行了百万裁军。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部队建设，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技术、红与专的辩证统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有力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1988年7月，杨得志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