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为什么能成为36位军事家之一，曾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誉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涌现出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众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然而，在星光璀璨的将帅中，被中央军委确定的、享有“军事家”称号的仅有36人（不含以后在讣告或悼词中被称为“军事家”的），其中在建国前牺牲的有11位，方志敏就是其一。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赣东北、闽浙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土地革命中后期任军团领导，经历革命战争的千锤百炼，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创建了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赣东北根据地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闽浙赣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方志敏是其主要创始人。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屠杀，全国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危难关头，方志敏坚信革命必胜，秘密潜回家乡领导武装起义，开始探寻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道路。他与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员一起，克服环境封闭、没有外援等困难，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创建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逐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方志敏等人开创的根据地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发展过程。其鼎盛时期，先后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大小共6 块苏区组成，包括赣、闽、浙、皖四省边界的50多个县，人口100余万，建立中共县级组织5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32个，正规红军两支（红11军和新红10军），另有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等地方武装，主力红军3万余人，地方武装6 万余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较早建立的六大根据地之一。赣东北根据地独特和富有成效的工农武装割据形式，曾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何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一书有这样一段精辟的阐述：闽浙赣根据地创建了在没有正规武装作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党的工作和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农民起义也能建立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在根据地的内部建设方面，无论是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文教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闽浙皖赣边界落后的农村，造成了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建成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方志敏自1929年10月开始担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以后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他的职务也不断变更，相继担任赣东北特区、赣东北省以及闽浙赣省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工作受到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中华苏维埃政府赞扬赣东北“在打击进攻苏区的敌人方面，在深入土地革命方面，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在白区工作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成绩”。毛泽东赞誉：“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方志敏红星勋章一枚，嘉奖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所立下的卓越功绩。1934 年1月，赣东北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称号。1935年12月共产国际把方志敏的名字与朱德、毛泽东并列称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

　　二、创建了工农武装，并创造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中旬，受到通缉的方志敏化装秘密回到家乡弋阳，决心“从下层群众做起”，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方志敏等领导年关暴动，几天之内，暴动范围纵横百余里，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六七万人，随即成立了农民革命团。方志敏后来回忆说：“横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峰，把这个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

　　农民革命团成立之初，虽然带有某些封建色彩，但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接着，方志敏等从农民革命团中挑选了一部分积极分子，成立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大约有几十条枪，并将农民革命团改称农民赤卫队，到1929年，游击队逐渐发展为正规的红军武装：“江西红军独立团”。1930年，独立团扩编为红10军，而后又组建了新红10军，于是赣东北根据地就有了两支地方主力红军。

　　赣东北原先并没有共产党的军队，方志敏等完全是白手起家，建立工农武装，然后循序渐进，将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这一点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主要依靠外来队伍是有所不同的。

　　方志敏等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组建主力红军的同时，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主力红军的扩大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动员农民直接参军，其二是抽调部分地方武装补充到主力红军中去。这种让地方武装经过武装斗争的锻炼再补充到主力红军的做法，对保持主力红军的战斗力有重大作用。

　　除了组建军队外，方志敏等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建红军医院，开办兵工厂等军事附属机构。

　　方志敏等还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在各级部队中设立政治机关，并配备政工人员，开始时都称党代表，后来连叫指导员，营叫教导员，团以上叫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重点在连队，主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比如，通过回忆对比，学文化、演戏、唱歌来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激发革命热情；通过“士兵运动”争取白军士兵投诚。对被俘虏的白军官兵，更有一套“愿者留，妥善安排；不愿者走，热烈欢送”的独特的政策。有的俘虏兵一次次回去，一次次回来，来来去去七八次，从敌人那里拖来七、八条枪。

　　需要指出的是，赣东北红军这套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在与其他根据地信息隔绝，并且没有一本中央出版的政治工作书籍的情况下，独立地创造出来的。

　　方志敏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1930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方志敏担任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独立团的战士大都来自农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自由散漫，纪律松懈；一部分从白军起义过来的士兵，有的当了干部，给部队带来了军阀作风。

　　为了把独立团建成精锐的队伍，方志敏用两个月的时间集中整训。他深入到战士之中，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回忆那段经历，他写道：我采取的工作方法，是自己亲自深入队伍中去检查，去讲话，去指导，去督促。发布一种工作的命令，我必要将这命令的意义和内容，向战士们解释清楚，使他们都懂得为什么要如此做以及怎样去做。对于战斗员的生活，极力改善，加以爱护，亲之爱之如家人兄弟一般。对于军纪，特别是作战的军纪，不论何人，都是严格执行，不稍宽贷，首先我自己就做到一个模范的遵守红军纪律的人。对于训练，主张认真切实，无论操场讲堂，不许丝毫敷衍。对于管理，主张严格，一举一动，都需照规定执行。经过整训，部队建立和完善了政治工作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士兵委员会组织，废除了打骂的恶习，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独立团变成整齐严肃的正规红军，战斗力也有所加强。

　　赣东北红军的纪律极其严明。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1930年，红军攻占景德镇，“纪律极好，公平买卖，没有扰民之事发生。那时，红军禁吸烟，几千人没有一个人吸纸烟，这不能不使镇上的人惊奇起来，为什么在乡村里能训练出这样的军队来。”

　　1934年2月，闽浙赣省委办的《突击》刊物上发表了方志敏关于《建设我们铁的红军》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红军建设的六大措施，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建军思想和建军经验，对当年红军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总结出一整套适合赣东北特点的战略战术。

　　土地革命时期，各个根据地都处于敌人不断的“围剿”之中，反“围剿”就成了武装斗争最主要的形式。在“围剿”与反“围剿”反复斗争中，赣东北根据地发明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

　　方志敏重视动员人民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根据地的老百姓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家家户户都参战，男女老幼齐上阵，送水送饭到阵地，运枪运弹到前线，打草鞋，做军衣，削竹钉，制炸药，造土雷，布下“竹钉阵”，摆开“地雷战”，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使进犯的敌军胆战心惊，丧魂落魄。据说，蒋介石在1930年3月他签署的《江西清乡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进入赣东北地区，“军队如入沙漠，无从栖身觅食”。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方志敏自豪地写道 ：“成千成万的群众，都跑向我们这边来了。从前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现在建立起组织来了；从前在豪绅地主欺骗压迫下反对革命的地方，现在都来拥护革命了；从前在九区周围有一条反革命的包围圈，现在是无形消灭了。”

　　在残酷的战争中，方志敏等逐渐把握了战争的规律，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合赣东北特点的战略战术，如“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

　　方志敏善于总结，1930年6月，他在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信江党和红军以及最近之局势》中写道：“红军作战战略，归纳起来可分下列几种：1、埋伏要道，截击匪军(即扎口子)。2、诱敌深入，埋伏截击。3、围魏救赵。如匪军向革命区域进攻，我们即进攻上饶城解围。4、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5、黑夜扰敌营。如敌人驻扎我们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派小部队去放枪扰乱，使其不得安眠，第二天如有可能就乘疲而攻之。6、截击匪军交通线与粮食。如匪军驻扎在革命区域，我们晚间即以一部队前往，截击其交通线及军粮的通道。7、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人对我们的分散与集中而言。

　　方志敏还总结了赣东北红军的优缺点。优点：勇敢冲锋，地形熟悉，有群众掩护。缺点：1、不能久战，一因子弹不足，二因久战难于支持。2、敌人如有坚固的工事，很难攻下，易受损失，如万年之役。（《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314页）

　　这些宝贵经验，既是过去斗争的总结，也为以后的军事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方志纯系方志敏烈士的堂弟，也是赣东北苏区主要领导人。他曾向毛泽东介绍过赣东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答道：“你们这些战略战术都很好，我们也有几句话，和你们讲的差不多。”毛泽东讲的“几句话”是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当然，毛泽东总结的更全面、更科学。

　　四、有勇有谋、机动灵活、指挥作战屡建功勋。

　　1929年5月，为了一举扑灭弋横这一小块革命根据地，广信、饶州十余县的豪绅地主组织联合“围剿”。他们认为山林是红军和革命群众的藏身之地，如果将树木砍光，红军和革命群众没有藏匿之所，就不难一网打尽。因此，敌人或威迫，或用钱收买组织了砍树队。

　　针对敌人的“砍树”运动，担任中共弋阳县委书记的方志敏决定以群众运动打破之。他制定实施这样的策略：一面派了很多人打入砍树队，从内部去活动，宣传工农不打工农，穷人不打穷人，启发他们的阶级同情；另一面宣传红军打仗十分厉害，如果进九区去砍树，一定要被打死，难得生还。

　　这个策略很奏效。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就击破了敌人的“砍树”运动。农民群众讥笑国民党的愚蠢，说：“砍树！饭桶子的计划!”

　　在土地革命时期，正确的军事路线是在同错误的路线反复斗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方志敏有极深的体会。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专门写了一节《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聂洪钧曾任红10军政治委员、军区政治委员，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军队能不能打仗，不仅要看战士的战斗情绪，而且还得要看指挥员的指挥才能、意志和决心。刘畴西、王如痴两人在军事上都很右倾。王如痴是红10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来的，新10军成立时，他当军长。当时，中央介绍王如痴富有游击战争经验，不想他来新10军后，几乎对每次战斗都是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似乎什么仗都不好打。方志敏同志为这事很恼火，省委曾数次开会反对王的右倾，最后只得打电报要求中央另派人来，结果来了个刘畴西。他在军事指挥上同样是一个迟疑犹豫的人。”

　　方志敏长期担任苏维埃主席职务，威信很高，对于军事斗争，他与邵式平的意见往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方志敏记录了与右倾保守主义作斗争的情况：红10军的领导同志确是对敌人的“围剿”，动摇恐慌，认为无力战胜敌人，因而想一跑了事！这明明显显是十足的逃跑主义，不克服这种逃跑主义，红10军是不能胜利的，赣东北苏区是不能巩固的。当时白军在苏区内横冲直闯，要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不是困难之事，可是10军领导同志对战术的运用上，也多是犹豫迟疑，不少缺点；大仗打不胜，不能打；小仗又不愿打，结果等于无仗可打。我们当时是认识了他们错误的危险性，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并用政府的命令，制止他们的逃跑思想。方志敏还深有体会的写道：我们得到一个宝贵的革命教训，就是在革命胜利发展，环境十分顺利的时候，最要防止胜利乐昏了头脑，而发生“左”倾盲目动，以及腐化享乐，不艰苦做工作；在敌人积极向我们压迫，环境险恶的时候，就最要防止右倾动摇，退却逃跑，投降主义与逃跑主义的危险。

　　这确实是不可等闲视之的经验之谈。

　　1931年3月，方志敏暂代红10军政治委员，指挥红10军“在贵、余三日三仗，三仗皆捷，将贵、余苏区巩固下来”。随后，红10军进入闽北，“打了十一仗，仗仗皆胜”。这次的胜利，打出了红10军的军威，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外发展的基础。

　　1932年9月，红10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方志敏再次担负指挥责任。红10军首先攻下赤石街、新村街两个市镇，消灭刘和鼎一个团的大部，缴获无线电机一架，这是红10军第一次缴到无线电台。随后进攻浦城，途经洋溪尾，消灭白军一个连，俘虏敌营长；接着，乘胜追击，占领浦城，又缴获无线电一架。方志敏两次直接指挥作战，时间虽然并不很长，却充分显示了军事才能。

　　五、用生命谱写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1934年11月，方志敏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任新组成的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北上皖浙赣边区，以调动敌人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皖浙赣地区已被敌重兵把守，形势极其危险。但是，方志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率部北上。由于战略指导的失误和作战指挥失当，红10军团陷入了敌军重兵包围。生死关头，方志敏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同7倍于己之敌苦战7昼夜后，于1935年1月27日不幸被俘。

　　在遭受囚禁的6个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自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狱中文稿，共16篇约14万字，用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展示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的革命意志。

　　在遗墨中，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1935年4月20日，方志敏写下《在狱致全体同志书》一文。该文是写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的公开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献。文中谈到军事问题，写道：关于红军工作，我觉得过去赣东北的党是注意不够。对于创造铁的红军任务的重要性，还有认识不够的地方。方志敏还提出如下建议：

　　一、以后要分配最好的力量去做红军工作；在国内战争中，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锻炼铁的红军，取得战争胜利！

　　二、对红军干部的培养，党要十分用力！

　　三、所有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紧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战略战术，同时要大胆的到前线领导战争，绝对不能让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军事的门外汉。

　　四、各地党部（只要领导红军的）都要设法购置或收缴无线电机，用极大力量打入敌人的机关中侦察消息，建立健全的谍报工作。

　　方志敏长期担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和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是经革命战争千锤百炼的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是深刻的，特别是关于红军工作的真知灼见，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极其珍贵。

　　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被杀害于南昌，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