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刊载外媒对周恩来逝世的报道
1955年3月，为解决《参考消息》难以负载译介大量国外新闻消息的问题，在周恩来亲自指示下，由新华社创办了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广泛摘录世界各地媒体报道的政治、经济新闻及对中国大事的反映，因其仅供相当级别的干部阅读，且收录内容较《参考消息》更为丰富详尽，遂俗称为“大参考”。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参考”由每天出三册改为上午版、下午版两册，刊物每天文字量在15万字至20万字。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自次日下午版起，到1月19日上午版，该刊在头题专栏连续集中摘编境外媒体对周恩来逝世反应的报道，既呈现了外界对中国重要事件的关注，也展现了周恩来的世界级影响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崇高敬意
1976年1月9日，法新社发出题为《巴黎报纸一瞥》的专电，开篇第一句即是“今天上午，每家报纸都赞扬周恩来”。其实不只是巴黎，从“大参考”的转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媒体普遍都对周恩来作出了正面的评价报道。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以头等重要消息进行了报道，许多电视台、电台都中断正常节目以报道他逝世的消息，几家著名大报用超过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反映周恩来卓越政治生涯的文章和照片。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在文章的小标题中有所体现，如《纽约时报》的“周被视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大国的努力中的杰出的组织者”，《华盛顿邮报》的“周恩来的灵活性使一场战争得以避免”，《洛杉矶时报》的“周这位独一无二的总理，是屹立在不断变动的潮流中的一块坚定不变的岩石”，等等。
法国群众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追悼周总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获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在声明中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这份声明通过美联社专电传遍世界，成为西方政界对周恩来政治生涯的权威注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官方声明中强调：“世界失去了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致力于他本国的利益，他深刻理解世界局势，他难能可贵地既有敏锐机智又有个人魅力。”基辛格认为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非常钦佩周恩来”。1月15日，基辛格来到中国驻美联络处吊唁，在追悼簿上写道：“周恩来总理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尊敬他，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和朋友。”
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谈判家，一位十分老练、智力过人和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法国前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说，“他以对问题和人物少见的了解，以工作和指挥的非凡的能力，以及以坚决、顽强精神对他作为最杰出成员的班子的政治前途所受任何考验的忠诚，对付了现代中国在它的内政外交史上有时是悲剧性的变化……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有时讥笑的态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
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评述：“周先生作为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中最杰出的。”西德《世界报》撰文指出：“凡同他会见过的人都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卓识的、超群的和令人神往的。周恩来的工作比他本人更突出，这一工作的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他的工作的总和就是中国的团结。”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发表谈话称：“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损失。”他主动提出亲自赴北京参加葬礼，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堪称罕见的政治姿态。日本时事社援引外务省情报称：“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研究参加葬礼的人选，大体都决定派总理级人物，我国已基本决定由三木首相参加。”1972年中日建交时担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评价：“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
埃及总统发言人巴希尔表示：“以尊敬和钦佩的心情永志不忘他在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在发展亚非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亚非各国人民从外国统治下取得解放所起的积极作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书面声明中称：“他一向发挥他的祖国的威力和道义权威来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对和平共处作出了根本的贡献，并为促进国际正义作出了贡献。”圭亚那总理伯纳姆在采访谈话中说：“他是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的死不仅是中国的一个损失，而且是人类所有进步力量的一个损失。”
周恩来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当时，正是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塔斯社最初仅报道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未加任何评论。日本共同社注意到塔斯社“异常迅速地报道了周逝世的消息。塔斯社的这则消息仅仅是在新华社报道了周逝世的消息两小时以后发出的”；英国路透社则注意到，自1961年中苏分裂以来，苏联方面认为周恩来是中国所能指望打交道的最合适的人，因此“苏联对中国发动的例行攻击通常都避免攻击周恩来本人”；美联社观察到苏联《真理报》仅在第五版上以四行字来刊登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这反映了中国人与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
香港《明报》社评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世界除了莫斯科和台北之外，所有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同声悼惜，并称赞他的品格和贡献”，而处于紧张敌对状态的国民党方面，“台北的发言人则说，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是政治制度而不是个人”，《明报》对此评论道：“即使是敌人，也不禁对他深有钦佩之情。”法新社从汉城发出专电，发现当时尚未与我国建交的韩国“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周总理的肖像，这个‘坚决’反共国家这样对待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还是罕见的”。
对重塑国际关系的高度评价
周恩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他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地发展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积极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率团代表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促成印度支那的停战，展现了新中国崭新的外交风范，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日本《产经新闻》回顾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的风采，引用西方记者的话说：“同莫洛托夫（苏联）、艾登（英国）、杜勒斯（美国）这三位外长相比，围住周总理的西方记者比谁都多。他那庄严的语调和有魅力的举止不能不吸引很多人。”还引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会议期间会晤周恩来后说的一句话：“会见周恩来总理以后，不得不痛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粗野。”
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积极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所普遍接受。泰国华文《中华日报》社论指出：“周恩来总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伟大政治家，也是世界杰出的外交家。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中，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世界大、中、小国家‘平等’地位的准绳。”在万隆会议后的20年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彻底改变了殖民时代的外交秩序。西德《世界报》报道称：“他的外交政策从最初年代起就强调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强调那些今天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三世界集团中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共同点。”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全体起立，为周总理逝世默哀。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发来的唁电中说：“全世界将由于在当前的重要时刻再也得不到他的智慧和政治家的才干的好处而蒙受损失”。他命令联合国总部院内的联合国旗帜降半旗致哀。《瑞典日报》援引了已故的瑞典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对周恩来的评价：他是“当代举世无双的最令人钦佩的政治家”。
美国长岛《新闻日报》详细追溯周恩来在中美关系缓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力量在于他注重实效。在使那个国家在一九六六——六九年期间遭到破坏的文化革命之后，促使中国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和同西方建立联系的是周。在一九七一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和三名美国记者访问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二年之后重开了中国的大门的是周。几个月之后在同亨利·基辛格举行的秘密会谈中谋求同美国和解的是周。而在次年作为主人招待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位美国总统的也是周。”当时国际舆论界盛传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美国《纽约时报》由此传闻出发，感叹：“如果当时正式握了那只手，哪怕只是握一下，美国的总统就可能提早许多年去北京了，东南亚的历史就可能大不相同。”
1969年到1975年间担任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说：“他是中国的伟大谈判家：同苏联对话，是他，同基辛格和尼克松进行谈判，是他，同西方和法国进行接触，仍然是他。”瑞典前驻华大使阿尔奈·比扬贝格在《瑞典日报》上撰文说，“周恩来的逝世，使我们当代失去了一位少有的真正的伟大政治家……他所管理的国家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个白手起家的发展中国家，他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为世界和平创造较好的前提。”路透社报道了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率员前往中国驻印大使馆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自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以来，印度的部长们还是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去”。
缅甸总统吴奈温在仰光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虽然短小却感情真挚的悼念文章《我所知道的周恩来总理》，“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在他同较小国家的关系中，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要是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中有更多的领导人像已故周恩来总理那样有同情与和解精神，世界该多好啊！”多哥新闻部长夸奥维·约翰逊也深情回忆：“我们忘不了对我们的接见，他在拥抱我们之后说：你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国越强就越想统治世界。弱者捍卫的是强者要嘲弄的正义。”
委内瑞拉委中友协举行周总理追悼会。
著有《周恩来传》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文章中说：“他的成就不仅仅在于领导中国，而且在于领导它从颓残走向生气勃勃，从混乱走向自尊的秩序，从在世界事务中处于的默默无闻的地位走向国际外交的前列。”日本《公明新闻》发表读者来信说，“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多半是把通过周总理所获得的印象重合在一起了。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扬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是伟大的。”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时报》以《世界失去了周》为题发表社论：“如果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地球已经变得不那么两极化了，如果说国际事务的解决现在已经不再常常是少数几个国家一说就算数了，如果说在世界议事场所强国的意愿甚至会遭到反对和被击败，如果说民族斗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外交上和军事上的胜利的话，这些有很多要归功于中国和在贯彻中国的政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那个人。”《赞比亚每日邮报》在社论中强调：“不是像某些国家今天在非洲所做的那样，他并不是为了收买我们而来援助我们的。他来援助我们只是由于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这是他应该做的。”喀麦隆电台在专题广播中说，“周恩来非常忠于从万隆开始的亚非团结精神。正是由于他，中国坚决地为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生动叙述周恩来的生平细节
许多境外媒体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到周恩来生平的很多生动细节，展示了这位伟人的特殊风采。德新社注意到，“他在自己的干部服胸前左边的口袋上面戴着金红的像章，上面写着毛的语录‘为人民服务’。事实上，周恩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活中是按照这一格言做的。”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在文章中提到周恩来曾回顾1927年上海起义，其谦逊负责的态度令记者印象极为深刻：“那次我负责领导武装暴动，但是我缺乏经验，也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力量关系。我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一个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过生产的经济过程，所以同工农群众没有什么接触。我是在国外投身革命事业的，那时只是从书本里得到很有限的革命知识。”《华盛顿邮报》在专稿中详细叙述了周恩来的生平，特别提到法国作家马尔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人类的命运》，这部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上海为创作背景，“这本书中有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写的周”，“把他在这个事件中的活动永志不朽了”。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记者朱树洪忆述了1938年在汉口一个国际学生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情形，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说他 “坦诚、庄严、热情和勤劳”，“他可以连续多小时演讲。在招待会上，他谈到八路军的力量，他们的全心全意和对抗日所获得的胜利。他甚至领导与会代表高呼共产党和红军的口号。这都表明他是深信自己的理想的人。八年后我在重庆见到他，仍是如此，他会把握机会向参加谈判的外交人员宣传共产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好处”。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爱德华·吴参与了抗战后国共和谈的报道工作，他在文章中记述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如何争取朋友”的实际表现，周恩来每次到马歇尔办公处时，“我记得很清楚，周先生到了大门口之后，不是直接去会议室，而必定是先向当时刚好在前院或者门厅里的既非谈判代表也非官员的人问好、握手……他的问候话很简短，但是握手却很有力。离开时，同样十分热情地同大家一一道别，从来不马虎到笼统地打个招呼了事”。
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陈放着的法国群众献给周总理的花圈。
法国记者罗曼斯基注意到周恩来在生病后，虽未停止工作，却很难再参加公开的活动，“人们很少几次看到周恩来在公共场合出现：特别是1974年7月31日在解放军的盛大宴会上，他突然出现，四千宾客显然自发地长时间鼓掌欢迎这位总理”。
日本评论家松冈洋子回忆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妇女代表团时，谈起日本拍摄的《军阀》等电影中多次出现日军杀害中国人的镜头，周恩来先是问：“你们知道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看这样的镜头的吗？”然后又接着反问：“你们以为我们是不进行抵抗就被杀的吗？”松冈洋子在文章中说：“仅仅这几句话，就具有让我动弹不得的分量。”
意大利安莎社报道了周恩来在北京开展外交活动的两个小场景：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参加某国使馆的宴会，“他手里拿着一杯茅台，从这一桌走到那一桌，像平常一样健谈，而那天晚上显得分外高兴。其他在场的中国人都多少有些矜持，可是他却没有向其他客人隐藏自己的感情。‘连我都没有想到’，他一面笑着，一面举杯向人敬酒”；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时，“他以一种举重若轻的闲雅风度接待他们。甚至当他听到尼克松在说叫他不高兴的话的时候，拿起牙签来剔牙的时候，他的这种风度也使旁观者为之倾倒”。安莎社引用与周恩来打过交道人士的评价说：“虽然他戴着天鹅绒的手套，但是却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而且对他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
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参加瑞士法语电视台节目中，在回答为什么周恩来在西方很知名和很有声望的问题时，她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因为他说真理，因为他是平静和合乎逻辑地说出真理，因为他有无限的耐心，因为他想以理服人，而且因为当他听到没有礼貌的话时他从来不生气。”长期报道中国事务的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在美国《前卫》周刊也撰文回忆，“当亨利·基辛格要我谈谈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我回答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我想，这是对他的品格的一个方面所作的恰当的概括。”
作为排球教练员曾四次访华，并训练了中国女子运动员的日本前参议院议员大松博文，回忆起周恩来亲自观看排球训练时：“我忽然注意到他穿的衣服的袖口，在破了的地方补着一块补丁。我会见过各式各样的重要人物，但从没见过一个穿这种衣服的人。我早就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严格、卓越兼备的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就再次使我感到，他是个比任何人都严于律己的人。”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各国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刊登有关消息、社论和文章。图为世界一部分报刊的版面情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担任总理，他的去世会对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外媒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纷纷对他去世后谁来接任的问题作出猜测，各国舆论一致认为会是邓小平。美联社在1月8日发出的电讯中说，“至于周的继承人，在中国领导阶层的人物中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邓小平。”路透社观察到周恩来病重期间，“他把他的工作交给了中国十二名副总理中资格最老的邓小平”，从而认为“邓往往被认为是接替他当总理的人”。日本时事社报道也说：“可靠的看法认为，邓小平副总理将晋升为总理。”法新社援引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他们普遍认为，周恩来的岗位将交给邓小平。”德新社用了一个极长的句子来描绘邓小平：“每一个姿势、每一个论点和每一项决定都表现出一个由于长期握有权力而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共产党官员所特有的自信心和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
“大参考”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集中转载的外媒相关报道共有343篇，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他对国际政治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周恩来总理的敬重与怀念，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国际舆论和中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年“大参考”摘编的这些报道，因其发行范围所限，在国内能够读到的人并不是很多。1978年，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之际，新华社将这批集中报道与后来陆续收集到的相关报道，经整理后编成了36万字的《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一书，面向全国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