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斯大林究竟算不算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
如今的舆论场与某些高居庙堂的学术圈里，将斯大林黑得一塌糊涂、贬入尘埃，似乎早已成了一种毫无政治风险且能彰显自身“理客中”的政治正确。
从赫鲁晓夫那份骇人听闻的《秘密报告》开始，这股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实质上早已成为了西方帝国主义与内部修正主义合流绞杀国际共运的一把尖刀。
那么，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历史拷问：斯大林，究竟算不算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答案是肯定的，绝对是算的。
但是，在将这顶厚重的桂冠戴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头上时，我们必须把“导师”这个词拆开来、放到冷峻的历史唯物主义显微镜下进行解剖——因为他做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未能完成的历史贡献，提供了一整套极为丰富的国家建设经验。
纵使其中有不少是带着血泪的经验教训，但对于后来者而言，这些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最宝贵的财富。
很多研究马列主义的同志常常会产生一个疑惑：“为什么在后世的理论研究和政治学习中，《斯大林选集》的引用率相较于马恩列毛要少得多？”
究其根源，这与《斯选》本身极为特殊的文本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翻开《斯大林选集》（上卷1901—1927，下卷1928—1952），在1979年版的编者说明里，有一句极其诚实的定调：
着重选的是“捍卫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和论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的论著。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捍卫”、“阐明”、“总结”、“论述”，而不是“创造”。
这四个动词，精准地勾勒出了斯大林理论工作的底色，也极大地弥补了其他几位无产阶级导师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留白。
细读《斯选》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和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措格的谈话》……
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这些文本中“场合感”极为密集。
它们绝大多数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家坐在静谧的书房里、对着浩瀚的历史文献苦思冥想出来的理论巨著，而是在无数具体的场景中形成的。斯大林站在渴望方向的学生面前，站在满身油污的工人面前，站在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面前，或者在收到一封基层来信后，针对现实问题当场给出的回答
它们有着明确的受众，有着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就是斯大林的第一重底色：他是一个在硝烟与机器轰鸣中布置具体任务的最高政委。
二
这就引出了斯大林同志一个其他导师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极其高效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
尽管从辩证法的深层维度来看，这种通俗化带有致命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点我们稍后按下再表）。
1938年的英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读者指南》中，在评价斯大林26岁时撰写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时，给出了这样的论断：
“这本小书是26岁的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领导党时写的……这本书的读者是普通的基层工人，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非常简单和通俗的阐述；它是如何将深奥的理论问题与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任务联系起来的典范。”
让我们剥开历史的滤镜，看看26岁的斯大林原文究竟是怎样的质感：
无产者日夜工作，而依旧贫穷。资本家不从事劳动，却总是富有。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无产者仿佛缺乏智慧，资本家别有天才，而是因为资本家夺去了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没有晦涩的剩余价值推导，没有复杂的资本循环公式，就是直截了当的阶级对立。
在畅想未来社会时，斯大林更是用一组极具画面感的排比，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说……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说……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
在论述最为深奥的国家消亡理论时，他直接引用恩格斯那句著名的“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紧接着用一句大白话一锤定音：
凡是没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
甚至在挖苦政治论敌时，他都不屑于使用繁复的哲学诡辩，而是直戳脊梁骨：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把这两种互相否定的专政混为一谈……他们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搏斗，而是像不朽的唐·吉诃德当时那样同风车搏斗……
这种简明扼要、直戳主干，或许缺乏思想家那般天马行空的灵气、却精准无比且极度高效的通俗文风，贯穿了斯大林一生的全部作品。
看一看《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目录编排：
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二、方法；三、理论；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农民问题；六、民族问题；七、战略和策略；八、党；九、工作作风。
再看《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头两节干脆直接采用教科书式的暴论：
“一、列宁主义的定义”；“二、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在《指南》中，斯大林关于“党”的论述被归纳为六项十分明确的法则：
（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二）有组织的支队；（三）最高形式；（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五）严格的团结和纪律；（六）清除机会主义者和叛徒。
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则被斯大林极限压缩成了一句能够刻在任何一块宣传碑上的标语：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下沉穿透力”？
你几乎可以闭上眼睛想象出这样的画面：在广袤苦寒的西伯利亚，或者在战火纷飞的斯大林格勒废墟里，一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最基层的布尔什维克政委，手里捏着这样一份目录，就能立刻转身去给工人和红军战士们布置工作、统一思想。
三
然而，历史的硬币永远有着残酷的反面。
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斯大林这种“编号体”、“公式化”文风的历史局限，就必须引入另一位更加伟大的导师——毛泽东。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点评堪称一针见血，直指灵魂。
1958年，毛主席在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开宗明义地给出了极高的肯定：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
甚至，毛主席连读书的方法都顺应了斯大林的“节奏”：“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
这就是斯大林那种“条目式文风”的强大渗透力。
但是，毛主席的批判接踵而至，而且刀刀见血：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他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
“之所以不对，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
这，就是两位伟人最深层的分野。
斯大林习惯于把庞杂、混沌、血肉模糊的复杂现实，一刀切成整整齐齐的条目，下完定义就立刻收住，这在动员和普及上开创了先河；
而毛主席要的，是“展开论述”，是“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
毛主席是要把中国大地上那些泥腿子造反、浴血奋战的具体经验，重新丢进辩证唯物主义的炼丹炉里再淬炼一遍。
正如他自己所言：
“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一个是产出了可以被直接执行的“目录”与“公式”；一个是产出了可以跨越时空、不断生长的“新论断”。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高效通俗化”，如果在执行层面失去了辩证法的制衡，就必然滑向可怕的深渊。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这种“公式化”的恶果有着极为沉痛的总结：
“例如斯大林曾经有过这样的公式：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曾经有一个时期（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
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就是把斯大林的“公式”当成了万应灵药，用行政权力和领袖威信将其强行灌输，彻底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
西方斯大林学界有一派学者（如弗兰尼茨基）的批评虽然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并非全无道理：
他们指责斯大林“始终具有常识的明确性，并严格地、刻板地把每一个问题都区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把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像用五年计划来安排某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时期那样”整齐划一的僵化图景。
这其实也就从反面解释了那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为什么斯大林的著作引用较少？”
因为他的东西太方便、太公式化、太像常识了！
好用到后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甚至都不需要专门去“引用”他。
当人们在背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使用苏联教科书、在遵循某种不言自明的“苏联模式”和组织纪律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在呼吸着斯大林思想的空气了。
当一种理论被压缩成国家机器的操作指南时，它的引用率自然会融化在庞大的行政与建设体系之中。
四
除了通俗化，斯大林还有另一项任何人（包括马恩列）都无法替代的历史贡献：
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真的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建立起来之后，面对前人从未遇到过的生死存亡之困境，又该如何求得生存与发展？
这不再是巴黎公社七十二天的短暂浪漫，而是要在几十年间维持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生存、建设与备战。
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中说过一句极其清醒透彻的话：
“社会主义可能建成和社会主义实际建成是大有差别的，决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现实混为一谈。”
为了在一两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了把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经济强行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以支撑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多年紧张的建设工作”。
他并不避讳犯错。
早在1921年的《前途》中，他就直言不讳：“我们在实行这些措施时，正如预料的那样，犯了很多错误，歪曲了它们的实质。”随后，他如法炮制地将粮食税、合作社、经济核算等补救措施一步步列出。
从十四大报告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苏维埃国营企业”阶级本质的清晰界定，到十七大上为“正确领导”下达的三条铁律（路线、检查、组织斗争），并最终浓缩为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组织工作决定一切。组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选拔人才和监督决策的执行。”
这类文字的价值，绝不在于文采飞扬的哲学论证，也不在于石破天惊的理论创新，而在于它是一份带有血污、汗水与机油味的“科学实验记录”。
这份记录里，既有在资本主义绞杀下强行突围的成功经验，也有让成千上万无辜者付出代价的惨痛教训。
而最能客观认领这份沉重遗产的，恰恰是吃过“照搬苏联”大亏的中国共产党人。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那段话，堪称是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最通透的经验总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请注意毛主席的用词：“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走过的弯路”。
斯大林的遗产本来就是带着历史的毛边与血槽的，不带这些毛边，也就不成其为真实的国家建设经验了。
脱离了当时苏联所面临的随时被帝国主义亡国灭种的极度危机，去空谈斯大林模式对农民的“剥削”、去空谈肃反的残酷，无异于资产阶级史学家吃饱了撑的之后的无病呻吟。
跋
关于对斯大林的“三七开”定性，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处于至暗时刻，所展现出的一种高贵而公正的政治品格。
还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定下了基调：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无专》那篇历史雄文中则更为深刻地指出，不论是他的正确还是错误，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三七开”，本质上是承认斯大林同志遗产中那些辉煌的成果与惨痛的教训，本就生长在同一套历史实践的根系上：
他那套高效、集权、统一的体制，能够奇迹般地动员起整个国家击碎纳粹法西斯的装甲洪流，但也同样容易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切得太齐、太硬，从而在肃反中扩大化、在农业上挖苦了农民、在党内违背了民主集中制。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斯大林算不算伟大的导师？
算。
但他不是坐在书斋里发现新大陆的理论向导，而是站在历史的暴风雨中，把一套既有的深邃原理暴力压缩成几百万基层干部当天就能照着去战斗、去流血的操作指南的实践领袖；
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究竟该如何在泥泞与封锁中被一砖一瓦建起来的逐月记录的最高统帅。
一个把理论向下压成常识和条目，一个把中国经验向上炼成新论断还要“抓主要矛盾”。
前者天然地被消化在体制的血脉里，甚至不需要再被挂在嘴边；而后者，则化作了永恒的灯塔，天然地被后人反复仰望与引用。
这，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