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并不如想象中简单，鲜血的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上个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中国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名词，也许非“国民革命”莫属。据考证，“国民革命”一词较早出现于1906年秋冬。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有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在这里，“国民革命”一词与“英雄革命”相对，指的是一国之人皆应有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责任，强调的是革命需要民众的力量和参与，孙中山这些同盟会领导人还没有把“国民革命”发展为一套系统的革命理论。

　　直到1922年，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在刚创办的《向导》上发表《造国论》，认为“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来证明的”，“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在这里，陈独秀给“国民革命”一词重新作了解释，在其中赋予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认识，让它有了一个新的政治内容。

　　这个词有多重要？它基本上规定了相当时间内早期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后来大量的共产党人和积极活动的工农革命分子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跟这个词关系颇深！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将“二大”确立的“民主革命”改称为“国民革命”，并且，在这个会议上还喊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的口号。改名的原因，陈独秀解释，鉴于“民主革命”偏于纯资产阶级，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中共三大把当时中国的革命命名为“国民革命”，从这时起，它也就被当作共产党凝聚党的意志、汇聚各方面的力量来发动中国革命的口号了。

　　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中华大地上还盘踞着许多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派系各自独霸一方，在他们的背后还隐隐约约地显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神州就是这样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工业资本主义极不发达，无产阶级力量还非常薄弱。

　　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起不来呢？原因很简单，市场原本就这么大，要是让中国民族资本企业起来了，西方列强的企业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去？列强绝不会容忍对手慢慢坐大，让自己等着打压的。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全盘性认识，中国被定义为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宰割和剥削中国，将其变为它们的原料、劳动力的来源地和供其掠夺的市场，受它们操控的封建军阀官僚则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发动战争大打出手，甚至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政治筹码；也正是这二者，将它们的利益加诸于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的苦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