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错了吗？不要过分抬高杜甫！
郭沫若曾在60年代研究李白和杜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书《李白和杜甫》，却被如今的很多人恶语相向，骂他是“无耻文人”、“文化流氓”、“马屁精”、“变色龙”，言辞之中充满了轻薄、鄙夷的语气。
对于《李白和杜甫》一书，这些人认为郭沫若用“阶ji”分析法去框古人，属于无稽之谈。其实，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反对用“阶ji”分析法去框今人呢？这些人无法剥除阶·级在世间深深的烙印，却要剥夺这种分析方法武器，是当得起“流氓”“无耻”的桂冠的！
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中，郭沫若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扎实的文学研究道路，那就是认真的考察诗人身世、际遇、财产、婚姻、仕途、重大变故的状况，结合古人思想追求，来研究和理解诗人和诗歌。这一点难道不是一大创举吗？难道不是消除封建思想余毒，推进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大进步吗？
比如郭老研究李白，郭老举证了李白，是一个富而不贵的人，家有巨资，且有亲哥在九江做生意，有亲弟弟在三峡作生意，否则李白怎么可能无所事事，自25多岁出川，直到62岁，云游37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奢靡的花费从何而来？
李白的家世，富而不贵，家财虽多，却不是显族，故而使李白具有了双重人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它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
公平的说来，李白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还算是比较有节慨的。他比较能和民众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层也还较有所选择。他能藐视权贵倒是事实。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所信任的宦官头子，已经做到了“将军”，太子“兄”事之，诸王公主等称之为“翁”，而李白却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又例如，炙手可热的右相李林甫，他在文字上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从这些事例看来，李白的为人还能洁身自好，虽然他也有十分庸俗的一面。
令郭老印象深刻的是李白的认真！他读书认真，铁杵磨针的故事可证；作文认真，他对少年时所作的《大鹏赋》，“悔其少作，……中年弃之”可证。交朋友认真,《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述葬友人吴指南事可证。学剑认真，为了学剑，而举家移居东鲁；学道认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他对于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诗文常有提及，对他的子女更是十分的爱护。
而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迂腐而不可实现，几次出世，皆不得意，为什么?《李白和杜甫》一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考察，写的同样很精彩，这里不做赘述。
而杜甫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郭沫若是有些看不起，至少认为“现实主义”“人民诗人”的头衔，杜甫当不起。
在郭沫若看来，奉杜甫为诗圣，这是一年多年来的“成见”，实际上并非如此。
杜甫在诗歌之中爱哭穷，爱诉述自己的贫困，但是往往夸大，和实际情况核对下来，有很大的悬殊。例如在他48岁时，写下《同谷七歌》中说自己“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把自己些的就像在山谷里过野人生活一样。
然而，杜甫48岁这一年就履行了四次，春末从洛阳回华州，秋天由华州去秦州，初冬从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去成都。在同谷一共待了一个月，就说一年四季在山谷里挨饿，把自己的贫困夸大的太不着边际了。
能经常作这样旅行的，能是普通老百姓吗？当然不是。杜甫在洛阳、在长安、在重庆、在成都都曾有相当的家产。比如在夔州他主管的土地达一万亩以上，他在一次馈赠中，就送给了朋友果园四十亩；在成都草堂杜甫不论其他，光是竹林就有百亩以上......
杜甫的生活，并非我们长期塑造的孤苦形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地主生活，相比于普通老百姓，只可以用“优渥”来形容。
纵览杜甫一生，年少时，在偃师县由陆浑山庄，在长安杜曲有大片桑麻田，中年在成都有草堂，在夔州有果园，这些杜甫并不隐晦，在诗歌中都有所表现。然而，却有不少“研究家”们要为杜甫隐晦，有意无意的是“诗圣”或“人民诗人”的观念在作怪！
而杜甫的诗歌，真的符合“人民诗人”这一头衔吗？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诗中做了大量的论证说明了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尽管有不少描写现实和矛盾的，但是结论中又主要是为统治者隐过，把横征暴敛、种种吃人行为，归罪在统治底层的奸猾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
杜甫甚至歌颂过好几个镇压农命起·义的权贵，在这一点上，杜甫远不如李白。
因而，过分夸大《三吏》《三别》的人民性，把杜甫作为人民诗人的标杆，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杜甫真是“超越了自己的jie级”，杜甫不仅不能成为千百年来封建官方所承认的“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名都早已消声觅迹，或者遭受了一千多年“乱臣贼子”的骂名了。
郭沫若是反对过分抬高杜甫的，杜甫关心老百姓，既不如同时代同时代投笔从戎，投身农民反抗运·动的苏涣，（苏涣在封建历史中被描写为乱臣贼子），更不如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千千万万的革·命者。
就拿郭沫若本身来说，那也是铁骨铮铮，北伐时期就投笔从戎，四一二最黑暗的时刻发表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反蒋；他参加武昌起义，而后在蒋光头通缉下离国；1937年在祖国最危难的关头，重新回国，始终战斗在文化战线上，创办《救亡日报》、创作《屈原》、《南冠草》......,以笔为刀，同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内的卖国走狗们，不分日夜的厮杀。
仅就郭沫若的生平来说，也可以甩安史之乱中只知避难远遁，还要为“贵人”说好话的杜甫几条街！
这里，我只说了郭沫若《李白和杜甫》的其中的一个结论，书中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就连积极反对郭沫若的人，都不得不对郭老的学术表示敬佩“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做学问的人，很严谨很广博，每有论述，必引出处。绝不信口雌黄”！
可以看一下本书的目录，你便可以知道郭沫若研究方向的扎实！
滑稽的是，在今天，大众视野中的郭沫若俨然变成了一个小丑，这无疑是四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四十年来，对郭沫若的攻击和诽谤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郭沫若是一个革·命家、文学家、史学家，一代大文豪。但是当代人却把他否定掉了。
如何可见郭沫若大学问家水准？莫过于看一看他的作品！
而在如何认识李白和杜甫，如何认识世人对杜甫的千年误解？谁人能有如此的深刻和说服力，仍旧是非郭沫若莫属！
通过读此书，一些深受时代影响的年轻人评论说：“读了这本书，使我对郭沫若肃然起敬。抛开文中政治上的倾向，郭沫若是真的文才澎湃，聪明过人。作书时年过八十，依然写得如此富有生命力，实在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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