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父辈足迹重走长征路，自驾行46天全纪录第20天

　　2015年10月1日第20天 参观安顺场纪念馆~泸定县泸定桥

　　昨晚一夜大雨下个不停，到今天早上雨仍在下着，但今天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们在追随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道路上度过了自驾的第20天，不禁浮想联翩：一是感到格外幸福，当年如果没有红军将士们创造的这历史奇迹，也不会有人民共和国的今天，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行程；二是感到格外自豪，我们在“沿着父辈的足迹自驾长征路”的路途上纪念和庆祝国庆66周年，让大家都有一种特别意义上的联想和感受。所以今天早上尽管下着雨，天气状况并不理想，但家人们一起床后都表现得很兴奋，早早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中央红军的长征史上，大渡河的抢占安顺场和飞夺泸定桥是两场重头戏，历来为世人所称道，而我们今天的自驾行程就是先再去安顺场，然后沿红一师（右路军）的行进路线，沿大渡河东岸直奔泸定县泸定桥。

　　当年红军一师一团从安顺场抢渡成功后，夺得了三只小船，但由于5月水急浪高，无法架设浮桥，红军主力三万余人马已先后到达安顺场渡口边，仅凭三条小船，要把红军三万余人马、枪炮、辎重全部运过河去，最快也得近一个月，而国民党军队的追兵距安顺场只有3~4天的路程，如红军不能迅速渡过河去，那历史上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悲剧就真可能再次重演，唯一的出路就是夺取在安顺场上游三百多公里泸定桥！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命令由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时任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约8000余人，全部轻装，先行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沿东岸向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进，打垮增援泸定桥的川军，伺机夺取泸定桥，一师二团为先头团（团长龙振文，政委邓华）；中革军委同时命令，红军中央纵队及一、三、五、九军团作为左路军，沿大渡河西岸立刻向泸定桥前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后军史更正为“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为先头团。两路齐头并进，东西夹击攻取泸定桥。

　　之所以用这么长的文字来叙述红军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情况，是因为红军渡湘江时损失很大，战斗部队减员很多，因此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父亲从红一师供给部机关充实到一师二团通讯排工作，参与了右路军战斗的全过程。父亲曾在1982年4月19日撰写过一篇回忆录《抢占泸定桥的右路军》，回忆当年他所在的红一师随右路军行动的情况。1982年8月1日他又在所在部队机关纪念“八一”建军五十五周年大会上作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报告时，再次提及了长征途中他所在的红一师作为右路军抢占泸定桥的一些往事。

　　忆古追今，当我们今天重新又走在父辈们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征途上时，我们情不自禁地对红军父辈们英勇的战斗经历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父亲这篇回忆录，以及光荣传统报告的有关章节，我们将作为附录，放在本文的最后作为今日行程的参考资料。

　　因为我们昨天已去过一次安顺场，所以今天从石棉县出发再去安顺场，那已是轻车熟路，半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安顺场红军抢渡大渡河旧址地。幸运的是，到达安顺场时，雨也基本上停了。纪念馆也大开馆门并播放LED字幕，喜迎国庆假期第一批前来参观的游客。我们今天到安顺场，主要为的是参观红军抢渡大渡河纪念馆。一般来说，纪念馆藏的各种资料，如历史图片、历史实物（或仿真物品）、文字、以及事件介绍等，相对都比较全面丰富，往往可以从中获得我们平时不易了解到的许多珍贵史料。昨天因为我们到得晚，纪念馆已经关门，大老远跑到这，不看一下这个纪念馆，那真是太遗憾！

　　纪念馆除了展出以红军强渡大渡河为主题内容外，还有简略介绍红军整个长征过程的资料，自驾途中我们之前参观的展馆也有类似做法，一是可以让游客在具体了解某一节点的情况外，还可以对整个长征的来笼去脉有个大致的了解，因为许多游客并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的走到，只能是就近参观一个节点，因此，适当在这个节点上再做一点全面介绍，有利于游客由点到面粗略地了解长征的全貌；二是可以丰富馆藏的内容，增加馆藏的知识面，扩大展馆的影响。

　　当然对我们来说，重点还是关注当年父亲在安顺场这一段经历的详细过程，这毕竟是我们的感情的追求和寄托。

　　对于‘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由于历史久远，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对个别问题，一直还存在不同说法。例如，对于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有的史书说是十七勇士，也有的说是十八勇士，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这第十八勇士又是谁？

　　从我们从儿时最初接触到的传统教育说法，是十七勇士。但此次出行之前，我们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看到时任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有一个说法，他认为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应该为十八勇士，这第十八位勇士就是时任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据杨得志同志回忆，当时情况大致是这样：1935年5月24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师红一团经过120里强行军，赶到安顺场附近，当晚红一团一营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率领下，袭击并占领了安顺场渡口，并夺得了唯一一只小船（其余船只均被敌人拖到了河对岸）。

　　5月25日上午，由孙继先同志在一营二连挑选了会水性的十七名指战员组成“强渡大渡河奋勇队”（也叫“突击队”），由于缴获的船只很小，一次最多只能乘坐9人，加上船工共10人，因此突击队只能分两批乘船强渡。

　　第一船9人：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突击队队长），三班班长刘长发、三班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

　　第二船9人，一营营长孙继先、二排排长罗会明、四班班长郭世苍、四班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第一船勇士强行登陆后，占领了滩头阵地，随后孙继先营长带领的第二船的9位勇士很快赶到，会同第一船登岸的二连长熊尚发等9位勇士们，合力打垮了对岸渡口敌人的反扑，并扩大战果击溃了附近安靖坝敌人守军1个营，牢牢控制住了对岸渡口，为后续部队渡河打通了前进的道路。

　　因为孙继先同志是营长，是战斗的组织者，所以以往在叙述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时只提到了参加“奋勇队”的连以下指战员十七人，而没有把孙继先同志算在内，孙继先同志自己也从不提此事。革命胜利后，组织撰写革命回忆录时，有同志提出，孙营长也是登上两船的勇士之一，应该加上去为十八勇士。杨得志同志也赞同这一提法。因此后期的文章多叙述为十八勇士。但以前的十七勇士的提法也已形成固定说法，仍在许多纪念馆和文章中使用，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提法。

　　我们认为，孙继先同志组织带领第二船9人强渡并参加了战斗，他既是战斗的组织者，同时又是战斗的参与者，作为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英雄十八人，他应是当之无愧的。杨得志同志“十八勇士”的提法比较准确与合乎实际。因此，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的文字介绍中，使用了“十八勇士”的提法。

　　历史，将永远铭记住这十八位勇士的名字！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而负责摆渡的船工们，他们是：

　　帅士高、王有能、简成容、郑本源等，他们为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做出了贡献。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革命胜利后，有文字记录能查到仍健在的有孙继先同志（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逝世）；朱祥云同志（具体情况无详细资料，只有资料提到，朱祥云病逝于济南，两儿一女现生活在山东莱芜牛泉镇三官庙村）。

　　另有史料载，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队长，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同志与部分战斗骨干于1941年奉命由平西（原北平~现北京以西）开赴平北地区，参加了以大海陀山（河北张家口附近）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2年熊尚林调至龙（关）崇（礼）联合县大队，任第一中队长，负责开辟东至张家口口里东窑子、大境门，北至崇礼县西沟、驿马图、石窑子一带根据地。1942年6月18日端午节，熊尚林从大境门外转移到崇礼县时，在一个姜姓单身农民家里不幸遇难。

　　参观完纪念馆，大约是上午近11：00左右，我们就要离开安顺场向泸定桥方向前进了，大家还在一步三回头地想再多看一眼安顺场和大渡河，很有点留恋和依依不舍。我们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大家一起来到川西北大渡河，也真是不太容易，盼望了一辈子，若不是有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个契机自驾长征路，我们也真不知道何时才有机会共同出行来到这儿。

　　从安顺场去泸定县，按原先我们出行前做的路书，应该是要从原路先返回石棉县城，跨到大渡河的东岸（即红军右路军的行军路线），再上211省道和108国道往泸定县城去，大约140公里路程，这也是当地大多数人走的路线，从网上查阅也是推荐这条路线。但我们在出发前，还是询问了一下安顺场的当地老乡，他们告诉说，从安顺场顺着左岸走无名县道去泸定也还是可以的，大部分路况目前还不错，个别地方可能有一些小坑小窪，而且从这条路走比返回石棉县城再去泸定县，路程要近得多，大约只有100公里左右。

　　我们在前面的行程中，已饱受一些县道颠簸之苦，家人们对走不熟悉和没有把握的路都还是有些犹豫，怕又撞上不堪的路段。经再三讨论，决定还是不走回头路，因为那样要多走40多公里重复路，有点冤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还是冒一下险，按当地人的指点，从安顺场大渡河的西岸，沿着当年红军左路军的行军路线直奔泸定县城。一旦上了路，也就不想那些个顾虑，那也就一条路走到黑啦！

　　不过河西的路况倒确实像当地老乡说的那样，也还算是可以的，至少大部分都是柏油路面，尽管有不少破损之处，但比我们此前走过的一些烂路还是要好很多。这条路路面比较窄，而且初上路一段经过的小村庄也比较多，好在国家搞村村通道路工程，凡进到有村子的路都还是让我们不那么提心吊胆。行十多公里，但见大渡河对岸下面建有行洪导流的洞道，不知从哪引过来的水，从行洪洞口中喷涌而出汇入大渡河，激起滔滔浪雾，颇有点巍巍壮观的气势，附近建了一座水库大坝，应该是一个水电站，路边有坝区的办公楼，院内还有一个可以打篮球和羽毛球的场地，因赶上十一国庆放假，院区内的人并不多。细看铁门前的地名，这应该是“龙头石”水电站或“龙头石”库区吧？

　　一路继续往上走，但见大渡河对岸（东岸）的211省道上大堵车，一眼望不到头的私家车辆排成了长队等待通行，而且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说明对面方向的车根本过不来，肯定在前面哪里被卡住了。今天是国庆节七天长假的第一天，又赶上七天高速免费通行，憋了一年的人们或都倾巢出动溜出来“放风”。我们若是在安顺场走回头路绕石棉再上211省道，不但费时费力，那岸对面的堵车大军里“骂骂咧咧一族”肯定也少不了我们了！我们对自己路况的担忧竟变成了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大家开始为我们的选择而庆幸和兴高采烈！

　　大渡河东岸的小村庄挺多，一路上经过了多少小村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到达新民藏族彝族乡与挖角彝族藏族乡的岔路口时停下来照了张像，因为挖角这个地名在父亲写的关于抢占大渡河泸定桥的有关文稿中多次出现，也是当年父亲所在的红一师从东岸抢占泸定桥的必经之地，所以我们格外留意。

　　新民乡在大渡河西，挖角乡在大渡河东，两乡隔大渡河相邻。如今在两乡之间的大渡河上新架起了一座大渡河大桥，极大地方便了河两岸老百姓的往来。

　　这一段路有两个地方需要提到：

　　一是泸定县磨西镇。磨西镇距泸定县52公里。1935年5月29日傍晚，当红军中央纵队随左路军行进到磨西镇宿营时，得知红军先头部队已攻占泸定桥，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此召开了一个小时的磨西会议。会议决定：1、红军不去西康，而走泸定桥北上（因为开始不能确定能否夺下泸定桥，中央做了两手准备，万一夺不下泸定桥左右两军无法会合时，左路军直接去西康，而右路军则先去川西另辟局面，待机会合）；2、确定过泸定桥的顺序，先过人，再过马；3、过泸定桥后，拟派陈云同志回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并择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情况。

　　二是泸定县海螺沟。海螺沟是川西著名的风景区，在此处游览有三大宝：贡嘠雪山、海螺沟冰川、海螺沟温泉。一般游览要2~3天，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我们的行程很紧张，当天傍晚前要赶到泸定县城去，此次自驾长征路，沿途风景点不是我们的主要取向。另外去磨西不顺路，路况也不明，磨西会议只是红军长征期间中央召开的一个比较普通的会议，因此也就此略过。

　　我们从新民镇通过大渡河大桥进入挖角镇后，就并入了河东的211省道，已错过了那段大堵车的地段，211省道这一段比较平坦，路面也较好，接下来的几十公里行程就一路顺当了。当接近泸定县时，有一个地名叫做冷碛，冷碛镇距泸定县城仅有十几公里，当年东岸右路军在冷碛打垮川军刘文辉部的最后一道阻拦后，加速直扑泸定县城。与些同时，西岸红四团也对泸定桥发起了进攻。泸定桥和泸定县城守军（县城就在桥边）在红军两面夹击下，惊慌失措，慌忙放火烧桥弃城逃跑，红四团二十二勇士从铁索桥上冲过大火，一举攻占了泸定桥。

　　父亲在回忆此战时，也数次提到过大渡河边冷碛这个地名，所以我们路过冷碛时，特地停车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地方，冷碛现位于211省道的一个上坡处，原先是一座不太高的小山，开通公路时将这座小山劈开，公路从镇中穿过，冷碛镇被路分成两半，依路而建。可惜当时拍的许多照片后被误删，想尽办法也无法恢复，所以从图片上就无法直观地反映了。

　　我们大约在下午3：30左右到了泸定县城，100多公里路上走了4个半小时（含停留和拍照时间在内）。因今天是国庆节，到泸定县来旅游的人熙熙攘攘，大家都是慕泸定桥的名而来。泸定县城就在泸定桥边，就隔了一条街。因这座县城周边都是大山，没有拓展空间，只能沿河边建设，而且县城占地范围也很小，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所以后来有些关注泸定桥战斗的人就右路军先头部队（红一师二团一部和赶上来的三团一部）攻打泸定县城时有没有到达大渡河泸定桥边一事大争论一番，其实只要到现场一看，一切都自明了。

　　我们越往西走，天黑得越迟，因此当我们下午3：30到达泸定桥时，其实只相当于南方时间中午一、两点，我们没有先去找宾馆，而是直奔泸定桥！

　　泸定桥，在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个名字是再熟悉不过了，1957年出版的大型回忆录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小学四年级课文《飞夺泸定桥》、1959年上演的电影《万水千山》、1964年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长征》以及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老红军回忆录中都重现了这段令人震撼的历史过程，我们也无数次从父辈们口中听说过这段故事。红四团冒雨一夜行军二百四十华里，二十二勇士攀爬铁索强攻泸定桥的情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这种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和鼓舞了我们那整整一代人。今天2015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们有幸能亲身来到泸定桥边瞻仰这座向往已久充满传奇色彩的父辈们跨过的“红色”的铁索桥，激动、兴奋、新奇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国庆节的泸定桥游人如织，为避免交通堵塞，泸定县的交警们都在桥边指挥过往车辆，而且不准在桥头停车。交警们为了保证节日安全，放弃了休息及与家人团聚而辛勤地工作，家人们都说，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泸定桥全长101.67米，桥宽3米，桥身由十三根铁链固定于大渡河的两岸。左右各两根为扶手，底下九根为桥身，上面铺有条形木板。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去时，看到桥身上铺的木板还是比较新的，看样子是刚更换过不久。去参观泸定桥要凭身份证购票，每票10元。一般游客都是从桥东入口上桥，因为桥东是泸定县的县城所在，而桥西的位置空间很狭窄，过了桥就是一个陡石梯，爬上去是一个三层楼高的藏式小庙叫噶达庙，在这座庙里可以隔河俯瞰东岸的桥头堡，当年红军左路军先头团红四团从西岸向泸定桥攻击时就是在这里架设了炮兵阵地和机枪阵地，对东岸有明显的高度差优势。

　　当年红军攀铁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国人都非常熟悉，在这里我们就不用再细说了。

　　我们来到泸定桥的最大愿望，就是踏上闻名于世的泸定铁索桥好好地走上一走，感受当年红军夺桥的艰辛和夺桥后的喜悦，感受脚下大渡河的湍急浪高。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桥头边，从东岸桥头堡向桥面上一眼望去，我的天哪，这百多米的桥面仿佛是那样的近，桥上的人尽在眼底，若从这架上一挺机枪…，不，只要有两杆步枪，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谁能过得来！我们试想，当年红军二十二人的夺桥突击队爬上光溜溜的铁索时，近距离面对着对岸桥头堡里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凭着超人的意志和胆魄，硬是突破了这道天险，那该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这是我们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长久了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此刻你不能不敬佩当年红军战士们那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红军战士们真是太伟大了！

　　初次踏上泸定铁索桥，因为桥上人多，桥悬在空中左摇右摆，晃荡得挺厉害，让人站不稳，一下子还把握不好重心，不由自主地就会去抓桥边的铁索扶手。隔着木板的空隙向桥下一看，滔滔湍急的大渡河水让人眼花眩晕，但见个把有恐高症的女士就扶着铁索扶手进退不得，一步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其实只要走过一次，再往回走时，就比较自如了。难得来一次啊，我们一口气在泸定桥上连着走了三个来回方罢！

　　参观完泸定桥之后，我们原计划当天还要去参观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和纪念碑，但时间已近黄昏，我们只能安排明天上午再去，然后明天下午就要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从泸定县向天全方向继续前行了。

　　刚返回到泸定桥东头，却看见我们在进泸定县城的路上路遇的骑摩托车远行者～“草原孤狼”。我们赶紧上前去跟他打招呼，把我们路遇的照片给他看，他笑了起来。我们问起他的情况，他说，他是内蒙人，名叫乌里吉巴特，原部队是洛阳守备三师的，参加过老山战斗。他们有一个内蒙参战老兵们组成的摩托骑行队叫“草原孤狼”，这次他们相约一块出来，他先到的泸定桥，其他战友随后也马上要来。此行后，他们还准备一起去云南给已牺牲的战友们扫墓。我们对他们的壮举很是崇敬，与他合影并拍了录像，还彼此加了微信，为的是想了解这些参战的老兵们此后这一段有意义的行程，随后彼此祝福告别。

　　泸定桥边有小商贩趁节假日在卖核桃，家人看看核桃还不错，大家不免上前七嘴八舌讨价还价挑拣一番买回些方罢。

　　当晚我们就住在泸定县金茂元商务酒店，这酒店附近有个地下停车库，我们出来这许多天，车子都是露天停放，今天还是第一次停在车库里。今天是国庆节，商务酒店的价格也与在石棉县一样，涨了一倍，140元的标间涨到300元（卫生间里还是蹲式抽水马桶）估计国庆这七天的行程里，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附一：父亲回忆录

　　《抢占泸定桥的右路军》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红军先头部队一师一团于五月二十四日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并夺得敌一只小木船。

　　二十五日，红一师一团由十七名勇士组织的渡河突击队，靠这条小木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河对岸的阵地。随后又在河对岸找到两只小船，一共三只小船。红军渡河每次只能渡一个排，来回一次需耗时四十多分钟，全军数万人如果仅靠这三只小船要在安顺场全部渡过大渡河要近一个月。大渡河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并且前有川军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赶，倘若红军在安顺场停留耽搁，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的覆辙。

　　为了粉碎蒋介石妄想在大渡河消灭红军的企图，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军，在安顺场渡河后沿河东岸北进，红二师及其他红军主力为左路军，沿河西岸北进，左右两路沿大渡河夹河并行而上，抢占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

　　自遵义会议后，为了充实一线作战部队，我已由一师供给部军实科调一师二团通讯排工作。

　　右路军由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全部轻装，仅携带枪支弹药，于二十七日从安顺场渡河，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日夜抢渡，二十八日，一师和干部团全部渡过了大渡河，留下行李、包袱、伙食担子和骡马等都交给西岸后勤部队处理。

　　部队过河后，立即沿着河东岸向北日夜急进，约走了三十里到小坝场，刘、聂首长边行军边找师、团首长布置部队过河后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一是急行军抢占泸定桥，如遇小股敌人时尽快给予消灭，如遇大股敌人阻击，千万不能恋战，仅以少数部队牵制，大部队绕道赶路，不到迫不得已不与敌人作战。要明确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赶路夺桥，而不是消灭敌人；二是各级指挥员要靠前指挥，随时掌握了解敌情，果断处置各种情况；三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五月三十日凌晨之前赶到泸定桥，路程有三百二十多里，要动员部队克服一切困难，保证按时到达泸定桥；四是要与在河西岸的前进的红二师开展行军比赛，看谁走得快，看谁先到泸定桥；五是要各团组织人员在沿途就地解决吃饭问题，以保持部队的体力和行军速度。刘、聂首长要求将这些指示迅速传达到右路军的每一个战士。

　　各级领导接受首长指示后，一边走一边向全体干部战士传达的首长指示，并提出了要同敌人抢时间，要向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学习…。各班排之间还提出了“看谁不掉队，看谁不叫苦，到泸定桥后点人数”的口号。部队虽然一天没有吃上饭，但情绪还是非常高，行军速度每小时都在十二华里以上。

　　但从我们当时来说，确实已经感到疲惫不堪，自我们从冕宁出发以来，已经连续几天急行军赶路，每天行军路程都在九十里以上，部队在行军中既没有好好地吃一顿饭，更没有时间很好地休息，部队赶到安顺场后，更是紧张忙于渡河，过了河后马上又是日夜急行军。但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中却没有人讲怪话，也没有什么埋怨情绪，展现了红军干部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刘、聂首长骑的马也都留在了大渡河西岸，他们同大家一样全程步行，爬山涉水。我那时看到刘、聂首长手上拿着拐棍，一会儿跑到部队前面去了解情况，一会儿停下来站在路旁观察部队的行军情况，有时又同大家在一起行走，还不时询问大家吃饭和走路有什么问题，并鼓励大家说：“莫要掉队，赶到泸定桥就是胜利！”。

　　刘、聂首长比我们年纪大，过了河后同我们一样，一天来也是粒米未进，他们还要操劳全军的大事，又没有马骑，还要前后来回地跑，一路上他们要比我们多跑了许多路，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到首长们这种革命精神，深深鼓舞和教育了我们，大家即使有疲劳和饥饿也感觉不到了，人人自觉地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只是一股劲地向泸定桥急进。

　　当我们右路军行进到离泸定县城南不远的竹林坪地区时，突然遭遇川军刘文辉两个旅的阻挡。刘、聂首长当机立断，命令一师用一个团缠住敌人，其余部队绕道继续北进。哪知刘文辉的这两旅川军是“草包豆腐军”，经我军一发起攻击，敌就顶不住溃不成军了，仅打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敌人打垮了，还捉了几百个俘虏，缴获了许多枪弹。我们打垮了阻击的敌人后，为了抢回被耽误的时间，部队又加快了行军脚步向沪定桥赶去。

　　到五月二十九日傍晚，我们终于赶到了泸定桥，两天急行军三百二十里，平均每天走了一百六十里，一路上还与敌人打了几仗。此时，我左路军二师四团已于当日下午攻占了泸定桥。

　　部队一路上赶路、作战，感到极为疲劳，我们到达泸定城后，饭也不想吃，大家一倒下就睡着了。上级命令我们一师在泸定县担任警戒，同时部队进行休整，这时后勤单位才将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各自归队。

　　我们在泸定县只休息了半天时间，就又向天全、卢山方向前进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写于福州仓前山

　　附二：父亲作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报告（摘要）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在长征途中，我所在的红一师作为右路军抢占泸定桥的一些往事，在这里顺便也给大家讲一讲。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师杨得志团长率一团于1935年5月25日突袭占领安顺场渡口后，夺得了三只小船。根据上级命令，一师全部轻装（不带马匹和行李），经过两天两夜，全部渡过了大渡河，并作为抢占泸定桥的右路军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前进。中央为了加强对抢夺泸定桥的右路军红一师的指挥，特派军委刘伯承参谋长和红一军团聂荣臻政委二位首长随我们一师一起行动。

　　出发前，聂荣臻政委给我们做了政治动员，我记得内容大意是：（1）敌人就跟在我们后面，敌人想把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这是敌人在做梦；（2）红一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我们已渡过了大渡河，现在二师还在河西岸，我们一师已到了河东岸，我们东西两路夹击泸定桥，敌人是抵抗不住的，我们绝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3）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走三百二十里路赶到泸定桥，在路上还有仗要打，抢夺泸定桥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在5月29日晚之前赶到泸定桥；（4）我与军委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同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希望大家不要掉队。

　　聂政委十几分钟的简短动员，立刻就鼓起了大家的精神，疲劳也没有了，精神也来了。当时从我的思想上来说，听了动员以后，饥饿和疲劳都没有了，一心只想着尽快赶到泸定桥。人的潜能是很大的，虽然部队走得非常累，很疲劳很想睡觉，但是枪一响，人的精神又来了，又不瞌睡了。当时刘、聂首长的年纪都不小，又没有马匹，与我们一样步行，还要时刻操心掌握敌情和指挥部队，当时有人建议搞两副担架抬着刘、聂首长走，但刘、聂首长坚决不同意，他们说，派人抬着我们走，不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人员了吗，这怎么行？战士们走路，我们坐担架，我们还怎么去鼓动战士们抢占泸定桥呢？刘、聂首长坚持与战士们一样徒步急行军三百二十多里，于29日傍晚赶到了泸定桥。刘、聂首长在困难时刻与部队同甘共苦，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个故事后来在部队中传为佳话，也只有共产党的将领才会这样做。

　　有人曾问过我，红军当年为什么不全部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而要花这样大的精力，赶那么远的路去抢夺泸定桥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红军在占领安顺场之后，之所以还要长途奔袭去抢占泸定桥，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一团抢占安顺场渡口后，只缴获了三只小船，每只小船只能装二十多人，三只小船每次只能渡一个连，每渡一个来回约四十多分钟，光我们一师的部队就有近三十个连，全部轻装还渡了两天两夜。全军三万多人，仅靠这三只小船渡河，二十天也渡不完。安顺场水流湍急，既不能搭架浮桥，也不适合扎竹排摆渡。

　　（2）先前红军渡金沙江时，有七条船，每条船可装四、五十人，江水还没有大渡河流速急，就那样还渡了九天九夜。而在安顺场时，敌人的追兵在我们后面只相距两三天的路程，如果我全军都要在安顺场渡河，时间显然已来不及，如果不赶快去抢占泸定桥，红军就有被敌人消灭在大渡河西岸的危险，那我军就真正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了。

　　（3）红军主力已陆续云集在安顺场附近，几万人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渡口等待渡河，时间久了，连吃、住都成问题，况且我军的马匹和重武器及其他辎重也无法用安顺场的三只小船渡过河去。

　　（4）如果我军在安顺场久拖不决，后卫部队被敌追兵缠住，我军要想再摆脱敌人就十分困难了，只有迅速离开安顺场抢占泸定桥，才是保证我全军安全的唯一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决定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随一师轻装（不带马匹、行李，连伙食担子也没有带）在安顺场渡河，沿河东岸向泸定桥前进（称为右路军），二师则不渡河，沿河西岸（称为左路军）奔袭泸定桥，东西两路夹击。

　　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如不这样做，就不能形成对大渡河东岸之敌和防守泸定桥之敌的威胁，就会增加抢夺泸定桥的困难。因一师渡河后，敌刘文辉部从泸定桥急调一个旅增援雅安以阻挡我一师前进，减少了守桥的兵力，从而策应了二师抢夺泸定桥的行动。这就是红军为什么不全部在安顺场渡河，而要分两路急行军抢夺泸定桥的原因。

　　另外，中央之所以派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随我们一师在安顺场渡河，也是预测了两种可能，并做了最坏的打算。第一种可能：二师如果不能从河西岸占领泸定桥，则一师就要从河东岸占领泸定桥；第二种可能：一、二师都占领不了泸定桥，大军过不了大渡河，那么一师就只能在大渡河东岸独立打游击，等待时机与河西岸的大军会合。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那问题就会复杂得多，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发展下去的结果很难预测。”

　　—摘自父亲《1982年8月1日在福建省军区机关纪念“八一”建军五十五周年大会作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