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松：“书法家”头衔之困惑

　　书写虽言“小道”，却是学问“心法”，虽非学问家不能，但万众皆可为之，只是难以成法。

　　写字只知古有法书之谓，不见有“书法家”之称。窃以为，“书法家”乃后人乘西学东侵，书写工具改变之机，以西学“分科”思维，把表达学问的写字技能从学问中剥离，设其事、谋其名。然，时代发展，已非纯毛笔书写时代，与时俱进，传承文化，播撒学问，将毛笔写字列为书法艺术，似也无可厚非。而传承优秀之书写人，能誉称“书法家”，也是幸事，绝非宋李咸熙与今人溥心畬等“羞谈”之人所能理解。

　　但应知道，所谓历史大法书者，哪个不是政、军、文、医等等各界之要，皆是某领域承袭中华民族文化少有之学问大家，抑或是综合性学问大家，无一是“剥离学问主体”而独立成“书法家”者，书写不过是其时必为之技，是学问附属之能。诸如王右军、颜鲁公、张长史、欧阳率更……等等。历史法书名人，谓书写是“余事”，似闲来把玩消遣之“雕虫小技”尔。“小技”者，即小道之技，是学问家对写字而言。故，书写虽言“小道”，却是学问“心法”，虽非学问家不能，但万众皆可为之，只是难以成法。在当下“丑书”混乱书道之时，射书、盲书又来添堵，“只要敢抹搽”哪还管它是什么，就自觉是了道书法家了。

　　古有“书如其人”之说，皆因古时所书内容必由己出，书必由衷，故有“书为心画”之妙。而今“书法家”在把“写字”升华为“书法艺术”之时，大多书必人文，罔顾内涵，脱离“主体”，甚或东车西辙。错漏连篇者有之，不求累功与神韵者有之，只重趋怪乱形，还自谓追王赶米，超颜压赵，舍我其谁?岂不知，已羞杀人也。传统、古法废尽矣，还敢自称“书法家”，妄谈“艺术”，不知羞乎!如此，再“熟练”也不由衷，实无法度而论之。笔者曾说：“书法是书写中国文字的形式，书者在‘吃透’文字内容后，将其融于心中，遂化于情，把自身的情愫，通过书法形式来表现文字所表述的内容。即让人明白文字内容的同时，又让人认识了书者，还让人观赏到书法文字内涵的艺术之美。书者用书法的表现和文字内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内秀外美’的艺术作品。”望而今乱书者，“书如其人”却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尽显荒诞不经小人作怪也。正如明·项纯德所云：“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

　　但，书法随着时代发展，亦应体现时代之风貌，如秦篆、汉隶、唐楷……，尽在宗脉之中。那种断祖离宗，沉浸西学，皆曰“创新”，孤立于传统、古人之外，呼以震惊世寰之豪语：“打破传统”。试想一下，人若“打破传统”，还是人吗?中华民族“打破传统”，还是中华民族吗?书法亦然!孰不知，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传统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立命之本，并非是一蹴而就者。但看当今市上，书法已成急就趋利之技，各种成名成家进修班、培训班、速成班比比皆是，到处招摇，以名利诱人，实为中饱私囊。因“现代”而“书法”，因哗众而书法、因入展而书法、因夺奖而书法、因评委而书法、因媚师而书法……，“字”不成字，俱为人面，不求“内功”，但求媚取，离经叛道，虽谋“家”名，龌龊、丑陋、势利、不经，那不是书法。如此，害己误人，更不知是想证明时代之尚?还是想祸乱传统文化?也未可知。笔者常疑，民族文化之书法，为何总掺以“西方标准”来评判?若真如此发展下去，书法休矣。书协枉立，“书法专业”白设，却成了某些胡为者之平台，实属可恶。

　　清·刘伯简云：“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而今，“书法家”虽单列赋名，但绝非是传统文化以外之物。笔者以为，现代书写工具已非古旧，但只要练习传统“书法”，就应以传统“书法人”之标准去规范自己，筑就传统文化主体内涵而后“书法”。待功夫夯实，大体已立，神势妙出，心手相应之时，再依而今名之“书法家”，亦不为晚。否则，正如晋·王右军所言“忙则失其规矩”，果便非矣。有人或曰：书法乃大众艺术，谁“家”不成?凡称“艺术”必高于生活，虽大众而不俗恶，凡能称“家”，必把“艺术自我”矗立于“艺术共性”之上，上下互融，超群拔俗，高屋建瓴，独树一面，尽显己长者也。绝非离祖断根，率意胡涂，犹如西方之“嬉皮士”者，如此艺术，不要也罢。人品不立，笔墨难有正大光明之气象。亦如唐·虞伯施云：“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乱象书坛，英雄不见，却竖子成名。呜呼!如何?

　　(本文发表在2018年9月29日《美术报·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