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正视历史 方能开创未来

——文革起因探源

顽石

　　文化大革命发生已经50周年，回眸文革历史，探究这一席卷全国波及世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发生的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由于立场不同、动机不同、视角不同，许多亲历者、研究者按照各自的逻辑对文革进行审视和评价，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文革。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运动从发生的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争议中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歪理邪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争议并没有因为某个历史决议而画上句号，也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趋于消停，相反，随着人们对现实反思愿望的日益强烈，文革作为一种历史观照就越来越被更多人提起，文革也因此愈益显示出跨越时空的重大意义。

　　在民间，文革歌曲远比《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受青睐，让极右们恐惧殊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尽管不是创作于文革期间)就是这样的歌曲之一;样板戏依然是戏曲艺术的巅峰，依然被戏曲爱好者广为传唱，在央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戏曲晚会上，样板戏仍然是主角;像文革时期一样，大多数底层老百姓都在自家厅堂正中墙上张贴毛主席标准像……包括腾讯、凤凰在内的多家主流网站都曾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甚至八成的网民怀念文革。基于这样的事实，只要不是完全“不看老百姓脸色做事”，只要还声称“走群众路线”，就不应该漠视来自底层的属于大多数人的意愿，就不应该不正视那段给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造成了极其深刻影响的特殊历史。

　　顽石出生于文革前，到文革结束才十二三岁，属于既经历了文革时代但又基本没有参与文革的一代人。尤其像我，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就更少有对文革的直观感受。这样的经历，对于研究文革固然有不能弥补的缺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能更客观，因为我既非文革的直接受益者，也非它的受害者，我因此可以完全不受个人恩怨的左右去审视和探究那段历史。

　　以部分右翼精英为代表，他们将文革的发生归因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这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虽然这种认识极其幼稚极其肤浅极其荒谬，但由于右翼掌握了话语权，控制了舆论阵地，致使这种论调甚嚣尘上，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又喜欢跟风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因此，在说文革起因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澄清所谓的毛刘“权力之争”。

　　众所周知，从延安后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将刘少奇选定为党的接班人，七大上选举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常委)，刘少奇紧随毛泽东之后位列第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就是由毛泽东提议常委会通过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陕北转战之前，为防止中共中央机关被胡宗南吞掉，还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由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很显然，毛泽东是将危险留给了自己，而将党的安全托付给了刘少奇。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苏时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吹风。1959年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到这个时候，刘少奇不仅已经成了公开的党的接班人，还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甚至超过了退居二线的毛泽东。1961年9月22日，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毛泽东同熊向晖、浦寿昌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名。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改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1)在随后的两次会见中，当蒙哥马利问及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