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62年七千人大会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豪迈地宣布：“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紧接着向全党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这段时期是他建立新中国以来最为高兴的时候。他无比欣慰地看到，在实现社会制度大变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他们做了主人了。”“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他极其兴奋地感觉到，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到了付诸实现的时候;而“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压力则给了他“只争朝夕”的强烈紧迫感。
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奇迹的统帅，把这个新的任务同样看成一场伟大的战争，一场与多年来欺侮中国人民的世界列强进行实力竞争的战争，一场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落后状态的与时间赛跑的战争。在八大之后的一年内，毛泽东多次在干部会议上讲：“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于是，这位伟大的统帅率领亿万人民在1958年向着既定的宏伟目标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冲刺。
可是，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毕竟是两回事，各有各的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经验，也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其他因素，这场冲刺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这种情况及其严重后果直到1960年的夏天才完全反映到中央高层。
那年的夏天，中国的许多地方正在被连续数月灼热的太阳烤得土地干裂，而毛泽东的心却从来没有这样冰凉和沉重。在七月五日开始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出现了令许多高官料想不到的一幕：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毛泽东接着就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显然，这是最高层商量好了的安排。
从青年时期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迎接各种挑战的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的惊涛骇浪，从来没有这样显露疲惫!要从工作的日理万机来说，他确实是太累了，不仅要面对不断下滑的工业生产和日益紧张的粮食形势，又要对付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致使许多重大生产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还要催逼还债的雪上加霜。但是真正的原因还不在这里，一直以来频传不断的捷报与突然暴露的现实困境形成巨大的反差，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就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不久，他离开北京出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巡视。毛泽东走了天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九江，杭州，上海。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被告知只是少数个别地方的问题，而且正在解决。可是到了北戴河会议，汇总上来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这给满怀希望通过大跃进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并一直充满信心的毛泽东心理上造成很大的打击。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很不好。他甚至以请求的口气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这在平时是从来没有过的。谁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毛泽东不是那种在挫折与困难前面低头的人。他的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大风大浪，遭受过那么多的逆境困苦，哪一次他屈服过?这一次也一样，他很快振作起来，反思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他在想：“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下面真实情况的了解和掌控。他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这种靠听取各级汇报的方法显然没能让他了解实情。他沉痛地当着众官员的面作自我批评：“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摆在毛泽东面前要做的第一重要的事就是摸清情况，方法就是他历来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于是，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地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要求并催促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并及时向他汇报，“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毛泽东说：“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解放思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调查中“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也就是说，调查研究必须以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把自己的重要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派出去，率领调查组奔赴农村最基层去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直接受他领导，向他汇报。毛泽东连身边的警卫员也派了出去。
一旦调查研究摸了底，毛泽东就恢复了自信。很快，他就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开始了农村政策的调整。
查阅近年来公开披露的包括《毛泽东年谱》在内的档案材料，从这个时候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一步紧接着一步做了这样一些事情：
—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开会，讨论纠正“共产风”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信中规定了十二条纠正“共产风”的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政策。
— 1960年11月15日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中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 1961年3月15日至3月23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广州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问题。
—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北京会议)，进一步修改了农业六十条，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以及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山林十八条等一系列政策条文。
—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庐山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以及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政策条文;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
— 1961年9月2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明确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在后来被证明是农村形势好转的关键性措施。
— 1961年10月6日，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并在10月7日发出《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上面所列的只是粗略地记录了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所做出的重大举措，实际上，细读《毛泽东年谱》，就会看到他除了召开会议，还不断地找人谈话，商议，调查研究，其工作的强度和密集度非常高。在许多会议上，毛泽东都一再地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以此带动全党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其态度之坦率和诚恳给人印象深刻。
在这些举措中，毛泽东把最多的精力投入到农村农业这个关键问题上，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平均主义、以及干部的违法乱纪等问题，并且力排众议，坚持把基本核算单位重新放回到生产队，除了保留人民公社若干生产队无法承担的功能之外，基本上恢复到人民公社以前、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状态，以适应中国农村现实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这些举措的效果，随时准备加以调整。在60年冬十二条指示下达后，农村情况就有了起色;《农业六十条》试行后明显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61年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有所增加，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稳步上升，农民的生活也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
毛泽东很快恢复了自信。他在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
和在战争年代一样，毛泽东再一次在困境面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韧劲。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写下了两篇诗词。诗言志。就像在战争年代时一样，越是斗争复杂尖锐，毛泽东诗兴越浓。如写于1961年9月的诗词：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篇诗词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面对严峻挑战所特有的越是困难斗志越强的性格特点和他战胜困难的强大的自信心。
应该说，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中共高层集体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在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今后是进，退就退到庐山，就是退到这里为止，这次会议以后是如何进的问题”，“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他强调: “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这代表着参会的中共高层干部的基本共识。
为了达到“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的目的，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全党的思想统一。因此，这次庐山会议决定召开包括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史学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为了准备七千人大会，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又一连跑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多地，进一步实地考察，并且催促各省委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件事贯彻落实到位。在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已经是胸有成竹，信心满满了。他在会议上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了毛泽东此时的精神状态，他说：“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这是中共执政后召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大会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中央委托刘少奇作的报告。经过大会反复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统一思想的要求。报告指出：“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可是，刘少奇在作口头补充报告时却没有坚持这个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更要紧的是，他完全没有提及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为了克服困难所采取的种种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形势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不论及这个扭转形势的关键因素，就不可能让大会真正树立走出困境，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决心。因此，正如不少文章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后面事情的发展表明，对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导致一系列重大分歧的起因。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认为大局已定，只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形势的好转指日可待。于是他离开北京去各地巡视考察，而把中央的日常工作按照既定的一二线安排交由刘少奇主持。
可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七千人大会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思想的目标。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不统一发生在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在他寄予信任和厚望的接班人身上。
七千人大会结束没几天，在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再次强调：“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在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异议，周恩来认为还是应该坚持“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判断;彭真也提出刘少奇的看法与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不合，但刘少奇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这个判断不符合实际”。
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后自然十分不满。本来，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全力以赴去克服困难，现在最高领导层就出现对形势基本判断的分歧，这接下去的仗怎么打?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找来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谈话，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再次说到：“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
在正式会议上，毛泽东说得还比较婉转，但在私下谈话时，他就说得相当严厉了。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种毫不掩饰表示不满的话反映了他对自己一直在扶持并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的极大的失望。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在62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并且略带解释地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毛泽东接着插话：“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 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
客观地说，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1962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绝不是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由于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具有长周期特点的农业更是如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商业以及城市供应，政策效应会有一个滞后，因此，眼前的情况确实是十分严峻的。一些西楼会议参会者所写的回忆录，都反映会议的气氛非常凝重，刘少奇声称到了“非常时期”，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可是事后再来看，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没有错，62年的年底就实现全国范围农业产量回升，63年夏，各项建设事业均呈现出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从62年到66年，连年增产，粮食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棉花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从七千人大会到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还不到三年，而不是“什么五年、八年”。然而，在当时，能看清楚整个大局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容易的。就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伟人就是伟人，他就是比一般人，包括许多很聪明的人看得更远更透。
严重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党内高层出现的这种分歧是对一个革命者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的考验。经历了革命战争那么多的坎坷和挫折，毛泽东对革命危急关头丧失信心，背弃信仰的人和事见得太多太多，他同样不能容忍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场新的战争中自己的领导团队里出现这种情况。在61年8-9月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把眼前的困难联系到历史上的长征: “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剩得一万多人了，吹牛皮还说有四万人，人是少了，但强了，精了，以后几年发展到120万人，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问题要认识一致，现在认识比较清楚了，一定能够搞得好，认识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
毛泽东认为，对形势的不同判断会导致路线的分歧。历史上不乏在革命低谷时看不到胜利希望而背弃革命路线的事例。毛泽东在1962年8月9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说：“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当时最高领导层中相当多的人都抱有“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的想法，一贯以谨慎务实著称的陈云就提出“分田单干”的主张，他先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等人交换了看法，只有周恩来表示不赞成。陈云面陈毛泽东后，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认为，困难时期，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是必要的，“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可以，但是革命的根本方向不能变。农村集体化是毛泽东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变革，并且在52年至56年的推进中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生产增加与社会进步的，是毛泽东引以为最值得高兴的事，所以，尽管他力主改变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绝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集体化的成果。这是毛泽东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他把这种“退却”视为一种背弃革命的行为，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由于看到“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毛泽东的心情已经从年初对战胜困难的满满信心变为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出现路线分歧的深深担忧，其中也包括对“我死了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日至27 日)上，毛泽东向全党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集中批评了 “黑暗风”和“单干风”，也就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和是否要坚持集体化方向这两个关键问题，并且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刘少奇在会上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也批判了“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的错误态度。
有不少文章讲到，毛泽东在这场分歧中始终坚持捍卫三面红旗。这是不是他固执己见，不愿修正错误呢?从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事情来看，不是这样，他不仅一再地作自我批评，一再地主动承担责任，而且在党内相当多人尚未觉悟的情况下，首先起来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比如，改变人民公社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把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是毛泽东花了一年多功夫，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对干部苦口婆心说服教育的结果。又如，下决心把高指标压下来，毛泽东也做了许多工作。对于曾经的高指标所带来的损失，毛泽东一直以切肤之痛记为教训，在这之后的年代里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1964年5月经济形势刚好转，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马上制止：“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必须留有余地。”1965年6月，在听取三线建设汇报时，他也认为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这就是后来成为国家经济工作基本方针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那么，毛泽东要捍卫的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做出了回答。他1964年12月13日在周恩来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上特地加上了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坚持超越式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核心思想，它是与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的依附式的发展模式根本对立的发展思想。毛泽东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企图保持霸主地位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是不会甘心让中国以及任何发展中国家赶上和超过他们的，不能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支持这种超越式的发展模式。61至62年围绕着两弹一星工程是坚持下去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就是这场分歧的一个集中缩影。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巨响，震撼了全世界，也对毛泽东上述那段话给出了最好的注解。
历史在不断地为毛泽东作出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