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要到1949年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发展
这是1898年一张时事漫画《时局图》，图中鹰、熊、虎、蛙……将中国分而食之，十分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这张图在当时，胜过几百篇文章，直刺人心，不管你是否识字？稍一讲解，人皆能懂，“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时局图》作者谢瓒泰，还为作品题了一首诗：
沉沉酣睡我中华，
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
莫待土分裂似瓜。
国家积弱到这种程度，小民何曾有过什么尊严？不是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就是在铁蹄下挣扎哀号。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农业国与工业国进行抗争时，结局总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谢瓒泰心中渴望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是今天的中国。他跟洪门兄弟也参加过革命，试图拯救中国，但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样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红船，中国诞生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和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
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不是兴中会、不是三合会、不是洪门、不是同盟会，也不是中国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
28年之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灿烂篇章。
《时局图》里的那些飞禽走兽早已不敢再对中国动手动脚，反而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1949年之后，中国才真正实现了工业化发展，打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化发展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历史传统、国内市场、政府态度、政治体制、国民意识、组织能力、管理水平、西方影响、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从武器装备开始的，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主要就是生产军火。接着，张之洞在汉阳建立了钢铁厂，其它省份总督还帮助设立面粉厂、棉纺织厂、缫丝厂等消费品企业。
1912年（清廷覆灭）时，中国的工厂已有20749家，但是，真正使用机器生产却只有363家，其它还是依靠人力、水力、畜力操作。明显跟不上美国、德国、日本的发展速度。
从企业性质上来说来，早期中国大型企业都是“官督商办”：
1872年，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平煤矿；1881年，国家电报局；1887年，漠河金矿；1896年，汉阳铁厂；1898年，大冶铁矿……
“官督商办”其实非官非商，或者说官商一体，权责不清，公私难辨，必然导致弊端众生。但这是无奈之举，因为朝廷没钱，而民间资本喜欢急功近利。
李鸿章、以及“官督商办”的主导人盛宣怀都是很有权势和能力的人。李鸿章在1870年就牢牢树立了他在直隶的权力体系，势力覆盖中国北方，几乎独掌外交、税收、武器制造、军事力量（淮军）长达25年。
门生遍及天下，目的却是为了维护他个人及小集团的利益和地盘。
甲午战争后，他宁可让国家赔偿巨款，也不愿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日本决一死战。当时，有许多官员认为与其赔给日本人这么多钱，不如用这些钱跟日本再打一次，但李鸿章是绝不可能同意的。
同样，“官督商办”模式的工业化之路，也被证明无法使国力真正增强。
1881年成立的国家电报局，就是“官督商办”典型产物。既然称之为“局”，那么一定是官方机构了？但并不是这么简单。
国家电报局是在李鸿章的保护下成立的，负责人是盛宣怀。跟江南制造局一样，它最初动机也是军事用途。
信息传递速度往往决定着战争胜负，电报的重要性大多数总督是非常清楚的。
1879年，直隶军方架设了“天津-大沽”的电报线（短途），工程师来自丹麦大北公司，由清政府出资。
1880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计划架设“天津-上海”的电报线，钱由直隶军饷支出，然后向民间招股集资，铺设中国电报网。
既然直隶肯自己出钱，朝廷马上准奏。1881年12月24日，中国第一封长途电报由天津向上海发送成功，该线造价为178700两白银。
李鸿章推荐盛宣怀为中国电报局总办，那么招股集资，铺设全国电报网的工作就将由盛宣怀负责。
1882年4月19日，中国电报局正式移交给盛宣怀及主要股东管理和经营。
这样，电报局便彻底民营化，而政府只负责监督，这就叫“官督商办”，其它一些工业企业也是如此，不一一举例。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盛宣怀是什么身份？电报局总办是官职，但他同时又是商人和股东。
电报局的章程最主要有三点：
一、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
二、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
三、以军报为第一要务，商民次之。
看起来没有问题，今天还有人会为之叫好，但事实与愿望完全背离。
集资招股成功后，这178700两军饷，电报局在1882年4月22日还了6万两，并预计在4年内再还2万两，最后9多万两从一等官报、军报费用中扣除。
政府贴钱的初衷是为了建立战略电报线（因为直隶军饷等于是无息贷款）。
另外，电报线沿途的看护、地区民团巡逻费用也由国家拨款。
盛宣怀称“商人之利亦是国家之福”，急于在全国推广，意在效仿西洋之法。
他和股东们有了垄断权、有了国家养护津贴、有了丰厚股息，但他们真正会是“国家之福”吗？
盛宣怀将其家族的叔伯子侄拉进来当股东，拿股息。
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国家利益和家族利益出现矛盾时他要如何平衡？
矛盾必然出现，也必须无法解决。
国家战略与资本利益
电报线延伸很快，天津-上海-广州-香港；镇江-成都，这些商务频繁线路，一一开通。
但是，陕、甘、云、贵、蒙、藏等内乱外患频繁，最需要电报往来的地区，却得不到电报线路，各地大员向盛宣怀提出线路方案，总是被股东大会否定。
不是说好的以军事电报为首，商民次之吗？不是说商人之利亦是国家之福吗？
漂亮话谁都会说，然而，一旦决定权在股东手里，他们就只想着年年分红。
把几十万两银子投到这些地域辽阔，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收益堪忧，哪个股东会跟钱过不去？
如果一定要建，朝廷拿银子来建，他们是不管的。
左宗棠气得找李鸿章要电报线，军务十万火急，李鸿章只能找各省凑钱，建了几条军务线，后来变成了官线与商线两种性质的电报线。
河南巡抚衙门想开一条济宁至开封的电报线，找盛宣怀解决，盛宣怀却说河南要拿出一笔免息资金给电报局，才可开建。
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朝廷上奏，说云贵事关边境安危，法国在安南骚扰边境，无论如何要有一条电报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都有了电报线，凭什么云南还在用八百里快马？
但电报局股东就不同意给云南建线，李鸿章又从湖北和四川要了15万两白银，作为开通成都-昆明-边境的前期建造款。云川边界到东南亚的蒙自线，则是从上海海关弄来16万两白银。
商线发达，军线拖拉，在电报局眼中，国家和商人利益孰高孰低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就是“官督商办”的基状况。“甲午战争”军事上的失败，是有很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
袁世凯早就想收拾电报局，但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他得等机会，但李鸿章还在，急不得。
1901年，李鸿章去世。1902年，盛宣怀因父亲病故，丁忧回乡。
袁世凯就动手了，他向张之洞提出将电报局收回的想法，而统一各省电报线本来就是张之洞的意愿，于是两人结盟。
袁世凯立刻动身到上海吊唁盛父，顺便向盛宣怀摊牌，盛宣怀没了李鸿章这个靠山，同意交出电报局。
1903年1月15日，袁世凯委任直隶藩司吴重熹接管电报局。
1906年，清廷才设了邮传部，任命陈璧为尚书。
盛宣怀集团利益与电报局紧密挂钩，1908年，他们煽动股东在上海闹事，反对政府彻底买回电报局。这时，盛宣怀官职为邮传部右侍郎（副部长）。
他的叔叔盛庚是宁波分局负责人，为了阻止被政府收回，还准备把股份转给外国人。
最终，盛宣怀在袁世凯的威胁下，同意以180两一股价格将电报局卖回政府（股东要价240两，政府收购价为170两一股），保住了自己的官位。
三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对峙，中国乱成一团，工业化处于无序状态。
一战结束后，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大，而西方资本再次涌入中国，中国工业企业，不是被外资吃掉，就是被恶意挤垮。
到了南京政府成立，所谓工业化，也无法实现，更别说完全被外国人控制的重工业，人家也不允许你发展。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中国人民起来革命，没有1949年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工业化之路仍然会在内外压力之下，扭曲变形。
今天，美国连中国产业升级规划都要横加阻拦，连掌握5G技术的中国企业都要除之而后快，可见西方是多么希望中国永远停留在农业化社会，最多允许你半工业化。
西方绝对不会给中国送来“两弹一星”，也绝对不会给中国高新技术。拜登政府正准备通过“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关系法案”，也就是”鹰法“（Eagle Act），针对的就是对中国工业科技竞争力。
那些跪下美国面前，说美国对中国这好那好的人，为什么不想想，美国为什么宁可倒贴钱，天天哭着喊着送“民主”，却要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工业发展？感恩美国，怎么说得出口？
中国的成就该感谢谁？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