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共和国最困难时期“两弹一星”为何能屡创佳绩

　　尽管党领导全国人民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但在艰辛探索中历经了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指出：“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见该书第636页）

　　这个巨大成就最为辉煌的无疑是“两弹一星”的成功。回顾“两弹一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在“大跃进”还是在“文革”，“两弹一星”都能屡创佳绩。究其原因，首先是党的坚强领导，而“两弹一星”的队伍又能最大限度地从党的初心和使命角度来领会党中央、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善于把以身许国的精神和科技强国的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脚踏实地地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因而能不断取得显著成绩。

　　关于“大跃进”，邓小平曾指出：“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院长，我国航天事业就此起步。

　　但是这个时期，“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由邓稼先的夫人和子女所著的《邓稼先传》有这样的叙述：1958年“大跃进”的精神“曾因过度膨胀而带来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失误，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激发人们拼命去取得一些超乎寻常的结果，包括核武器研制工作这样的成就，冷静地说，也是得益于它的鼓舞。”（见该书第63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2月）

　　与钱三强莫逆之交70余载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王大珩，在他的自传《七彩的分光》中写道：“此时又遇‘大跃进’高潮，所里的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一有问题八方支援。”“1958年那一年，我们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搞出了一批当时在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可以说，长春光机所是在全国放了一颗科技卫星。”“我们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见该书第116页-167页）

　　那几年，陈能宽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头看‘超英赶美’的说法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国情有一定的偏差，但是这并不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浪潮，这种全国人民对于‘钢’的高度重视也影响了当时的学术气氛，金属领域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许身为国最难忘》中国科技出版社 2015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