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七个子女被划“右派”，但他始终“愿意当毛主席的好学生”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字任之，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中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解放后担任国家领导人。

　　黄炎培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他和毛主席在延安关于“周期率”对话。

　　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主席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主席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调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 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写给毛主席的书信有100多封。毛主席亲笔给黄复函60余封。

　　黄炎培之女黄当时回忆道：“毛主席把我父亲当作一个好朋友，非常尊重他。毛主席的来信，一开始称呼‘任之’先生，后来就称呼‘黄老’或者‘黄任老’。在信的结尾，都要祝我父亲身体健康。我父亲动过几次手术，每次动手术住院，都要跟毛主席请假。做完手术后写一首诗送给毛主席。他愿意当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走近领袖世界：100位知情者访谈录》重庆出版社 2011年6月 第157-158页）

　　黄炎培有13个子女。长子黄方刚于1944年因病去世，次子黄竞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其他11个都学有所成。但在成长的道路上，也经历了各种曲折。其中最严重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7个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关于反右派斗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结论，在此不赘。

　　据现有史料，在他的七个子女被划为这件事上，没有发现黄炎培有过什么想不通的或者抱怨的言论。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对于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时也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总的来说，他是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为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感到高兴。对毛主席非常崇敬。

　　1958年2月6日，81岁的黄炎培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我呢，80岁了。但活下去，我现时在、以后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认真接受改造，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同时好好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从几十年资产阶级社会生长出来、养大起来的我，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知道这个改造功夫是不容易的，但我一定要勉力做去，虚心地不断地自己找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民建“二大”和工商联“三大”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12月7日黄炎培出席预备会后，与代表一起参观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人民大会堂，并构思了一对长联以表明心迹：“只要认清国际国内当前有利形势，接受现场大教育，谁不弃暗投明，改变立场，摆脱和资产阶级千丝万缕旧关系；一经看到成千成万各地劳动人民，创造光辉新世界，你会欢天喜地，决心改造，建立对共产主义忠肝赤胆真感情。”

　　1964年2月13日是农历春节，这天下午三点，毛主席召集党内和民主党派部分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党北京厅举行新春座谈并共进晚餐。87岁的黄炎培因耳障，有些话没听清楚，过了几天，他亲自拜访章士钊，把没听清的部分核对无误并记录后才回家。

　　1964年，黄炎培写成《八十年来》，自序云：“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知所努力。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分精神为全国，一寸光阴为全民，以‘天天向上’自勉，同时正确认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书末写道：“毛主席多少年来给我亲切的教导，特别是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我更需要学习。我决心遵循党的教导，接受改造，改造到底。我愿和全国人民一道，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走共产主义道路。”

　　对于黄炎培的表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逐渐有不同的评价出来。例如，有人认为是解放后的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造成了诸如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服服帖帖。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几十年来，很多反映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作品，大都喜欢想当然地进行艺术加工。因此，如果想真实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只要回顾一下那个人的人生经历，查一查那个时代的历史资料，“历史真相”的问题就解决了。

　　黄炎培是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认为，社会革命成功的标志是看是否能有一代新人新风尚的出现。

　　他写道：“我有一位朋友杨亚嵩，在辛亥纪元以后，很激奋地告诉我，还告他的许多朋友：中国革命成功了，我要做一个新中国的新人，从今以后我做三件事：（一）决不再抽鸦片；（二）决不再赌博；（三）决不再逛妓院。如违犯，尽你们责罚。只是酒我还没有戒绝，今后少喝些吧！”“他是够代表那时大部分进步青年的。”“从进步青年看来，从某些部分风俗人心的变化看来，从广大民众的要求看来，那时人民是很愿意接受革命号召而跟着进步的。到1925年还因中山先生接受廖仲恺建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三大国策。中山手下胡汉民竟暗杀了仲恺，仲恺同志也是同盟会会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产生，又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1949年中国才得解放，一步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对外国客人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

　　中共党史二卷也指出：“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样一个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是不是很符合黄炎培的心目中理想的好社会？

　　还有一点是来自于他对农民的观点。

　　在旧中国，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过的什么日子，梁漱溟在1939年考察农村时描述道：“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

　　旧中国的农民为什么过得那么苦，其主要原因无非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对他们的严厉盘剥。

　　因此，在黄炎培提出的家训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尊重农民。我国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

　　关于新中国的农民的情况，美国最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话言简意赅：“不管毛泽东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在最近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毛主席的诗《送瘟神》被频频提起。这首诗通过毛主席关注我国南方广大农村消灭血吸虫病这件事，淋漓尽致体现了他以广大农民之苦为自己之苦，以广大农民之乐为自己之乐的忧国忧民情怀。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即使在现在，很多农民的家中，仍然都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由此可见，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毛主席本人对农民的尊重和农村的新面貌，成为了黄炎培“愿意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最大动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黄炎培的眼光能超越自己的家庭，能首先着眼于国家的历史，国家的命运，国家的面貌。可以说，那个时代黄炎培就认识到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作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名人，当时就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至少现在还有不少的党内外名人，达不到这样的认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