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华：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的多维思考
【摘要】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带来了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也引致了大国兴衰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首先发生在西欧，但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孕育的结果，不能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证据。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交融、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像螺旋体一样共同推进工业文明的演化。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采用理性思维、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史进行多维思考。
工业革命是将人类带入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是人类打开工业文明大门的钥匙，也是改变人类命运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里程碑式变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结构，也彻底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面貌；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急剧增强，人口数量爆炸式增长，人类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人类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总之一句话，工业革命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然而，人类是否已经真正理解了工业革命？人类是否已经真正把握了工业革命背后的驱动因素？人类是否真正明白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启迪？
以上问题的答案很一致：没有！为什么没有？原因很多，既有人类的“自负和傲慢”，也有人类的“盲从和懒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学者们长期占据了国际学术界的强势话语权。他们中的一部分学者利用这一强势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不仅给工业革命的历史真相穿上了“皇帝新衣”、试图掩盖真相，而且有意扭曲真相，使工业革命成为展示“傲慢与偏见”的道具；在西方强势话语权的影响下，大部分学者只看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和喧嚣，没有看到工业革命背后的残酷和无情，更不会去反思工业革命带来的告诫和启迪。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既缺乏能够发声的机会，更缺乏“天真无邪”或“童言无忌”的“懵懂小孩”。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即使能够发声，也只有在西方主导的大合唱中献上丝丝和声，通过“搭便车式的”随声附和才能在国际学术界显示一点点存在感，并抓住这一丝丝存在感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赢得自身所在学术界的“莫名优越感”。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但这一事件被层层迷雾所裹罩，需要“吹哨者”挑开轻纱、驱散迷雾、重现真相，通过对工业革命驱动因素的多维分析，打破西方学术界的自我迷恋。
一
21世纪，人类仍然处于工业文明时代，为了更好地应对工业化带来的挑战，人类需要对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的演化史进行客观和理性的思考。地球诞生了45亿年，地球上的生命大约存在了36亿年，第五次物种大灭绝也已经过去了6500万年。人类存在于这个绿色星球的时间已经超过25万年，但是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才短短300年。也就是说，人类进化过程中99%以上的时间是在狩猎和采集野果的忙碌中为了活命而奔波，人口、财富、平均寿命、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几十万年时间内一直变化不大，人类在“小打小斗”中慢条斯理地延续着基因，一代又一代的慢慢累积，终于通过“惊险的一跃”进化到近代社会。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生的工业革命就是那“惊险的一跃”，它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沉寂，唤醒了人类敢于创造的天性，同时也将人类带出了几十万年的蒙昧懵懂和5000多年的“低度发展”状态，将人类社会推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工业革命之后，地球上的人口急剧增加，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开发，人类创造的财富和人类寿命也成倍增长，社会文明程度迅速提升，现代人享受着祖先们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神仙生活”。同时，工业革命也伴随着大国兴衰，搭上工业革命快车的国家和民族很快在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上人类纪的“丛林之王”，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演绎着弱肉强食的“古老丛林法则”。工业革命就像魔术师，不断变化人类生存的场景；工业革命又像编剧兼导演，编排人类纷争的悲喜剧；工业革命也是“双刃剑”，带给人类末日威胁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希望。
工业革命的发生史和工业文明的演进史告诉人类，变革就是永恒，创新才能进步；懈怠和惰性只能带来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人类通过工业革命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然而现代文明社会还远远不是没有冲突的和谐社会，现代社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几十万年以来的“野蛮社会”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残酷和惨烈，人类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时刻提醒那些“盲目的和平者”：恪守“丛林法则”是动物本能，和平需要通过战争来捍卫和争取。任何民族要想在人类社会中“安居乐业”，需要时刻保持实力、活力和竞争力。工业革命就是到目前为止保持经济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19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推动下，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强国先后崛起，建立了以它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铁蹄踏遍大半个星球；其他西欧国家也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在与英国的争斗中猎食欧洲以外的“落伍者”，抢夺了一片又一片殖民地。美国主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迫使全人类接受了美国世纪的“游戏规则”，美国也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逐渐蜕变成穿着文明外衣的“野蛮霸主”和金融“寄生帝国”，依靠超强的军事实力大量发行美元，形成了“美元-美军-美帝”的霸权循环。这些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大国必然采用包括激化社会矛盾、挑拨邻国纷争、干预贸易往来、遏制科技进步、制造国家分裂、主宰世界舆论、强占道德制高点等在内的所有手段，来维护既得利益，阻止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不会因为霸权的干扰而停滞，更不会因为武力的胁迫而倒退。工业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大潮已至；谁能成为弄潮儿，谁就会“笑傲江湖”。关于人类到底发生了几次工业革命，学术界还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是三次，有人认为是四次。不管是发生了几次，眼前的人类已经进入了新工业革命时代。新工业革命为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带来崛起的机遇，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清末民初却因为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沦落为“受欺凌国家”。新中国的建立让中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打造了完备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让中国恢复了发展活力，跨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迫切希望能够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走向，通过新工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模式，为捍卫世界和平贡献新力量，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新方案。机遇需要争取，路径需要探索，但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探究引发和推动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可以为后发国家制定工业化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在工业革命大潮中少走弯路。工业革命是产业领域发生重大颠覆式变革，但它不仅仅是产业本身发生变革，而是多领域革命的综合，是各领域革命的“大合唱”。回顾人类历史上几次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能够给中国推动新工业革命提供一些启迪和借鉴。技术是产业之母，科学是技术之母，哲学是科学之母，哲学、科学、技术和产业之间的逻辑链条十分清晰。经济学家们探讨工业革命时往往会首先想到技术革命，对科学、文化、哲学、气候等其他因素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关注不够。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追根溯源，尤其是要理清工业革命萌芽时期的推动力量。工业革命一旦启动，先导国家便会获得先动优势，显现竞争优势，并防止竞争者跟随模仿；然而，先动者无论如何遮遮掩掩，追随者和模仿者都会蜂拥而至，以获得工业革命的外溢效应。这样，先动者的有意隐瞒和追随者的刻意模仿，往往会混淆工业革命的源动力量。
二
从人类发展的近现代历史看，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工业化现象，工业革命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钥匙。工业文明时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工业制造能力，只有具备了现代制造业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现代制造业，人均GDP再高，命运也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为止，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工业化，高增长是工业化时代的“奇迹”，城市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都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和前提。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是工业革命而不是民主制度，推动了大国兴衰，从过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现在的美国，近代社会以来全球陆续出现了七个“霸主国家”，它们强大的原因没有一个与民主制度有关。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取得霸权地位的国家殖民、征服和奴役其他国家的“催眠响指”，是霸权国家指手画脚、行使霸权、猎取资源的“遮羞棉布”，也是霸权国家欺骗发展中国家民众、发动颜色革命的“皇帝新衣”。发展中大国一定不能被发达国家所迷惑，放弃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去追求所谓的民主、自由和“虚拟财富”。回首人类经历的几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强盛国家的经济基石，并将英国推向全球霸主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眷顾了美国，开创了美国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由美国主导，但造就了一批迅速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平崛起，有望带领世界走出美国霸权时代，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300年，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很多学派从这段近代史的研究中得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工业发展经验。优秀的民族往往是善于反思和学习的民族，是包容和理性的民族，是敢于“亮剑”且百折不挠的民族。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在工业革命中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工业文明，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的应有之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业革命、不同轮次的工业革命，驱动因素存在着差异，但是也一定有某些共性的因素。找出那些共性因素，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和找寻人类进步的路径，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多维度、多视角分析影响工业革命进程的因素，也可以为中国抓住新工业革命契机实现和平崛起提供借鉴和参考。学术界大多是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视角研究工业革命，关注的是工业革命中的工厂制度、组织形式和对劳工就业的影响。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突破这些研究视角，从更广维度和更多视角梳理工业革命前后的历史细节，探寻影响工业革命多维因素。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一书中写道：“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类所利用。”由此可见，历史从来不是独角戏，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共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工业革命的历史亦然，需要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围绕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到底谁才是“世界中心”展开了争论。我既不赞成加州学派主张的“大分流”之前的所谓“亚洲中心论”，更不赞成西方主流学术界宣扬的所谓“欧洲中心论”。这是因为，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前，世界性的交流活动未成规模，没有形成所谓的“世界中心”，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地中海周边列强，只能算是区域中心，离真正的“世界中心”还是相去甚远；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尚未起步，更不可能是“世界中心”。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的人员交往和商品流动的日益增多，经济发展意义上的“世界中心”才逐渐形成。然而，这种“世界中心”仅是从经济实力和发展速度上判定的，远远不是从人类文明的维度进行界定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在19世纪末期成为“世界工业中心”；第二次工业革命让美国后者居上，在20世纪中期超越欧洲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工业革命助力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地位相对衰落，其“世界中心”地位面临着来自亚洲和欧洲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让美国有点“坐卧不安”和“不知所措”，为保护“世界中心”地位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有些不择手段。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界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也培育了西方精英阶层在文明演化和工业革命方面的“傲慢与偏见”。他们炮制的“世界中心论”就是服务于这种“傲慢与偏见”。
三
在探讨工业革命驱动因素的同时，还需要对“李约瑟之谜”和“卢卡斯之问”给出解释。这样能够为治愈部分来自东方的学者所患的“恐洋症”和“媚洋症”提供一些理性思考和“民间偏方”。学术界经常将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并将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文明视角的“东方”世界应当包括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等古老文明所在地；“西方”主要是指受古希腊文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地理视角的“东方”是指东南亚地带，“西方”是指欧洲和美洲。分析工业革命时的东方和西方指的是文明视角的东方和西方。
无论从什么角度权衡比较，18世纪之前的东方世界都毫不逊色于西方世界，古代中国孕育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千年辉煌。然而，1750-1949年的200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暗淡时光”。这200年恰好是近代社会的开端，欧洲国家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在全球贪婪地吮吸着人类文明成果，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近代西欧聚合，不同文明的交汇在不经意间培育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土壤和环境，并触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推动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和西方主流思想牢牢地掌握着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西方学者和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东方学者选择性地忽略了1750年之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和重大贡献。同时，也选择性遗忘了欧洲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和长达千年历史的无奈与荒凉，更不提及西欧在文艺复兴之前的野蛮和荒唐。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世界各地获取利益。人类文明史被欧洲历史学家们人为割裂成“沉默的东方”与“喧嚣的西方”，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成了“一白遮三丑”的“贞节牌坊”，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的古老东方则被西方种族主义者描述成“劣等民族”的集聚地。西方流行的理论将工业革命归因于所谓的西方“特殊性”和“优越性”，并将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作为傲慢的资本。重新审视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工业革命是人类东西方文明长期共同孕育的果实，只是欧洲巧妙地摘取了全球共同努力而结出的果实，绝非西方那些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宣扬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只要成功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契机，亚洲的重新崛起将成为必然。“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欧洲”，是欧洲学者为了制造“欧洲中心论”而精心包装的证据，新工业革命将成为破除“欧洲中心论”神话的利器。
中华文明的“暗淡时光”恰好是人类工业文明的“高光时刻”，一系列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200年内，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和误解。这200年的“暗淡时光”让西方种族主义者有了宣扬“白人优越论”的“历史证据”，建立了对东方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东方学者在西方强势话语权的欺压下产生了自卑心理，部分学者不仅“数典忘祖”，而且自愿成为西方“歪理邪说”的帮凶，附和西方学者以在异类中争取存在感，在同类中显示优越感。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不懈的鼓吹和煽动下，西方社会开始“约定俗成”地认为，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文明“根正苗红”，“西方文明优越论”开始根深蒂固。西方文明天然地“先进”、其他文明天然地“落后”，西方文明将一统全球，成为西方社会的“宗教式共识”和“人类历史的终结”。多项研究已经有力证明，西方文明也有其长期野蛮、肮脏和落后的一面，近代社会出现的“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大分流”并非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历史巧合。更需要大胆指出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世界并非真正的“文明之邦”，大规模的侵略、屠杀和种族灭绝都是发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或者由西方“民主国家”所发起或推动；西方社会在民主、自由和博爱的外衣下，是“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贪婪成性和野蛮无理。200年的“暗淡时光”，无法抹杀中华文明和东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和亚洲文化的历史地位；并且，新中国已经通过艰苦奋斗走出了“暗淡时光”，中华民族正昂首阔步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
工业革命使人类掌握了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财富创造能力，新产业的出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正是因为首先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至少一倍，经济规模迅速跃居世界首位，成为“日不落帝国”。185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39%，贸易占36%。第二次工业革命眷顾了美国。1872年，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后，至今保持世界第一。几次工业革命使得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根据安格斯•麦迪逊测算，1820年西方国家GDP全球占比仅为28.5%，1950年升至59.9%，1998年仍占53.4%。新工业革命带来了世界经济革命和经济模式的新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按照现价计算，1992年发达经济体GDP占全球比重达到83.6%的峰值，此后呈现持续下行趋势，2018年该比重已降至60.3%；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从16.4%升至39.7%。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在GDP统计意义上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而且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型话语权有所增强。未来若干年内，“南升北降”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预计，2024年发达经济体GDP占全球比重将降至56.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将升至43.8%。
四
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先后孕育了几千年，在欧洲也至少孕育了四百多年。从13世纪到17世纪，亚欧大陆上的政治、宗教、制度、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似乎都在“沉默中”为工业革命的破壳而出做着准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早受益者是欧洲，欧洲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成为称霸全球的殖民者。但是，工业革命的孕育者是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经济体系，美洲的金钱、市场和原材料，亚洲的生产、市场、贸易和辗转流传的东方文明，非洲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遗风，都是工业革命的“助产士”。亚洲、非洲和美洲帮助欧洲实现了崛起，同时也成为被盘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工业革命使欧洲进入了一个“崛起—殖民—掠夺—霸权”的循环，其他国家要进入这一循环，需要学习欧洲工业革命的“成功经验”，培育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
不同理论流派中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各异，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的是劳动和资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技术，新制度学派强调的是制度，新增长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同样的，不同流派对工业革命发生的动因看法不一，有的强调技术驱动，有的强调制度驱动，有的强调文化驱动。我们主张工业革命的多元决定论，赞同应从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去解释工业革命。立体而又多维度的观察，有助于客观认识和评价工业革命及其影响。考虑到工业革命发生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多学科思维，我们提出工业革命驱动因素的“六维度螺旋驱动模型”。这六个维度是，哲学-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制度，探险-贸易-资本，战争-需求-市场，意识形态-政治-国家，偶然因素包括地理大发现、瘟疫、海盗、医学等。“螺旋驱动”的意思是，六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有点类似于“量子纠缠式”，在相互影响的同时共同推进工业革命的演进。
第一个维度是哲学-科学-技术，这是工业革命的“硬核”驱动力量。哲学是科学之母，决定着科学前进的方向；科学是技术之父，影响着技术的成长；技术是产业之源，引导着产业的创新。哲学引领思想和观念的创新，激发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又是推动工业革命最直接的力量。迄今人类的四次工业革命背后是哲学思想的演进、基础科学的创新和科技革命的支撑，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特定的主导技术、主导产业和主导商业模式。哲学与科学是同源同生的，科学与技术是紧密相连的，技术与产业是相互促进的。哲学停滞了，科学就很难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停滞了，技术就很难取得重大创新；技术停滞了，产业很快就进入衰退期。哲学的发展又与文化、思想和制度相互联系，哲学创新需要自由的氛围与理性的思考。每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都需要哲学、科学和技术的长期孕育，在范式、模式与路径上为工业革命做好准备。
第二个维度是文化-思想-制度，这是工业革命的“软性”驱动力量。文化孕育着思想，思想决定了精神，精神支撑了制度，制度是产业发展的社会土壤。文化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先进的文化能够为社会进步创造了良好氛围，彰显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也为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提供了支撑。在很多情境下，文化成为竞争力的真正决定因素，文化与思想和制度一起能够改变一个社会的面貌。思想是人类社会进步之源，是社会活力的象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观念和理念的指导。制度不仅仅是环境，也是产业发展的组织形式，是软性生产力。重视文化、思想和制度对工业革命的作用，就需要重视教育和人才，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育人作用。教育是传播文化、培育思想、维护制度的最基本手段，是培养人和人性的最基本工具。从工业革命的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凡是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和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振兴产业，首先需要振兴教育事业，培养产业人才。
第三个维度是探险-贸易-资本，这是工业革命的“显性”驱动力量。海洋探险活动的兴起促使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为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寻找了便捷通道，改变了世界的时空距离，启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探险既是发现新市场、开拓新航线、探寻新财富的重要手段，也培植了一种冒险、进取和大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创新创业十分重要。海洋探险带来了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快速拓展，跨洋贸易逐步兴起，人类逐渐进入由贸易驱动的“全球化”时代。贸易往来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技术流动、人员往来、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的扩散，既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将工业革命的火种迅速引向全球市场。资本是工业革命的催化剂，资本一旦与技术和产业相结合就会焕发出惊人的力量。探险、贸易与资本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探险和贸易获得的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刺激下很快成为资本，资本又会继续鼓励探险和贸易等逐利行为。
第四个维度是战争-需求-市场，这是工业革命的“隐性”驱动力量。任何战争都会带来灾难，战争是对人口和财富的毁灭，和平则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机会，人类必须反对战争、珍惜和平。然而，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战争就与人们如影随形，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工业革命的视角看，战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战争是对人类财富的破坏；另一方面，战争在客观上产生对物质生产的巨大需求，包括对技术的需求、对武器的需求、对后勤物资的需求、对战士和医护人员的需求，等等。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以及战争产生的需求会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动力。美国是一个能够娴熟地实施“以战养战”策略的霸权大国，也是一个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战争成为他们开拓市场、获取利益、掠夺资源的常用手段。分析美国的战争史就会深刻认识到一个后起国家是如何通过战争获取霸权、如何通过战争维护霸权、如何通过战争享用霸权。市场需求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直接力量，善于发现需求，善于开拓市场，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五个维度是意识形态-政治-国家，这是工业革命的“直接”驱动力量。意识形态、政治和国家因素是推动产业革命的“有形之手”。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和思想，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神经系统，它直接影响了“主流民意”，还能够影响政治走向和治理体制，而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又直接决定了国家干预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和政策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竞争，首先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意识形态阵地失守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就离衰亡不远了。国家是权力的容器，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也是工业革命的直接推手。纵观人类的几次工业革命，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后和工业革命中都实施了政府干预，制定了支持特定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初期，国家治理、行政力量、组织管理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
第六个维度是地理、气候、医学进步等其他偶然因素，这是工业革命的“间接”驱动力量。不同时期，偶然因素出现的概率不一样，对工业革命的驱动力也会有差异。在特定情境下，偶然因素也有可能成为引爆工业革命的主导因素。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偶然的事情并不必然不发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在工业革命早期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工业革命创造条件。地理位置、气候、温度、疾病环境、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客观差异可能被历史事件放大，从而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医学进步对工业革命影响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供给、产业发展环境、公众生活质量等因素实现的。地理、气候、自然禀赋、医学进步等其他偶然因素的差异会导致工业革命的路径和模式的差异。
以上六个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工业革命的“六维度螺旋驱动模型”。该模型意味着驱动工业革命的六大类因素之间是相互交融、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就像螺旋体一样共同推进工业文明的演化。同时，该模型也意味着，考察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树立立体思维，从多个维度思考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学术界习惯于从历史事件中去搜寻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围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学术界往往会提及地理大发现、新大陆殖民、英国光荣革命、欧洲政治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中世纪大瘟疫、世界贸易体系等。然而，这种习惯于将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运动、科学和技术革命、政治变革、社会变动等等西方“现代化”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惯常做法，缺乏“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经济学家研究历史问题，既要关注重大事件本身，更加关注事件背后的驱动力量和综合背景。尤其是对工业革命这种能够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更需要关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和这些驱动因素形成的历史渊源。为了获得真知，避免在无谓的议题上浪费过多精力，我们需要淡化地域局限，历史地考察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变化，通过比较分析重点关注事件背后的驱动力。同一个事物，观察者秉承的价值观不一样，可能得到的结论就会迥然相异。不要说是寻求真理，即使是寻求真相，也需要客观理性和公正无私的情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实施了40多年，推动改革开放的动力是自觉意识，是无私精神，还是利益追求？改革进入新常态以后，如何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以上问题，无疑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也需要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中去寻找启迪和借鉴。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工业革命的跟随者转型为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如何突破模仿者的天花板效应获得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回顾工业革命演进的历史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迪。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仍需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好更深入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中积累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结合中国国情找到解决中国深层次问题的方案。
人类社会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道理：成功是成功者的羁绊。从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工业革命的实践看，工业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成功的经历和经验阻止了继续前进的道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工业革命在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工业革命的负面效应包括：唤醒了资本家追求商业利益的欲望并促使其空前膨胀，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资本家会不择手段，有时候会像军火商和制药厂老板那样丧失了人性；“三废”排放造成的污染、气候变化、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降低了穷人的生活质量，人类面临绝种威胁；弱肉强食、野蛮掠夺、长臂管辖等霸权主义以各种面目占有资源，霸权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可以长期为所欲为；物欲横行、急功近利等生活方式让人类迷失了方向，气候变化、瘟疫流行等让人类陷入“末日心态”。工业化的初衷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本身就带有一种掠夺性的特质，不断的侵略和战争造就了英帝国源源不断的外部市场，催生了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自由贸易与统一体系为英帝国的富强崛起提供了源动力。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丑恶也比较多，失业和贫困化，强制人类向着高污染、高消耗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转变。工业革命还有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扭曲了部分西方学者的世界观，使他们抛弃历史事实，凭借强势话语权宣扬所谓的“欧洲中心论”。过去三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西方国家的全方位主导。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一是科技发达，工业生产能力与科技的结合又导致了军事力量强大，连带着强大的话语权。
六
现代社会姗姗来迟，然而一旦来到，人类就开始毫无节制地盘剥地球，加快了“人类末日”到来的步伐，很有可能使人类物种成为地球上的“匆匆过客”。解救人类物种，还需要从工业革命中寻找答案，通过加快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寻找人类的“伊甸园”或制造出逃避地球灾难的“诺亚方舟”。如果想让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就需要发扬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正面作用，遏制和弥补工业革命的负面效应。如何弥补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效应？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领域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补课，社会保障、政府治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配套改革需要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的模式和方式需要改革；人类需要合作共同应对金融领域不确定性、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疾病大流行等全球性问题。总之，人类应该借鉴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引导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使其成为人类走向美好明天的铺路石。
在讨论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寻求人类自我救赎之路时，我们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树立立体化的思维方式，突出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史的多维思考和理性分析。
一是境的思维。这里的“境”指的是事物发生的时空、环境与情境。境的思维需要考虑事物属性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需要在具体时空中对事物的演化进行分析。分析历史事件需要检视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从特定历史情境下重新认识。例如，在分析世界霸权的更替时，就需要将时空视野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再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任何复杂体系都可以由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四个维度进行诠释，而任何诠释都必须考虑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境的思维告诉我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模式”、“经验”或“真理”，借鉴别国的模式或经验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和当下情境。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是，工业革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可以分析，可以比较，可以讨论，但是不可以照搬，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
对历史概念和历史现象的理解也需要树立境的思维，尤其对诸如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标签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既要考察其历史，也要领会其内涵，更要分析其提出的历史背景，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者”的陷阱。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国家的专制主义比起中国明清王朝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以现在标准审视和评价古代的经济活动，而应该让思想回到历史深处，从当时的横向比较中去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很多学者以现代视角去审视中国古代的科学，觉得古人的发明不值一提。尤其是一些对华不太友好的西方学者，为了捍卫“西方中心论”，在评价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时，往往戴上有色眼镜，选择性地“旁征博引”，忽视、贬低甚至诋毁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科学总是在不断证明，过去的科学并不“科学”。这就是因为科学结论的成立与否也需要特定的境，只要环境变了，或者人类的认知能力进步了，科学结论就有可能被改写。以物理学为例，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伽利略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爱因斯坦到未来的某位科学家，科学进步的轨迹十分清晰。人类的科技进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百年或千年后的人类，如果以未来视角来审视现代的技术，无疑也会发生巨大变迁。因此，分析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也需要将工业革命放入近代社会去考察当时世界上的经济联系，从横向维度和纵向变化去发现孕育工业革命的新兴力量。
二是序的思维。这里的“序”指的是顺序、秩序和层次感。静态的“序”是指一种有序的状态和展现出真善美的局面，动态的“序”是一种动态的达到和谐的过程，是实现真善美的协调方式和调整过程。静态的“序”与动态的“序”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二者可以相互转化。重大科技创新、重大社会变革和产业革命都会暂时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原有的静态的“序”，产生新的动态的“序”，新“序”更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产生更高层次的静态的“序”。从一个静态的“序”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静态的“序”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动态的“序”。从无序到有序，从旧序到新序，从低序到高序，都是“序”的思维在起作用的表现。“序”是宇宙和自然的内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也是一种自然形态之美。秩序和规制构成的序是理性精神的来源，人类在追求序的同时，也在努力打破序，实现更高层次的序。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的数理世界里，充满着井然有序的理性规律和法则，展现了秩序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科学进步带来的秩序变动之美。
序的思维追求的是一种秩序，秩序是构成稳定环境的重要维度，秩序变化会产生变革的诱因或动力。正如一个生态系统，个体生态位的变化或导致生态系统秩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因此，序的思维所追求的秩序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秩序，而是秩序的升级，动态的“序”与变的思维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的核心之一就是秩序优先与和谐稳定，二者都是一种有序的表现。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因此，“序”的思维需要与“效”的思维和变的思维相互结合。
三是变的思维。这里的“变”指的是变革、发展、创新、演化和运动。变的思维是一种辩证思维，也是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性思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唯变不变”才是应对多变环境的王道。变的思维是范式的变化，也就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所谓的“范式革命”。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一不是“范式革命”的产物，牛顿力学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牛顿世界观，将人类视角推向浩瀚的空天世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颠覆了重商主义，让西方国家迈入崇尚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颠覆了乌托邦主义的幻梦，让人类从通往奴役之路上折返；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冒着被冠以“欺师灭祖”者的风险，将资本主义国家拉出了“大萧条”的泥淖。范式革命带来的是思维体系变革，是人类实现跃迁式发展的真正驱动力量。
我们看到，事物在出现之初往往有其先进性，然而随着惰性的累积，慢慢通过“内卷化”走向反动、落后和腐朽。如何保持事物的先进性，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是走出舒适区，主动拥抱变革可能是保持生命力的不二法门。保持先进性只能依靠变革和创新。变的思维本质上就是创新思维，是不受现成的常规思维的约束，寻求对问题全新的独特性的解答和解决方法的思维过程。变的思维是人们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不断以新颖的方式从多角度进行思维以获得新成果的思维活动。动物的本能害怕变革，基因的延续需要稳定。然而，环境变革与否并非由基因决定，为了能够延续下去，基因也会主动选择变革去适应环境，这就是基因的变异。人类社会的历史反复证明，变革和创新是获取新生的唯一途径。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当局者都知道变革的重要性，但是总会在利益集团的阻碍下，无法启动自我变革的蜕变之旅，眼睁睁地看着机会远去，痛失好局。变革需要勇气和魄力，也需要智慧和艺术。正如人性是多维的一样，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并且任何事物都是在变化的。客观认识事物，需要将“境的思维”与“变的思维”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四是术的思维。这里的“术”指的是战略、策略、方法、工具和思维，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理性思维在人类行为中的直接体现。已有的几次工业革命大潮中，凡具有竞争意识的大国都有独具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策略，都有推动工业革命的勇气和智慧，都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道路，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术”。体会工业革命发生地的战略、策略、勇气和智慧，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启迪和借鉴。术的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思维，是思维主体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术的思维具有长远性、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重点性、关键性、复杂性、有序性、创造性、求新性、开放性、动态性、自觉性、主动性等多重特点。
术的思维要求决策者和行动者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对大势的判断、对现状的了解、对过去的领悟，对经验的总结、对教训的借鉴，是形成“术”的前提。术是达到目标的过程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是过程导向的思维方式。人类的工业革命在不同国家的发生方式就反映出了“术”的思维差异。同时，先行国家工业革命的方式方法与路径模式，为后发国家推动工业化进程提供“术”借鉴和启示。近代社会最重要的“术”是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它帮助欧洲人冲破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束缚，从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卸去了枷锁。
五是效的思维。这里的“效”指的是效率、效果、时效、效用和绩效，是结果导向的物质表现。效率是经济学概念，是一种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效率主义和自由优先是古希腊文明的核心要义之一；效果是管理学概念，是一种组织与领导的绩效水平，是管理者信奉的管理理念；时效是物理学概念，是描述及时性与前沿性的尺度，反映的是时空变化的结果；效用是心理学概念，是一种主观满足感，也用于衡量经济学中消费者消费商品和服务后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效的思维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思维，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就是一种效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争论，为中国社会节约了大量交易成本。效是结果，是目标的实现程度。但是，如果从效用的角度思考，结果会带来效用，过程也会带来效用，有时候过程带来效用更让人感到惊喜和满足。因而，效的思维注重结果，但绝对不能排斥过程，过程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十分清晰的分界线。
以上五种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就是理性思维、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而言，理性思维尤其重要。情绪化思维的确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但是对于解决纷繁复杂的国内外难题没有帮助，有时候还适得其反。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需要客观认识自己、理性对待挑战、科学推进发展。静下心来，按照自己的节奏，办好自己的事情，在发展中维护尊严，对于正处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更显重要。
从15世纪到20世纪，五百多年中总是少数国家依靠科技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对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不仅如此，领先的国家还可以不加节制地挥霍使用各类自然资源，通过各种透支维持优厚的生活水平。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现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质量只为少数发达国家和全球少数人口专享，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还得不到衣食住行上的基本保障。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公开工业革命的密钥，使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的“公共品”，能够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助工业革命摆脱贫困，更多的民族能够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健康和财富。从宇宙视角来看，人类不过是生活在一粒名叫地球的“宇宙尘埃”上的“微生物”，与宇宙万物一样有始有终。这就是说，人类的结局十分明朗，等待我们的是永远的安宁。因而，乐观者不能过于关注结果，应该致力于经营过程，让过程变得和谐稳定而又多姿多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为历史，后事为规划，分析工业革命的演进史，能够在历史回顾和未来规划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人类在从此岸到彼岸的征程上少犯错误，让工业文明之花永远绚丽多彩，让人类的家园永续存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质量发展导向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适宜性技术选择与动力变革研究”（项目号：71973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适宜性技术选择、新旧动能转换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研究”（项目号：19YJA79010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适宜性技术选择与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项目号：ZR2019MG01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