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的回忆录对毛主席的这段批评成立吗？

　　最近跟几位朋友谈起《黄克诚自述》一书中的一段文字：

　　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再版《黄克诚自述》P112-P113

　　我们都知道，80年代初“反毛”甚嚣尘上的时候，黄克诚将军勇敢地站了出来，坚定地捍卫毛主席，并说过“中国丢掉毛泽东思想，会碰得头破血流”之类的话——这是在“大节”上对毛主席的肯定。

　　但是，就“自述”对毛主席“小节”的这段批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问题，“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就真的符合历史事实吗？

　　笔者的朋友白头豕（欢迎知乎网友搜索关注“白头豕”）针对这段回忆录的文字首先在逻辑上提出了几点质疑：

　　1、“自述”对毛主席“组织路线”的批评不是基于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先用一个所谓的“反对毛主席而被靠边站”的何笃才的观点，作为对毛主席的第三方评价，然后再引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借别人的口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表述一则缺乏担当，二则本身就带着很大的主观性。

　　2、对何笃才这个人的评价，是来自与其交好的黄的主观臆断，认为他是因为“反对毛泽东而不被重用”，继而被整肃。这符合事实吗？其他人也这么想吗？

　　3、何笃才说毛主席用的人都是听他话、顺从的，就像美国人认为大陆的人都被洗脑了一样，是作为“对立面”的不满者的一家之言。退一步假设，即便何笃才说的“因为反对而被靠边站”情况存在，何笃才明知道毛主席的政治、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还要故意作对，毛主席为了正确路线的推进难道就不该先用“可用的人”？在何笃才以这样的理由批评毛主席的组织路线时候，自己在组织原则上首先就已经立不住了。

　　4、说朱更会团结人、得人心，这就有趣了。因为他口中有大才的毛，就是被朱陈等斗走、逼到地方上工作的。只要求毛主席团结人，不必平等要求别人团结毛主席？

　　5、说毛主席只用“顺从自己的人”，让持不同意见的人靠边站。当时被打倒的毛派里还有邓，怎么不说他也是“顺从的人”，却偏偏举出一个与毛主席未必有太大关系的李韶九？

　　6、当初排挤毛主席的朱陈，都在古田会议后与毛主席冰释前嫌，还合作了一生，这怎么说？后来导致毛主席“遭遇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的张国焘，在他叛变以后，他的部下徐、许等人都是反对过自己的人，毛主席还不够“重用”吗？给毛主席下过无数“绊子”的王明，毛主席后来却力排众议坚持选他做中央委员，曾经忠实执行王明路线、极力反对毛主席的博古、凯丰都被毛主席重用，且合作得很好；即便是那个在四平战役让解放军吃过大亏的前国民党将领陈明仁，毛主席不也“重用”了？

　　7、退一万步讲，毛主席的“用人原则（组织路线）”即便不完美（跟同时代的人比又有谁是完美的？），却绝不是应该以“自述”这段话的逻辑来批判的。“自述”夸耀何笃才有资历、有功绩、有能力、有见识，这样“高水平”的人却在明知道毛主席政治军事路线正确时，因为小事不合意反对毛，造成盲动主义时期重大损失，甚至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希望革命失败。难道在“自述”看来，个人的地位和待遇重过革命路线？重过革命事业的前途？这反而反衬出自述者“论资排辈”、自私狭隘的封建主义意识。这样的逻辑不也是在发泄自己后来遭遇的“不公待遇”吗？

　　看完这段分析，有些读者或许会认为笔者及笔者的朋友“小题大作”，因为黄克诚将军在“大节”上是维护毛主席的。

　　但是，负责任的历史陈述绝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回忆录是个“好东西”，为了把自己说得仿佛一贯正确，可以洗白、可以污蔑、可以淡化、可以转移、可以掩盖。各类回忆录，都在从个人视角回忆毛的各种“不堪”，他们“为尊者讳”，为自己讳，却独独不为毛主席讳，给人感觉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然而，这仅从历史逻辑上讲立得住吗？更别说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了。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从“大节”上看似乎并无大碍，但正是一个个人在一个个具体细节上的不合逻辑更不合事实的歪曲，才构成了对毛主席整体的抹黑和否定，更别说被有心之人肆意发挥。

　　“自述”这段话后来被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剪裁使用，恶毒污蔑毛主席：

　　高华这段文字的潜在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污蔑毛主席1930年借“打AB团”清除异己、杀害反对过自己的何笃才。

　　高华在这段文字里故意模糊、错乱了时间线，他说“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事实上1930年黄克诚根本不在红三军团第三师，黄克诚在红三军团第三师任职的确切时间是1931年4月~1931年10月。这样的公开履历很容易查，只是读者不带脑子的话根本不会去查就轻信了高华。

　　且不论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跟毛主席的个人意志没有多大关系，至少何笃才根本不是死于那次“肃反”。

　　真要论履历，何笃才跟毛主席其实没有什么交集，毛主席熟不熟悉、甚至认不认识何笃才都是存在疑问的。红军七大反对毛主席的不在少数，军团领导级别的都不在少数，否则毛主席也不会被选下去。红军七大时，论反对毛主席的程度，何笃才总比不上萧克吧；论反对毛主席的级别，何笃才更是远远比不上与毛主席平级的陈毅，真要论资排辈，一个“小小的”连长何笃才“算老几”，值得毛主席“想法设法、处心积虑”地去整他？反倒是陈毅、萧克被整肃时，毛主席想尽办法保护他们。高华为了诋毁、抹黑毛主席，就不惜编造这样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的低级谣言。

　　“自述”当然根本不是高华所“发挥”出来的这个意思，但“自述”的确留下了一个空白，那就是没有说明白“究竟是谁整死了何笃才”，这才给了高华“发挥”的空间，而“自述”的留白就是典型的“为尊者讳”。

　　不过“自述”也交代过，关于黄、何议论“组织路线”的事情发生的事件背景：“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不难查，那就是1931年6月之后的事。为了说清楚究竟谁该对何笃才之死负责，就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红军肃反的这段历史。

　　高华在“红太阳”一书中声称，“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作俑”这其实是非常恶毒的话。高华把打AB团追溯到1928年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的“整党运动”。

　　事实上，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当年毛主席喜忧参半表示：“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县四个区，发展近三千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74页）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28年8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人反水，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这些人出卖同志，导致有的同志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具体部署有(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宣布问题有问题的人，支部会上除名；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这次整党时间很短，规模很小，这跟后来的“反AB团”在做法上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详细阐述打AB团的历史，仅仅交代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和关键问题：

　　1、“打AB团”真正的源头，是当时的上海“中央”在1929年11月13日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

　　AB是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组织，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

　　2、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1930年7月22日，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1930年8月，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按照上海中央的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

　　受命于临时中央的李文林积极推进“打AB团”，其目的就是肃清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击异己者，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让红军去打大城市。为此李文林在“打AB团”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大量使用“肉刑”。而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就力主废除“肉刑”，但李文林使用“肉刑”的做法却得到了当时的中央的支持，李文林所依据的正是中央8月份做出的《肃反工作决议》。

　　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而这起大案实际上是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对赣西南反富农不力不满，亲自到各路行委推动反富农的过程中，偶然破获了AB团，真正破获AB团的准确讲不是赣西南特委，而是受到刘作抚批评后的西路行委。“打AB团”实际上在一开始成了上海中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抓手。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立三路线受到批判，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依然在党内继续。第一次“反围剿”关头，李文林等却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煽动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破坏“反围剿”，批判总前委为富农路线。

　　3、1930年11月底的“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为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部署等，根据临时中央“打AB团”的指示和军内一些将领的要求，总前委会议决定“快速整军”，与之相伴随的的就是一方面军肃反“打AB团”。在李文林、彭德怀等的推动下，由“政治整军”变为“肃反整军”的。会议上，毛主席反而再次强调了废除肉刑。罗坊会议后，毛主席基本不在一方面军，多数时间在地方调研和纠正土地分配、经济政策，更没有发布过打AB团的指示。

　　一方面军打AB团，是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李文林就是因为三军团的这个公函，才带人到总前委督促打AB团的。红军打AB团，是由彭德怀的三军团开始的。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认定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而且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

　　4、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缴了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连的信件。打AB团的积极分子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反而又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12月7日，总政治部派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最终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5、高华以及“自述”里的何笃才，仅仅因为李文林反对过毛主席，就将李韶九说成是“顺从毛泽东的人”，这是极其荒谬的。李韶九的资历与级别实际上与李文林是相当的，都是受临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干部，后来，也是临时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职。反而是在“富田事变”之后，是毛主席为李文林平了反，直到“三人团”到达苏区后，才对参与“富田事件”的红二十军的干部给予了严厉的制裁，下令枪毙了李文林。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第二轮的“打AB团”，这时毛主席被排挤得更厉害了，被毛主席写进苏区政策文件的“坚决废除肉刑”也被“三人团”废止了，而李文林、何笃才都是死于这一时期，跟毛主席有“半毛钱”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