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走资，谁最拥护？
二祭苏联
苏联变修、走资、解体，谁最拥护？
事实证明，当历史行进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所谓“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悲剧，不过是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自我演变，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自我政变，是一场名大于实的变身游戏……
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了的红皮苏联，到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俄罗斯——这种前后传承性，体现60多年来俄国历史之本质。
01.谁最拥护资本主义？
1991，苏联的最后一年。
当年5月，美国在苏做民意调查。
在回答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时，只有19％选择美国、德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另有27％选择瑞典式的“改良资本主义”，54％的多数选择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同时，在回答哪类活动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或两者并存的问题时，多数赞成银行（52％）、重工业（79％）、广播电视（79％）完全国营，多数赞成消费品制造业或者完全国营（25％）、或者国家和私人经营并存（53％）——只有农业，是唯一多数赞成完全私营的（75％），饮食业则有42％赞成完全私营。
然而，在苏联的党政要员中，情况大相径庭。
当年6月，美国一社会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意识形态调查，对象是掌握高层权力的要员，以谈话方式确定他们的思想倾向。结果是，只有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改革前社会主义模式；12.3％持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有76.7％认为应该实行资本主义！
这，堪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在哪里”著名论断的一个注脚……
02.私有化与“崩溃边缘”：咬开了苹果，发现长满了蛆
戈尔巴乔夫缺乏深度。
他上台后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回忆说，一次记者会上，记者要求说说改革思路，戈尔巴乔夫却放开嗓门：
“不能把改革限定在某种构想的普洛克洛斯忒斯床上。如果双腿比床长，那就必须把腿砍断吗？”……
在戈氏原来的改革设想中，并不怎么有私有化的事儿。
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大名鼎鼎的《改革与新思维》，罗列了苏联经济的种种弊端并声称：
“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可能性。”……
好一个“无限可能性”！
1986年，苏联开始允许私人企业、合作企业与国有企业并存发展。
1987年，苏联开始出现隐形私有化。
1988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直接与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3000多个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主管部门官员介入，由此产生出大量“官商”，有的后来干脆“下海”成为私企老板。
1989年，所有制争论浮现，从呼吁建立“混合经济”到鼓吹各种所有制不分大小形式平等、讨论所谓“联合股份企业”，实际上为大型企业私有化打开了大门。7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
8月，戈、叶要求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新的经济改革计划；9月，小组提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要求苏联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改革，分4个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计划被雷日科夫代表的稳健派所阻止，叶利钦指责戈尔巴乔夫“保持行政官僚体制，蓄意欺骗人民”，戈则反指叶玩弄政治手腕。
1991年7月，苏联通过《私有化法》，戈尔巴乔夫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说：“第一步将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就是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
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前，苏联“全民”所有制已经变质，体现为管理人员变成了所有者，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了俄罗斯最早的资本家，成了90年代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改革”中，部委变成康采恩，部长变成董事长，财政局长变成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成交易市场老板……官僚权贵成了“改革”的实施主体，私有化为他们从暗中占有到公开占有人民的财产提供了机遇。
1991年，苏联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国家订货和经济计划制度终结。当此之时，生产和分配系统出现大漏洞，部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法律的空子，捞到了“第一桶金”。
金融领域的变相私有化盛行；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银行，大部分是通过对原先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私有化建立起来的。
从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到俄罗斯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就此开始。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的调查显示，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企业精英，是原苏维埃官员；前者出身于党务工作者、苏维埃工作人员，后者则是前共青团、经济工作者。
“开国总统”、新沙俄第一任白色沙皇叶利钦可不是什么“造反派”，就是原体制内的精英：
他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历任工长、施工员、工地主任、总工程师、建设局局长、房屋建筑联合企业经理，从基层一直做到州委书记，1985年4月被调到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同年6月经戈尔巴乔夫力荐而成为苏共中央书记。
正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在美国大学的演讲中宣示：
“俄罗斯已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他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叶利钦曾坦承：
“……那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积极地进行他们个人的私有化了。其规模、其劲头、其虚伪都令人震惊。”
当然，你以为他批评私有化？并不是。他接着说：
“苏联私有化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但却是混乱的、自发的并常常是违法的。今天，有必要掌握主动。我们决心这样做。”
另一则调查显示，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有钱人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干部。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了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财富几乎不可能；非法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起诉。
私有化，能使他们免于忧虑。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5年，苏联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但即便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还在增长：1985年0.9％，此后到1989年分别是4.1％、1.3％、2.1％、1.5％。
到1990年，才出现负增长。1990年12月，叶利钦通过俄联邦议会发布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1991年俄罗斯税收大部分截留，不上交给中央政府，苏联内阁被迫取消计划和物资配送，这才导致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走到“崩溃边缘”……
然而，私有化“改革”精英是不管这些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锅。雷日科夫说，激进改革派是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
苏联玩完了，私有化却生气勃勃。戈尔巴乔夫说不清楚私有化，私有化全程以非正常化方式进行，法律政策被捅个大窟窿，剥下企业国有化的外皮后用半法律、半野蛮的方式转为私有。
雷日科夫还说了一句话：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
03.民族问题之祸：走向联盟解体
斯大林时代，苏联在“钢铁领袖”的强硬领导下，虽然落了个“大俄罗斯主义”骂名，但斯大林一方面禁止大俄罗斯主义，一方面也铁腕禁止各种小民族主义，并加以打击。
赫鲁晓夫时代，民族政策转向“怀柔”，开始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做法……赫鲁晓夫规定，大学每年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达到总数的一半。
据日里诺夫斯基回忆，五、六十年代之交，莫斯科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一周上不了几节课，混迹于酒吧、小餐馆，在黑市上购买从西方走私来的色情杂志和小说，回到学校就用西方电影里学来的技巧勾引俄罗斯族女生……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平时什么都不学，每次期末都能及格，有的还分数不低，显然是校方故意照顾。
俄罗斯族同学劝他们不要胡闹，他们则说：
“赫鲁晓夫同志都说了，过去斯大林对我们不公正凌辱伤害了我们，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我们道歉和给予补偿。你们这些玩意都算是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来管我们！难道你们竟然想说赫鲁晓夫同志错了吗？”
劝说无效，俄罗斯族学生还要被教务处批评“反动的大俄罗斯族主义思想作怪”，被迫写检查悔过。
显然，这是以片面的民族优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各民族平等，是对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另一种粗暴践踏。
长期以来，苏联处理民族问题并不能说是很成功的，矛盾纠纷频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使原先被掩盖的矛盾纠纷日益表面化，表现为各自治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质疑和诉求日益激进化，“反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增长。
198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一份汇报中说，前一年（1987年）“反苏、民族主义和政治敌视内容的匿名材料”中，“民族主义的，主要是反俄罗斯的言论有309起”，占了第一位；对制作散发匿名材料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也指出“民族情绪的为248人”，也是第一位。
1988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发生，苏共最高层意见分裂；他们对该事件的认识不足，促使民族问题由个别的领土争端向呼吁民族独立自决发展。
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民族问题成为一个纷争的焦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拉脱维亚和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争议、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经济独立等的呼声也非常之高……
民族矛盾纠纷最激烈的地区，是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1989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掀起独立运动，200万人手拉手组成“人链”，抗议50年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波罗的海之路”抗议活动。
1990年春，波罗的海三国最高苏维埃都通过了恢复独立的宣言，要求脱离苏联。
这一年，从“五一”国际劳动节到年底，半年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许多自治共和国甚至自治州也发表主权宣言或宣布独立。
1991年1月，扑朔迷离的波罗的海事件发生。在立陶宛，苏军占领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克格勃部队占领电视大楼，14名立陶宛人死亡；在拉脱维亚，苏联内务部队与当地内务部武装发生90分钟枪战，5人死亡。
戈尔巴乔夫20年后回忆说，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克格勃领导层中有一股势力，他们试图赶在苏共派出的政治解决代表团之前快速平息一切。于是，在代表团到达立陶宛首都前夜，那里已经开始冲突并有人员伤亡。
1991年2月，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4％的人投票支持独立。
3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如法炮制，均有70％以上支持独立。
所谓“苏联解体”，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开始的。
纳扎尔巴耶夫说，苏联政府对民族形势没有经过深刻思考，没能制定出相应的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尽管有各种声明、纲领和计划，但是在苏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严肃分析过民族间关系及其解决路径。
忽左忽右、进退失据，这就是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失策”的表现。
前俄罗斯副总理沙赫赖说，分析解体原因，往往忽略了苏联宪法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的脱离权，它像一枚延时地雷一样休眠了几十年；加之没有经受住当时的危机考验，在格鲁吉亚和立陶宛，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
总结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翻车”的教训，就是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国家联盟，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不等于对任何民族的优待；既要反对占多数的大民族的民族本位主义，又要反对各个小民族的民族本位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既要巩固多民族国家或联盟的统一，又要尊重各民族权利和感情、逐步缩小各民族间发展差距；既要对民族问题有一以贯之、久久为功的总政策，又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某一时期的政策重点，才能防止“脱轨”“散伙”“单干”的风险。
04.终局：违背多数民意的政变
到1991年，即苏联的最后一年，在苏联社会上，维护联盟统一其实仍是主流。
2月23日，莫斯科数十万人大集会，打出红旗、抬着列宁像，支持国家和军队统一；苏联士兵大部分也是维护联盟的“传统派”。
这样一种民意，还反映在全苏公投结果上。
当年3月中旬，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举行全民公决。公决虽然遭到“刺头”波罗的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抵制，仍有1.47亿人参加。
3月下旬，结果公布，全苏有投票权的公民80％参加，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即意味着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要求延续苏联。
戈尔巴乔夫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建议公决时，大部分代表支持，“叶利钦当时摘下耳机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
叶利钦好斗而狡诈。
在俄罗斯联邦的投票中，他另外塞进一项：是否设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结果，七成赞成。6月，叶利钦当上了俄总统。
苏联的存废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民意，只取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公决带来的舆论优势抵制分裂派或“民主派”，对立阵营的叶利钦等苏联高官在斗争中取得优势，才导致1991年苏联局势的急剧转折。
公决后的4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领导人发表“9+1声明”，决定制定新联盟条约，保留联盟，但改变联盟的具体形式。
然而，在维护苏联的传统派看来，新条约规定的那种形式的联盟太过松散，他们反对。
传统派二号人物亚佐夫回忆说：“要保住军队，就得保留苏联。主权国家联盟不算统一国家，不可能拥有共同军队。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上我提出这一观点，戈尔巴乔夫当时问：为什么？我回答说，很显然，每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先是想拥有自己的仪仗队，然后是近卫队，再然后是自己的军队，接着会要求分配核武器。后来军方不再有人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与会。”
传统派不只是针对叶利钦。
8月4日，戈尔巴乔夫到克里米亚度假，计划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
14日，条约文本公布，赋予了缔约各国更大的主权，包括外交权。
17日，传统派一号人物亚纳耶夫召集会议，会上有人提议，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亚佐夫得到命令：向莫斯科调兵，守卫克宫和其他重要设施。
18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住地的对外联络被切断，栅门增设克格勃警卫。戈氏拒绝在枪口下接受通牒。
19日，亚纳耶夫发表声明，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权力转移到他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莫斯科被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在暑假中的大批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接着是涵盖各阶层的市民群众。他们问坦克兵：你们干什么来了？
枭雄叶利钦不知所措。
接着他反应过来：事情是冲着他来的，但仍不知道怎么办。
此时，塔曼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个坦克营，受命防卫当时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地——白宫。该营营长临阵倒戈，宣布对叶利钦效忠。
少校救了总统。
叶利钦这才走出白宫，爬上坦克，念了一遍讲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违宪。
随即，他派出代表前往克里米亚，与戈尔巴乔夫冰释前嫌。
由此，叶利钦成为平息“八一九”事变的“英雄”，捞取了进一步攀登权力高峰的政治资本。
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法通过武力拿下白宫，因为周边聚集着声称要保卫白宫的五六万名志愿者，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这样，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法活捉叶利钦，开进莫斯科的两个师也失去了驻留的意义。亚佐夫等人心灰意冷。21日，下令部队离开莫斯科。
22日，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他在记者会上，不得不承认叶利钦“在平定阴谋中起了卓越作用”。
23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俄联邦议员。会上，叶利钦宣布：“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
这是以政变对政变。
显然，到这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变革”派、分裂派，已经不再需要苏共、苏联的红色空架子加以掩饰自己，反倒要彻底推倒之，以从中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光明正大地维护既得利益。
当天下午，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党内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命运。
叶利钦开始打劫。
他命令，将苏联财产和机构划归俄联邦所有，接管联盟中央财政金融部门。
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结果在参加投票的人中90％赞成脱离苏联而独立。这给了联盟中央以致命一击。联盟，即便是按新条约规定的松散形式，也无法维持了。
美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论及此事时说，乌克兰宣布独立等行动“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
1991年的最后一个月。
戈尔巴乔夫当然沮丧，另一方面好戏仍在上演。
乌克兰独立后没几天，叶利钦和当时乌克兰总统、白俄罗斯总统聚首，商讨苏联后事。他们签署了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并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
戈尔巴乔夫这才知道，木已成舟。叶利钦的副总统、空军少将鲁茨科伊找到戈氏，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戈尔巴乔夫脸色苍白，劝对方不要发火。苏联解体后，鲁茨科伊是“休克疗法”的坚决反对者，并逐渐成为叶利钦反对派的领袖之一。
12月10日后，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相继批准《别洛韦日协议》。
21日，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关于独联体的《议定书》，独联体正式宣布成立，苏联随之停止活动。
戈尔巴乔夫仍在克宫。但他知道，没他什么事儿了。
12月25日，西方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露脸，状如死人。他宣布“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
晚7时38分，镰刀斧头图案的苏联国旗，在严冬的刺骨寒风中，从克宫政府大厦顶端徐徐落下。从沙皇时代起使用的红白兰三色俄罗斯国旗，随之升起。
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手表决，确认解体事实，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事宜。
此时，与十月革命后的情形不同：过去的政府官员，基本留在位子上；15个加盟共和国中，11个保留领导班子。
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这是一次自我政变。
05.尾声：白色新沙皇叱咤风云
平民戈尔巴乔夫，开始向有关部门打听，自己的总统退休金应该怎么算。据说他还跟主管部门斤斤计较。尽管，当年美国人发现过一个“秘密”，那就是超级大国领导人，而且是高喊“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工作是个大外行，美国人“为戈尔巴乔夫对市场经济知识的贫乏而深感吃惊”。他是个党务工作者。
自始至终，他都缺乏深度。最近，他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叶利钦也一样。
由于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常有人耍他玩，只要他在经济有关问题上一张嘴，必定逗得哄堂大笑。
然而，这位无知的新沙皇，有一天居然以专家的口吻宣布：“今后的6个月内，对每个人来说，经济情况会变坏，但是此后物价就会降下来，市场商品会更丰富，而到1992年秋天，就会出现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俄罗斯人民不很久就发现，这位“英雄”，其实是个大忽悠。
如果说苏联末年是“崩溃边缘”，那么，俄罗斯初年则是不折不扣的“崩溃之中”。
动荡的最大“成果”，恐怕是形成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并主宰了当代俄罗斯。
据说，叶利钦创造了除1918年立宪会议之外的“第一个真正的俄国式民主政体”。然而，叶利钦跟保罗沙皇之前的历代沙皇一样，钦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尽管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以保护自己的遗产。
普京以强硬民族主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结束了“改朝换代”之际的混乱，部分恢复了俄罗斯的大国荣光。然而，他打击了一批寡头又扶持了新一批寡头。
普京身边的人叫他“沙皇”。一天晚上，他问道，谁是俄国“最大的叛徒”。身边的人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说道：“我们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是那些自己放弃权力的软蛋，尼古拉二世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们竟允许权力被歇斯底里的狂人和疯子夺走。”
尼古拉二世是沙俄的亡国之君，“戈地图”是变质后的苏联的亡国之君。
那么，“歇斯底里的狂人和疯子”是谁呢？？
2021年10月21日，索契。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8届年度全会举行。
已经实际掌权超过20年的俄总统普京，在演讲时，除了抨击已经烂掉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列宁和十月革命。
“革命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是普京总统关于苏联解体的根本结论。
普京最后总结说：
“没有任何一场革命的正面价值可以超过它对人类发展潜力所造成的损害。”
普京，就是当代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玩剩下很多东西。他领导下，资产阶级俄罗斯“成功转型”为与美帝相对立的、另一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国家。这是普京的根本成就。这段“告别革命”的表白，暴露了这位新沙皇内心对于红色苏联的真实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