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几个细节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小楼，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也是新中国文艺的“大地圆点”。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70多年了，它对我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加合影的104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像方纪、郭小川就是。

　　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个子大、身体重，一不小心把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人们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摄影师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了座谈会合影的另外一个版本。

　　“关门提高”不合抗战时宜

　　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

　　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为例，就存在着种种不足。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师生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陕北方言，“什么也不懂”的意思）!”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著名作家严文井也回忆：“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但我们却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