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下背影：党史上，一些个让人一团雾水的人和事

——讲历史，也得讲良心

　　为尊者避，好理解，人情化，也说得过去，但也易让人一团雾水产生误会，久而久之还会发生不良影响。波澜壮阔的中共百年史，一些个重要人物和重大事儿，长期讲不清，似乎也不打算讲。事过境迁，历史已成过往云烟，可是对不起历史和后人喔。

　　既然有人死鸭子嘴硬，撬不开嘴，且让孤陋寡闻的湘下先生俺，替他们先讲一讲吧。

　　【一】

　　比如说，自赣南会议后，1932年10月3日—8日的宁都会议上，对毛教员“老账新账一起算”，撤了教员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分了“前方”（周恩来、朱德、毛 泽东、王稼祥）和“后方”（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又是谁，在赶走了毛教员，硬打赣州路上，撂下了“等打下了赣州后，再来找他（毛泽东）算账”这句狠话？这一情节，在一些党史文章和央视电视剧中都表现了，只是打死你也不说出尊姓大名来，其实，最大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

　　为什么这样说呢，时历史的惯性和所任的职位，让得这位武汉籍的政治 局常委，号“工人运动领袖”的老资格，才有可能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硬怼毛教员，才有可能在抗战中，东南局一把手和新四军政委任上，硬抗延安的中央和毛教员，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酿成大祸。

　　这是一位火力颇强的革命者，与饶漱石一道号“党内苦行僧”，一枚连叶挺军长也不放在眼里的猛人。

　　不是么？抗战前，他的老婆张亮出狱后千里迢迢，好不容易从敌占区赴苏区找到他，他能不由分说一枪给崩了已阔别三年的她，仅是因怀疑他的老婆出卖了瞿秋白。

　　后来已清楚了，出卖瞿秋白的人，是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不久牺牲）的妻子徐氏，和曾在瞿秋白身边工作过的叛徒郑大鹏。是他们指认了被捕的瞿秋白。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当然，嫌疑人中，自然还有从上海赴苏区的“后方苏区中央局”之一任胡子、顾作霖、邓发，甚至于攻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但“作案动机”和可能性，远没有“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那位高，因为任胡子历来党性强，不太可能这样横蛮，顾青年呢，少共中央局书记，毛头小伙，那年才24岁，资历太浅，说不出口。老彭呢，历来最大的夙愿，只是想打胜仗，露它一手罢。当时他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成员，只是个积极的“攻坚”执行者。

　　不久，顾青年身患肺结核不治，竟倒在了广昌决战前线上，咽气前幡然醒悟，直唤：“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回毛泽东的路线！我们真的需要他！”任胡子呢，历经党内斗争，认识到了教员的卓尔不凡，后来成了教员的政治铁杆。

　　故，这位注定在生前要与毛教员死磕的人，大名唤——项英，才是最大的“非毛”嫌疑人。近年来，似乎他的女儿老是在替其父喊冤。

　　同样喊冤的还有秦邦宪（博古）的子女，其实，这期间的“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期间，背后就有蛰伏在上海临时中央局负总责的秦邦宪，按照远在莫斯科王明指示，兴风作浪的影子。

　　喊什么喊？有什么冤？不出两年后，红军湘江惨败，八万红军被打成三万！闹得博古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欲拔枪自杀，多亏被人拉住才没立马去见马克思。

　　不出几年后，抗战间发生的“皖南事变”，就是号“工人运动领袖”的项英与“农民运动大王”毛教员的重大区别。

　　近日，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写了文章，对这些“为爹叫屈”的虚无主义倾向怒而斥之，说是“要讲良心”、

　　【二】

　　长征路上，有军团级的人物政治觉悟不高，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左右摇摆，甚至于靠拢张国焘，就是红六军团萧军团长、红九军团罗军团长和红九军团何政委，不坚定的可能还有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不是么？1935年10月5日，何政委受了蛊惑，在张大军阀召开的卓木碉大会上喊出了“打倒毛XX”的口号。

　　这几位仁兄瞅清楚了么？时台上就坐着被张大军阀裹胁，但一直不为所动的朱德和刘伯承喔！

　　不是么，时敦厚的朱德被逼急了，面对张国焘，吼出了“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常说榜样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喔！也说明，党的高级干部不能等同于普通百姓，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

　　怪不得后来萧、何这几人在政治上，混得不甚得志……怪谁？

　　【三】

　　长征中，三大红军第一次大会合后，为啥由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没有上张国焘的当，特别是总指挥贺龙，是怎样笑指张政局：“国焘，悠着点儿，小心俺打你的黑枪！”

　　张听了，为之一惊。

　　其实之前，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红二方面军先是一团雾水，搞不清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此前发生的激烈争执。按主流说，是任弼时、贺龙执行了正确路线，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其实历史很复杂的，有不少的具体细节可谈。时张国焘在党内是个有一定魄力的领袖，也有很大的迷惑性，资历和号召力不亚于毛泽东。但任很警觉，他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先是静观，后听了张国焘讲话，就觉得不对，直到见到了朱德，一夜深谈，乃知张国焘有野心，是分裂中央的路线错误。于是，任便找到张，劈头盖脸地对张说，红二方面军不可能反对中央和毛 主席。意思是说：你看着办吧！

　　张顿时心里哇凉哇凉的！

　　其中还有关向应。要知，任和关皆政治局成员，而贺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总指挥，却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中央委员。

　　关向应，一个早逝的人物，一位满族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在1928年党的六大时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1929年的中央军事部副部长，是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军政委，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与贺龙共事久之，双方信任有加，关的资历、威信和位置都摆在那儿。

　　他虽出身工农，却在上海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属早期中共领导人不多的知识分子型，正是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的他，替贺龙分析了形势，指出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分裂路线的危害性，一下让得贺龙茅塞顿开。

　　关向应是党内高层一位很有远见之人，军政皆优。说来，生前的他才是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120师的主心骨，因肺结核病过早地损伤了他的健康，后一病不起，临终前淌下热泪对看望他的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反对毛泽东，不可闹分裂。”

　　湘下先生记得，原先全国中学课文教材中，其中有一篇是描写毛教员看望病中关政委的课文，似乎是《毛主席看望关向应同志》，不知为何，后来被删了。

　　只是关向应这人去得早，各方面研究十分有限。

　　有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加贺龙等几位党内、军中大佬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如此而已，张内心涌起的那小九九，不被泡了汤才怪哩！

　　这才有了关政委于1946年7月在延安去世时，毛悲痛地题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这样的题词，战争年代，任职时间殉职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仅有刘志丹、张浩和关向应寥寥数人。

　　须知，红军时期三大方面军，红四，那可是张国焘说一不二的势力范围，若是红二也跟了张国焘，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唷！所以说，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教员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有比较就有认识，联想一下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的情景吧，时是1935年11月，鉴于中央红军经千辛万苦，衣衫褴褛,一贫如洗,日子是没法过下去了。教员对先行进入陕北的红25军的徐海东部（原属红四方面军辖），一时拿捏不了，试探着借一千大洋，不想，徐海东立马从仅有的七千大洋中，拿出五千给中央红军，同时复信说,红25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一下，让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儿落泪……。

　　这就不难了解教员后为什么老感叹其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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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另有一些看似是透露的历史情节，您，就别当一回事了，只可当作笑死个人的傻话罢。比如说，一著名影片，反映1927年“八七会议”，有人大大咧咧拍着即将回湘领导秋收暴动，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大创始人毛教员的肩膀，“老毛，好好干，甭管白猫黑猫，上了山就是好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他真没这个资格、说这般话。连说这般蠢话的机会都没有半点！

　　秘书长，秘书长，那时的秘书长，可不是后来的中央秘书长，怕就是一小秘书啰！之前，“秘书长”这职，邓颖超、刘英也当过，王首道也当过，其它人也做过。此一时彼一时，您说与1945年后，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兼任的中央秘书长有可比性么？

　　再告诉您吧，1928年夏，那敢拍毛委员肩膀的人走了，接替这“秘书长”的叫黄玠然（原名黄文容），浙江浦江人，1926年入党，2004年4月才去世，活了103岁，人虽活了很长，可1949年只是华东纺织工业部一小秘书，一生最高职务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真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