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伟大的统帅造就了杰出的将领

　　自从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国共两党之间经历了长达22年的对立，期间虽有共同抗日的合作，但始终摩擦不断，直至发展到最后的大决战。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中，双方的高级将领中有相当多出于同一个军校 — 黄埔军校。在这所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军事学校里，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著名的指挥官，他们大都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于黄埔军校，其中三位是教官（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两位是学生（林彪，徐向前）。国民党方面就多得多了，出自于黄埔军校的，许多人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形成了“黄埔系”，即蒋介石的嫡系，其重要人物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国共两党的战争常常成为黄埔军校同窗学友或师生间的较量，特别是在最后的大决战中，以东北战场为例，就是以林彪为司令员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与以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这几位都是黄埔一期的，可称为黄埔四期林彪的师兄）等为将领的国民党军之间的对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样的将领阵营的对决中，撇开政治及其他因素，仅就军事指挥而言，共产党方面常常表现出棋高一着甚至出奇制胜的神勇而装备与人数都处于优势的国民党方面却常出昏招以致屡战屡败呢？

　　从共产党方面来看，林彪无疑是公认的军事家，他在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排名仅次于解放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朱德、彭德怀；在台湾国民党元老所写的《黄埔十大名将》中也被列为首位。

　　林彪的辉煌是从井冈山开始的。这个初出茅庐的“娃娃”（毛泽东那时对他带有爱意的称呼）就是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成为毛泽东的爱将，他的迅速进步是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有加并予以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分不开的。然而，在他刚上井冈山、还是个团长的时候，却对井冈山斗争的前景不看好，面对着敌强我弱的局势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他觉得前途渺茫，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并冈山，十个并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对毛泽东坚持和巩固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的战略方针心怀疑虑，忧心忡忡地说: “我的主张还是要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候，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希望。” “古田会议”以后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早就憋在心头的疑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觉得林彪对时局的悲观情绪在部队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整整花了5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毛泽东在信中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批评林彪“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并且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毛泽东以劝导的语气批评道：“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为了帮助林彪消除这种悲观情绪，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特定状态，由此造成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有利条件，而且“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的革命正是在毛泽东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方针之后才走上了希望的道路。若非如此，无论是死守经典著作中的教条，还是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早就胎死腹中。没有当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就没有解放全中国的燎原之势，当然也就不会在历史上记载包括林彪在内的共产党将领们的赫赫功勋。其实，当年在革命力量如此弱小，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能看清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景，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力是很难的。当时的共产国际也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根据地的可能性，受其影响，当时的中共中央发来《给润芝、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史称“二月来信”），同样持有悲观估计，提出红四军应分成小部分，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五百人，“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深入土地革命”，甚至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所以，林彪当时持有那种思想并不特别值得苛责。好在他听从了毛泽东的教导，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才能在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上一步一步成为耀眼的明星。

　　再来看看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的最辉煌的一页 — 大决战中的东北战场和辽沈战役。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军47.2万余人，其中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俘虏国军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其战果不可谓不辉煌，而且，经过此战役，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奠定了全国解放的基础。在这个战役中，关键的一步就是锦州之战。锦州的解放，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非常感叹地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早在1948年2月10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致电东北野战军:“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9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详细说明了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可是，从1948年2月一直到10月，林彪在打不打锦州问题上一直动摇不定。在毛泽东、中央军委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和协调下，才于10月初率部在北宁发起攻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势态。可是临阵之际，又发生了十一个小时的动摇，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以及罗荣桓政委的说服下，才最后下了攻打锦州的决心。毛泽东后来曾说，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以致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写诗感叹“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客观地说，林彪在这段时期里的犹豫和考虑不是没有道理。林彪作战素来稳扎稳打，许多困难以及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也是事实，初进东北时四平之战的失利给他造成心理阴影，使他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心理准备不足。毛泽东的这个决策，也是蒋介石所料想不到的，所以蒋就急忙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抽出部队，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这就是林彪在临阵之际发生动摇的原因。然而，如果因此而改变所定战略方针，不但东北战场上的大决战成为不可能，而且很可能会导致东北的国民党军入关援助傅作义，在极大程度上增加关内作战的困难，将大大延迟全国解放的胜利。这就是能否从战略全局思考问题所造成的差别。正如陈云后来评论：“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由此可见，没有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就不可能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就不会有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被人们誉为“军神”的林彪。

　　从整个中共革命史来看，林彪确实能打仗，开国上将陈士渠评论道：林彪“是一个历史无法抹煞要载入世界军事史册的大军事家。”然而在许多涉及大方向的战略问题上，他却表现出缺乏长远目光的弱点，而这，恰恰是在毛泽东的教导和指引下得到弥补的。我们来看一些重要历史关头林彪的表现。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红军军事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北袭金沙江，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挽救了濒临覆灭的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然而，林彪却理解不了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巧妙的战略意图，发了不少牢骚。他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认为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弓背路，弄得部队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在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想法:“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走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保证了长征的顺利完成，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才能有随后展开的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而林彪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却显得缺乏远见。

　　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依然没有理解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思想，缺乏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观念。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只看到到处都是支离破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经济凋敝，对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没有信心，提出到陕南去打游击。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之际，林彪正式写信向中央提出这个想法，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给他。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个主张：“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个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而林彪当时却几次三番要求离开陕北，并且拒绝中央批评，坚持己见，甚至表示为此“宁可忍受处分”，这又一次显得缺乏战略眼光。

　　在抗日战争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于1937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中共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同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借战争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在斗争中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的正确路线。但是，从后来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可知（见由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杂志《百年潮》2010年第4期发表的《林彪与共产国际》一文），1938年冬至1942年初在苏联治伤的林彪，参与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发表了与洛川会议精神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同林彪交谈了中国问题，事后记道:“他（指林彪）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批评性意见。” 林彪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一些中共领导人坚持不进行正规战，而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策略方针，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紧张的一个原因。这说明林彪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也是与毛泽东有分歧的。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面临朝鲜战争的严峻局面。毛泽东的态度已众所周知，林彪则持不同意见。毛泽东曾就是否入朝参战等问题与林彪多次交谈。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在敌我力量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重申了这些观点，他说：我们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大仗。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国家已经打了二十多年仗，元气还没有恢复。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策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是，当时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没有超乎常人的远见和魄力是不可能的。林彪，其实跟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局限于常人的判断。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争霸的矛盾日益激烈，而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越来越厉害。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对抗苏联的严重威胁，并据此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战略调整对中国后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林彪却看不到这种战略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可见林彪对中美接触持有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上面所列举的事例，都取自公开发表的正式刊物，其中大多已是众所周知，这里重提这些事，不涉及对个人品质功过的评价，而只是说明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头，对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不同的人、不同的视野会有不同的看法。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一个具有伟大前瞻能力，洞察能力和决断能力的统帅，可以给他麾下的军事将领提供充分展现其军事才能的广阔天地；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统帅，在其手下的任何军事天才也不可能创造出载入史册的辉煌。当然，统帅与将领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善于从下属的将领汲取好的经验并从善如流，也是一个好的统帅必备的品质。毛泽东与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互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最后，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这是一段非常精辟、值得我们细细体会的论述：“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才是一个区别于一般有成就的人而能被誉为真正伟大的统帅所具有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