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毛主席让把寺庙都拆了？

　　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在那个时期为什么毛主席支持把寺庙都拆了？我听了一愣，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怎么是毛主席要把寺庙都拆了？毛主席让把哪座庙给拆了？类似的问题还有那个时候把文物建筑毁了、那个时候把传统文化废了、那个时候把乾陵两侧那石头人像的头都砸掉了……许多人的认识原来是这样的，把这一切都归到了那个时候，最终也都归到了毛主席的身上。

　　我对朋友说，你这个认识是不对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因为那一场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席卷了全国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灵魂的运动中，因为要破要立，总会出现一些非预期的过火行为，总会有一些失控的地方，甚至是违背了这场运动的初衷的行为，因此，从大的方面说，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主席以及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应该负全面责任的，这个不用忌讳。

　　但是，话又不能完全这样说，在具体的一些细节和行动上，又不能由毛主席负责。朋友问我，那你说是谁让这样做的？又该是谁来负责呢？我说，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做的，是自发的行为或创造性的发挥，每个参与的人都是有责任的。具体来说，那串全国运动的初衷当然是要产出封建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腐朽落后的文化，是要“破旧立新”。“破旧”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新”就是对应的要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但是具体的什么是旧什么是新以及怎样破怎样立，毛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关于并没有说清楚，在以后也缺少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文件来说明这件事情。这就给以后的行动留下了混乱过火的隐患；也就是说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有些计划方面的缺陷，群众发动起来了是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就如“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火烧曹宅的过火行动一样，但你不能因此否定整个“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及进步作用。

　　由于这样的原因，那么在一些具体的行动组织者和响应者中就出现了分析不清把握不准的现象，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坏分子的捣乱和破坏。比如说武斗，一开始都是文斗，但后来总有不讲理的，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用拳头用武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由“文斗”发展成了“武斗”。这哪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

　　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它的理论根据是列宁说过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这句话的真理性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应该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而限制小生产的发展。但是怎么限制小生产的发展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于是就凭着自己的认识来做，如有的地方提出了“赶社会主义大集”，取缔私下的农副产品交易，大约在1975年有些地方做得比较过火，但无论如何乡镇的集市贸易都从未取消过；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话都不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哪个中央领导人讲的。

　　但以上这些过火的现象是不是主流呢？我们先不着急下结论，从结果来推理和分析，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涨，使全国的劳动模范和事迹层出不穷；“两弹一星”的成功实现，标志着新中国再也不要忍受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了；红旗渠的成功开凿，林县人民削平了1250座山头，实现了上古神传说里才有的神迹，解决了无数人民的吃水灌溉困难；大三线建设为新中国的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使我们得以建立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工业体系；还有后来解决了亿万人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也是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功发明的。

　　任何一场运动中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如果不看主流把其中的一些问题无限放大，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要这样看问题，那么以“改开”四十年中的任何一个失误或典型事例放大来说都可能被描绘成历史上最反动黑暗的时期了，能不能以此来否定“改开”的全部成就呢？比如严重的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官僚资本对底层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压榨问题；比如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再具体一点说，比如收容问题，凭什么没有暂住证就可以把大学生孙志刚活活打死？凭什么农民的房屋里还住着人就可以用推土机把房屋推倒把人活埋了？凭什么就可以把想多生一个孩子的男女强行给结扎了让人失去生育能力？凭什么就不让老百姓在路边摆个摊位？凭什么老百姓有了冤屈就不能进京上访？凭什么对犯了罪的资本家就可以“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判就不判”......？这样令人发指的极端事例很多很多，但哪一件也不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让这样干的，无一不是具体的组织者经办着的发明创举，如果你硬要把这些“丰功伟绩”都算到当时的领导人身上，恐怕也是不妥的。这跟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扭曲事实，根本就谈不上客观公正。“不以一眚掩大德”，但一些极端自私的人却是只讲“一眚”不讲“大德”，因为这个“大德”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心，就是“天下为公”！说白了，“改开”四十年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为私一个为公，就是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共同富裕，就是这样的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