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解放战争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二）(二三)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一一九四九)
第一节 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全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高潮。不仅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已经起来为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就连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和剥削下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起来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开始全面地动摇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地壮大了。时局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帝国主义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在战前的六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国已经垮台，英、法两国也已在战争中被大大削弱，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却因为在战争中做军火生意而发了横财，变成了一个霸王。尽管它外强中干，却自以为独占全球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为了篡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它到处扶植反动势力，摧毁各国的民主运动，妄图全面恢复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建立金元帝国的全球统治，把二十世纪变成“美国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都聚集在美帝国主义的周围，依靠它的支持，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凡是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落在什么人手里，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民主和反民主，革命和反革命，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作为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它在亚洲的侵略计划的中心，就是通过扶植蒋介石反动派来镇压中国革命人民，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当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发出投降的请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立刻提出“建议”，要求日本把在中国的全部武器都交给蒋介石政府，如果交给了“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就要受到“惩罚”。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决定取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位置，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支持它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加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原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三五页）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长期躲在西南后方坐待胜利的蒋介石，决心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妄图从人民手中抢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按照赫尔利的意旨，发出了两道命令，一道给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要求“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进攻日寇，不许接受日伪军投降和向敌人收缴枪械，一道给国民党的军队，要求“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两道完全相反的“命令”，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力，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的阴谋。
但是，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的边远地区，尽管美国主子用全力代运，还是来不及马上调到敌占区去。美帝国主义眼见如果这时日军全部放下武器，“那末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于是，它决定“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由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推，“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杜鲁门恬不知耻地说，这“就是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同时，蒋介石也于八月十一日在给汉奸武装的“命令”中，把同敌伪合流的“军统”、“中统”特务和推行“曲线救国”的伪军，统统叫做“地下军”，要他们和日军一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解放区人民军以“擅自行动”。南京傀儡政权的头目周佛海等，立即执行了这个“维持秩序”的任务，指挥伪军继续与人民为敌。从此，蒋军和伪军迅速合流，由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达五十余万人之多。
（原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七一页）
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倒台之后，美帝国主义已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收罗在它的卵翼之下，蒋介石也消除了他与国民党亲日派的某些分歧，使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反革命总头子的位置上去，力图恢复他“统一的”大地主本资产阶级的专政。这就表明，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阶段己经过去，而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己经变成主要矛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的开幕词中就曾英明地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影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时，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是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为了指导全党迎接这一场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方针和策略，使党能有清醒的头脑来对待复杂的局势，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毛主席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深刻地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这个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政治代表，反革命的本性决不会改变。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他靠第一次国共合作上了台，立即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他躲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借敌伪军之手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此计不成，又决定在抗战胜利之日，下山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毛主席告诚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想重演一次“四一二”政变，发动反共内战，来消灭共产党。他口中的一切“建国”、“和平”之类好听的鬼话，都不过是用来掩盖这个阴谋的。
毛主席又强调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美帝国主义早己把独占中国看成是称霸亚洲的中心一环，当作它的世界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它的伪善和恐吓的反革命两手会变换使用，但它霸占中国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它必然要反对中国人民，必然要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主席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也规定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斗争任务。“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这种复杂的斗争，贯串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
根据这种形势和任务，毛主席为全党规定了彻底革命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于美蒋反动派，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决不能被温情脉脉的“和平经”所欺骗，也决不能被其势汹汹的战争威胁所吓倒。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所夺得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针锋相对，寸士必争”，这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是这个历史时期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精髓。
毛主席预见到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及时地向全党指出：“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问人民负责。不要象陈独秀那样，在一九二七年的儿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
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贯思想。当时，各国反动派叫嚷“美苏必战”，同美帝国主义一起，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来威胁人民，要各国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有些人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被这种反苏战争的叫嚣所吓倒，不敢和美帝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革命斗争，就更加需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强调自力更生，就既能坚持国内的革命斗争，保卫和发展人民的利益，又能支持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斗争，担负起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是国际主义的方针。
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教导全党要做好两手准备，以便能够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内战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民的愿望为转移的。但是，全面内战爆发的早迟，却要依形势的发展而定。蒋介石要立刻发动全面内战，在当时也还有许多困难。“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篇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中，既要准备对付全国性内战的迅速爆发，又要看到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
反对美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向美蒋反动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十三日，毛主席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电报，坚决地拒绝了他八月十一日的伪令，严正地指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毛主席又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亿以上的人民。没有这支抗日军队，就根本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所以，“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评论呼吁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起来，坚决制止美蒋反动派挑起的中国内战。
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同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妄图利用这个形势，迫使人民向他投降。一面，在十四日假惺惺地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举行“和平谈判”多一面，又在十五日指使他的发言人在重庆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胡说什么拒绝蒋介石十一日的伪令就是“人民的公敌”，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制造反革命奥论。针对敌人的阴谋，毛主席在十六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指出所谓“人民公敌”，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的反动叫嚣表明，他已经向人民宣布了内战。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贵，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予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再次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发布伪令的目的，就是要国民党军队以收缴日寇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挑动内战。电报提出了按作战地区分别受降、制止内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宣布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能代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人民武装，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接受被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并且声明我己下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命令他率部投降。电报庄严宣告：人民军队将“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这样，就坚决顶住了蒋介石利用国际压力迫我屈服的企图。十五日，还曾正式照会美、英、苏三国驻华使节转致各国政府，就这些问题提出声明，严正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瞥告美帝，不得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并唤起正在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世界人民的注意。
在这期间，我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置蒋介石的伪令于不顾，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向日伪军发起了大反攻。自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的两周间，收复了大小城市五十九座，包括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港口、矿区和广大乡村，连同以前收复的地区，我方已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进入东北的我军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为在东北建立牢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三）
第二节 党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的巨大胜利。XXX“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重庆谈判的胜利。《关于重庆谈判》的发表
美蒋反动派为了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进一步玩弄反革命的两面策略。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又两次来电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求举行和平谈判，既是假的，又是迫不得已的。他的军队大多数远离解放区战场，要调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足够兵力，需要有一段时间，马上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解放区军民力量强大和蒋管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的展开，也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在这种形势下，通过谈判使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是可能的，对我们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加强战备，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同时，蒋介石的阴谋是，如果我们不去谈，他就好借口共产党拒绝谈判，蒙蔽全国人民，把内战责任推到我们党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去谈，才能拆穿敌人的阴谋，有利于教育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我们党清醒地看到，全面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打；但我们“不为天下先”，而只能“后发制人”。只有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美蒋反动派的本性，认识内战的不可避免，才能更好地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和它们作斗争，战而胜之。因此，党决定去进行和平谈判，通过斗争，揭穿敌人“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于是，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挑动内战、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阴谋，提出了避免内战、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主张，表示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使全党对于新的斗争有充分的准备，二十六日，毛主席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面地分析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说明了和平谈判的可能条件和我党准备作必要的让步，并为粉碎蒋军势必会发动的进攻作了部署。毛主席告诚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反击敌人的新进攻。“有来犯者，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周密的准备，二十六日，新华社正式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周恩来同志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二十七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乘飞机来延安迎接。二十八日，毛主席不畏艰危，深入虎穴，大无畏地走上和美蒋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的战场，在万众欢腾声中到了重庆。这个行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破了美蒋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使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美帝国主义者事后承认，这是“出乎意料”的。
蒋介石做了半个月的和谈姿态，但由于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被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步骤，弄得忙乱不堪，对进行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立即向国民党代表指出，从抗战以来，内战没有断过，说没有内战，那是欺骗。但是，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反对打内战。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使蒋介石不敢反对，只好赞成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
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从来是以打的一手为主的。他在第三次电邀我党进行谈判的同一天，就指使何应钦命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原地“负责作有效的防卫”，继续向我人民军队作战，甚至还要日军去“收复”被我解放了的地区。毛主席到重庆的次日，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剿匪手本》，并继续向内战前线调运军队，安想用军事压力迫我接受投降的条件。因此，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会场上的争论和战场上的斗争紧密地联系着，形成了又打又谈的局面。
正在和谈进行过程中，八月间，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奉命进攻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占领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并继续大举进犯，迫近张家口。九月十日，被我军击退，大批官兵被俘。九月初，山西军阀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阎部抢占长治后，即被我军包围。战斗进行到十月初，蒋、阎增调部队从太原榆次向长治一带压过来，企图消灭上党地区的人民武装。这时，重庆谈判己
进行了一个月，并就初步方案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自以为军事上得计，趾高气扬，拒绝签字。我军神速调动，首先消灭了北路南侵之敌，接着又回师围歼了由长治西窜突围之敌。这一仗，敌军总计出动十三个师，三万八千人，被歼三万五千人，军师长多名被俘，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被我解放。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关于重庆谈判》)战场上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收敛了他的凶焰。十月十日，只得让他的代表在双方会谈纪要上签字。这就是“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避免内战、实行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项原则，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关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等问题，由于蒋介石坚持顽固的态度，结果没有达成协议。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延安。十七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及时地总结了这次谈判斗争的意义和经验。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收获，是和蒋介石的内战方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结果。毛主席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在一定的形势下，谈判是需要的，盲目地拒绝谈是“左”倾幼稚病，但是，谈判和军事上的斗争一样，必须是针锋相对的。进行谈判并不是幻想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就是现实的东西。我们欢迎这个协定，是因为这样一来，蒋介石如果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来粉碎他的进攻。
在这次谈判中，我党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撤出了位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八个根据地。这种让步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它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有利于争取群众，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也有利于集中兵力对付即将到来的严重的战争。但是，对于蒋介石在谈判中继续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的阴谋，是决不能让步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关于重庆谈判》)
“双十协定”宣布了和平的方针，但是，就在十月份中，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己达八十万人，还不包括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针对这种形势，毛主席规定我们党的斗争任务是，坚持双十协定，继续争取和平，但如果敌军敢于进犯，就坚决消灭它。“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革命发展的总趋势，总规律。人民革命一定要胜利，这是任何反动派也不能阻挡的。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才能达到胜利。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战胜各种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它指引着革命的航船，沿着曲折的道路胜利前进。
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议，将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诚意。但是，美蒋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早在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便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十月十日，又在青岛等地登陆。美海军航空队也相继侵入北平和青岛。同时，美国加紧用飞机、军舰把蒋介石的六个军运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抢占大城市，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十一月八日，美国驻华军总司令魏德迈公然威胁说，华北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在美帝的支持下，十月十三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对其部下发出了“剿匪”密令，要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从重庆谈判期间以来，北自察绥战场，南到黄河北岸，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一直在继续着。十一月间，又开始了向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在这期间，蒋军还在广东用七个师进攻我华南纵队。在河南和湖北，动员了国民党三个战区所属的二十几个师的兵力，四面包围和侵入我豫西、豫中、鄂东、鄂中、鄂南各解放区。在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等地，也分别截击我北撤的军队。十月十七日，我军总部宣布，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侵占我解放区城市三十一座。十一月七日，毛主席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号召全党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九月中旬已在豫北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十月中旬在郑州、新乡一带集结了二十多万人，疯狂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中一支共三个军侵入河北南部的邯郸地区。我军奋起自卫，激战一周，结果，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一万多人，接受我军劝告举行起义，第三十、四十两个军也在溃逃中被围歼，放下了武器。总计，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七万余人。
十一月五日，毛主席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穿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发出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战斗号召。（《国民党进攻的真象》)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逐渐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止内战，实行民主。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人民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二十五日，昆明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反内战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破坏。接着，全市三万余学生一致罢课。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和武装特务在昆明实行镇压，打死爱国学生三人和教员一人，打伤多人。酿成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时，国际形势也不利于美蒋反动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进一步玩弄新的政治花招。十一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宣布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驻华特使，打着“调停中国内战”的幌子，欺骗国际国内的舆论，掩护战争的准备工作，再一次试图用软化的方法消灭中国革命力量。十二月七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伪善地表示要促进中国的团结和民主，实际上鼓吹蒋介石的政府“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基础”。十二月十五日，在苏、英、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前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一方面重复说些赞成中国团结和民主的空话，一方面宣布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个声明表面上主张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实际上妄想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政权。十二月二十日，马歇尔来到中国，开始演出他的“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别了，司徒留登》)
在马歇尔的导演下，蒋介石宣布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争取部署全面内战的时间。对于美蒋反动派的这一阴谋，我党早己洞悉。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及时向全党指出：
“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但是，为了充分地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中间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蒋反动派，我们党仍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就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团结等问题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十六日，我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由延安飞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我党代表团明确表示，停止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先决条件，并提出了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简称停战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由双方分别发布停战令，规定十三日开始生效。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国内的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一律停止。还决定由国共双方各派出一名代表同马歇尔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问题的办法，并在北平设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执行停战协定。
一月十三日十二时起，我军严格地执行了停战令。但是，蒋介石却毫无停止内战的诚意。在停战令发布的前三天即一月七日，他就下达密令：“政治协商会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又不断破坏停战协定，继续向解放区进攻。美国则继续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到东北地区，向东北解放区扩大进攻。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派赴各地的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更千方百计地庇护蒋介石破坏停战令的罪行。“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胃‘调解’作俺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七人，国民党代表八人，民主同盟（其中包括后来参加了蒋政权的民主社会党)代表九人，中国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主要由国民党推荐，大多数是反动分子)，进步力量只占少数。
（原注：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当时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民主宪政党和国家社会党合组而成，主要成员都是一些北洋军阀时代的反动政客和封建余孽，如张君励、左舜生、李璜之流。
中国青年党，原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所组成，为首的有曾琦、余家菊、陈启天等人。他们以反共、反苏、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领取津贴为其反革命职业。）
会议的中心是军队和政权问题。蒋介石提出了所谓必先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后才能实行国家民主化的反动主张。中间派的代表有的对蒋介石关于民主化的许诺抱着幻想，有的则妄想国共双方共同交出军队而由他们代表“国家”加以接受。我们党坚决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的实质，指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先实行国家民主化的主张，要求首先必须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人民民主国家。同时，对于中间派的错误主张和幻想，也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党经过坚决的斗争，团结了中间势力，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蒋介石反动派。在人民的压力和内战部署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国民党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人民的要求。会议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一月三十一日，会议宣告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这些协议，在不同的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反动派的。然而，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于这些协议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美蒋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些决议作为发动内战的掩护，欺骗我们党交出手中武器，“统一”到国民党的政府中去“做官”。资产阶级中间派则一方面反对内战，主张民主；一方面幻想在美国的帮助下同蒋介石一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我们党和革命人民则以这些协议作为武器，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事实表明，政协的协议从达成的时候开始，就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的。它只不过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XXX“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美蒋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生死斗争，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XXX，充当了美蒋反动派的代言人。早在八月二十八日，当毛主席动身去重庆时，刘少奇就向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对重庆谈判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他在估计世界形势时，胡说：“全世界的和平建设阶段来了，不打仗了，”“全世界是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世界”，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又说什么“在全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潮流下，中国要单独打内战是很困难的”，“这次蒋介石是真正要商量几个问题”的。根据这种错误的估计，刘少奇提出了“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机会主义口号。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后一天，XXX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作了一个所谓《时局问题的报告》，公然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主张放弃斗争，抛出了“中国己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XXX鼓吹这种“新阶段”的特点，是“三个国家、三个政党、三种人民合作起来要使中国走上民主化”。所谓三个国家即指美、英、苏三国，三个政党即指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人民即指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马歇尔是“执行三外长会议决议的代表”，是代表着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内战是他停止的”。这种“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实质，就是要中国完全屈服于美帝的干涉，要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屈服于大资产阶级。XXX还宣称：“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他认为，实行政协决议，共产党就要把军队交出去，编成“正式国军，成为国防军，成为地方保安队，成为自卫军。”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做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为了实现这种改变，XXX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所谓“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采用适应“新的斗争形式”的“新的组织形式”，“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XXX的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实质上是要按照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党的面目改造党，根本改变党的性质。
XXX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上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白劳德主义出现之后，遭到美国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批判。一九四五年七月，他们在福斯特同志领导下展开了反对白劳德主义的斗争，并且重建了共产党。但是在国际上，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并没有真正得到清算。法共缴枪之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选举中获胜，多列士在十一月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成了四个国务部长之一，以后又当上了副总理。在意大利，陶里亚蒂在实行缴枪之后，在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召开了意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实行“结构改革”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之后，也当上了内阁部长。他们的叛卖路线，使法意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胜利果实统统化为乌有。XXX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就是在这种“缴枪”、“做官”的逆流正在欧洲横行时提出的，是东西修正主义的呼应。他的接受“三国”对中国“实行干涉”的路线，正是白劳德的各国在战后应为维护美、英、苏三国联盟而放弃斗争的路线，正是要在中国走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所走的道路。
XXX“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还和当时国际上一种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有关。这种悲观估计错误地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要求世界人民放弃革命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针对这种观点深刻地指出，英、美、法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必将在若干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但是，“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笼之后，在各地局部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工作中的右的倾向有所抬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革命的主流。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地顶住逆流，坚决不“缴枪”、不“做官”，“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且努力清除修正主义造成的影响，引导中国革命朝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同时，事实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也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政协会议期间，内战也从未停止。政协决议签订之后，蒋介石就立刻加以破坏。二月十日，重庆人民在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和到会群众，制造了血腥的校场口事件。随后，在重庆、北平等地，又陆续发生国民党特务策动的反共暴行。三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公然在会上鼓吹要“妥筹补救”，亦即修改政协决议，他的爪牙也跟着叫嚷“不能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中国既没有和平，更没有民主，反而是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天一天迫近。这种形势也促使一度出现的右的倾向迅速得到纠正。XXX的投降主义路线不过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一股机会主义逆流，刚一出现，就被革命的主流冲得粉碎。
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在清除“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的影响中，东北根据地的斗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日本宣布乞降之日起，我党就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据地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发展东北，才能真正巩固华北和华中，为此，党中央除命令华北的冀热辽等解放区我军迅速向东北进军之外，并以陕甘宁边区等地组织大批干部、包括原准备赴南线工作的干部，在八月底由延安赶赴东北前线，加强工作。十月初，又调山东解放区我军主力渡过渤海，进军东北。这样，大批军队和干部迅速解放了东北各地，汇合坚持十四年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余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那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任何军队，蒋介石赶忙派出一批“接收大员”，星夜飞往东北，收编土匪武装，在解放区后方进行骚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美帝派军舰三十一艘，帮助国民党远从越南运送两个军到秦皇岛，侵入我冀热辽解放区，十一日登陆完毕后，在杜聿明统率下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从此，东北成了一个重要的内战战场。
我军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XX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当时，由秦皇岛北进的蒋军只有两个军，力量并不强。党中央指示应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予以大量歼灭。但是，当时窃据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职务的XX，畏敌如虎，把东北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把我进入东北的部队诬蔑为不能打仗的军队，消极避战，拒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结果，敌军在十一月十六日占领早在八月底便已由我军解放的山海关，接着，就在一直没有遭到严重抵抗的情况下于二十五日侵占锦州，进入辽西地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毛主席特别指明：“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指示要求：“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当时，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前夕，毛主席特别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已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但是，XX拒不执行这些重要的指示，坐令敌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又侵占了辽西大片地区。就在那时，停战协定在重庆签订。但是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却硬说东北不包括在内，并且向东北增加兵力，准备加强进攻，实行“关内小打，关外大打”，毫无“和平民主”的诚意。在美蒋反动派不顾一切地侵占我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下，XX伙同当时窃据东北局书记职务的彭X，追随XXX，在东北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散布和平幻想和失败主义情绪，鼓吹要“使东北与全国一致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由于XX不敢在东北组织有力的战役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蒋介石一面指令东北蒋军继续向沈阳周围地区进攻，一面在国统区中组织特务流氓制造所谓“东北问题”，疯在地煽动反共暴行，叫器要“铁血收复东北”。这些反共叫器，成了蒋介石完全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成的总计划的重要部分。三月中旬，苏军撤出沈阳。杜聿明占领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从此，蒋介石在沈阳建立了他在东北反共和扩大内成的中心。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也还是能给敌军以有力的打击的。毛主席曾多次指示XX，要集中力量打好一两个胜仗。但是XX被气势汹汹、外强中干的敌人所吓倒，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四月初，敌军开始进攻四平街。XX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多月拚消耗的守城战，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撤出四平。接着又轻易地放弃了公主岭和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致使蒋军得以深入我东北解放区，占领北起松花江南岸，南至营口、安东的铁路沿线地带。XX在撤退中甚至还提出要“放弃哈尔滨”，准备“打游击”的荒谬主张。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多次严厉批评，并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之后，才刹住了他的退却逃跑，稳定了东北的军事形势。自此以后，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才得到了贯彻，东北局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的开展
这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内战的准备工作正加紧进行，美帝国主义对蒋帮的支持也越来越加紧。三月十九日，早经杜鲁门原则批准，并已在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主持下“暗中组织”起来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更加起劲地装备、训练国民党军队，策划和指挥他们向解放区进攻。六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提出并由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接着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外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继续象共同对日作战时期那样用军事物资武装蒋军。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仅在“租借法案”等项目下提供的军事物资，就达总值十三亿三千万美元。到这时，在美国主子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策划的全面内战，已经到了爆发的前夜。
不过，我们党也从来没有对蒋帮用和平外衣掩盖内战准备的阴谋放松过警惕。在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保卫解放区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为发展解放区和加强人民军队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时，经过半年肃清敌伪的工作，解放区已经大大扩大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解放区的面积已达二百三十九万一千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计有城市五百零六座（约占全国城市的三分之一），人口一亿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新解放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整个解放区的经济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章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的冬春两季中，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在老解放区，发动群众查租查息，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利益，提高了群众保卫解放区的觉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首先进行反奸、清算等政治斗争，打击敌伪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然后发动大规模的减租减息斗争，减轻对农民的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使广大新区群众迅速提高了觉悟。
到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地解放区的农民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对党内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逐步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从此，解放区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把广大的农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获得了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造成了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同时，党还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并大力改进部队的政治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军力的发展，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了“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任务。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也在深入发展。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于五月初进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情况下，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以上海、北平等地为中心，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以上这些淮备工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战胜美蒋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发表
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蒋介石终于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
二十六日，蒋介石手令中原蒋军二十五个旅（师）共二十一万人，向被围困在鄂豫边界宣化店地区的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七月，蒋军又在东起江苏南通、西到安徽来安之间八百里的广阔战线上，向我苏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犯。国民党军对南北其他各解放区的进攻，也先后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爆发了。
美帝国主义眼见战争已经开始，即于八月十日由马歇尔和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解失败”，以便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占着暂时的优势。他们拥有四百三十万人的总兵力（其中正规陆军约二百万人)，占据了有着三万万人口的全国大部分地区，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华军的全部装备，尤其是有着美帝国主义的竭力支持。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四）（二五）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三年半中，美国口口声声叫嚷支持中国抗战，也只不过为蒋介石装备了二十个美械师（这些军队从未被用来对日作战)。但是，在一九四六年的一至六月间，美国就为蒋军装备了二十五个师。此外，美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各种军事人员十五万人，用飞机、军舰把国民党的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和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共五十四万人，运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为了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美国还把大批飞机、舰船、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以及其他战争物资送给蒋介石。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更加紧援助国民党。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八又三分之一队的空军。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通过“赠送”给国民党二百七十一艘舰艇的议案。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再以八亿多美元的剩余物资送给国民党。从此以后，军用物资，供应不绝。所以，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别了，司徒雷登》)
全面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出动了全部正规陆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中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其部署是：三十一个旅共二十七万二千人进攻苏北解放区，二十七个旅共十九万一千人进攻山东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共二十一万七千人进攻中原解放区；二十八个旅共二十四万九千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十八个旅共十六万二千人进攻晋察翼解放区，十六个旅共十六万一千人进攻东北解放区，二十个旅共九万七千人进攻晋绥解放区，十九个旅共十五万五千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九个旅共七万五千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一下子就可以把解放军打得一蹶不振，狂叫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解决问题。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究竟能不能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并且战胜他们呢？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为战胜蒋介石，毛主席为全党制定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正确的方针。同时，中国人民坚决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而展开武装斗争，是否会促使美帝发起反苏战争，以致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八月，毛主席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谈话，答复了一部分人的疑虑，也进一步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英明地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从表面上看，美帝国主义是个庞然大物，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也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因为他们代表反动的一面，是纸老虎，革命人民决不要被他们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人民力量虽然暂时还比较弱小，还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因为我们代表进步的一面，一定能够战胜美蒋反动派的“飞机加坦克”。
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固然是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舆论准备的，但这种宣传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疯狂地进攻英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英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当美国还没有压服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时，就谈不到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主席在这个重要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并指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而坚决斗争，正是保卫世界和平、制止和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深刻地揭露了反动阶级的本质，批判了右倾悲观主义思潮，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
粉碎蒋军全面进攻的斗争。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出现
为了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针。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指示中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九月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写的指示中又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十月一日，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根据战争实践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作战方针。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运用。在战略上，我们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又重视敌人。在一个一个具体斗争上，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善于同敌人进行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就是在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思想的体现。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军，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根据这个方针，我军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这样，就能使战略上暂时处于劣势的革命军队，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处于绝对优势，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这些战役胜利的积累，就会在战略上总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所灭一切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采取这种作战方针，是以歼灭敌军有生量力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敌人背上包袱，而更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性和连续战斗的作风，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一带，同国民党进犯军连续打了七仗。我军七战七捷，歼灭了敌人七个半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计五万一千三百人，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八月中旬，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中原、华东解放军作战，向开封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歼敌一万六千余人。然后又于九月上旬，在鲁西南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其它地区的解放军也开始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此期间，被围困在宣化店地区的中原我军，英勇地突破了蒋军二十多万人的重重包围，一部分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和转移到苏皖边区，另一部分则在陕南和鄂西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总计，在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三个月中，我军虽然放弃了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儿十个中小城市，却取得了全歼敌军二十五个旅的巨大胜利。
然而，美蒋反动派并没有因损失二十五个旅而惊醒，反而因暂时占领了若干城市被冲昏了头脑。十月十一日，蒋军侵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后，当天下午，蒋介石便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企图通过制定“宪法”给自己的法西斯政权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党当即指出，这是违反政协协议的，并且宣布拒绝参加伪国大，不承认将由它制定的伪宪法。各民主党派也予以抵制。只有一小撮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分子以及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撕下了伪装，公开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五日，伪国民大会的丑剧在南京上演，并制定了伪宪法。这件事，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民主、反和平的真面目。毛主席在当时就曾预言：“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言。
（原注：“某些社会贤达”，是指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而为蒋介石的伪“国民大会”粉饰门面的无耻之徒，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之流。）
为了坚持内战，蒋介石进一步用出卖国家主权的办法来换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十一月四日，美蒋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十二月二十日，又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美国侵略者取得了在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权、海关权、商业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直至任意屠杀、奸淫、侮辱中国人民而不受任何惩罚的特权。这是蒋介石对国家主权的空前大拍卖，是中外关系史上罕见的奴隶契约。
蒋介石集团还在准备内战的过程中，大大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他们通过“接受”的形式，把用人民血汗建立起来的敌伪的各种金融机构、工业、商业以及其他财产窃为己有。据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估计，四大家族占有了全国产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和全国银行资本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又利用发行纸币、公债，增加税收，加紧经济掠夺等办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高峰，更使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还恢复征兵征实，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农村变成人间地狱。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冒险、政治上的反动和经济上的掠夺，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危机，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汹涌澎湃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因国民党反动派无故逮捕和杀害摊贩，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骚动。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发展成广泛的“抗暴运动”。自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七年一月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等口号，抗议美军暴行。这一斗争，迅速获得全国工人、教员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个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迅速地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继续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预计我军如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就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在毛主席“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的号召下，各地解放军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华东解放军：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在宿迁以北歼敌三个整旅，共二万四千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又在鲁南歼敌五个旅，约五万人。这时，国民党集中三十一万兵力，由南北两路向我发起进攻，企图同我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我先在临沂歼敌两个师，然后挥戈北向，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鲁中莱芜地区一举歼敌七个旅，共六万余人，活捉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收复城市十三座。
晋冀鲁豫解放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豫北歼敌一万一千余人。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鲁西南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接着，又在豫东及皖西北歼敌九千人。
晋绥解放军及晋冀鲁豫太岳部队：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发动了晋西南战役，歼敌二万二千余人。
晋察冀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在保定以南歼敌九千余人。
东北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北满部队三次南渡松花江，在长春以北地区，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辽南部队在临江、通化四次保卫战中，歼敌一万九千余人。从此，敌人被迫结束了在东北的进攻。
总计，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之间，作成八十余次，共歼敌四十一万五干人，超过进犯敌军总数的四分之一。经过半年多战斗的结果，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由开始时的一百九十三个旅增加到二百十九个旅，而第一线的兵力却由一九四六年十月最高点时的一百十七个旅下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八十五个旅，从根本上转变了军事形势，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全国人民正在进一步动员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粉碎蒋军重点进攻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蒋介石在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狗急跳墙，疯狂地进行垂死的挣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国民党先后通知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要求立即撒回延安。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布国共谈判已完全破裂，表示要坚持内战到底。但是，由于大量兵力被歼，丧失了全面进攻的能力，只能改变为重点进攻，把兵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蒋介石特别寄希望于陕北战场，幻想首先解决西北问题，迫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退出陕甘宁边区，然后再调动兵力进攻华北。三月十三日，蒋军开始进犯陕甘宁边区。这时，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只有二万五千人，而蒋军却拥有胡宗南指挥下的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加上宁夏、青海、榆林等地的敌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兵力十倍于我。在胡宗南的十五个旅进犯延安时，我军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在延安以南歼敌五千余人后，于十九日主动撤出延安。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XXX被敌人的暂时优势吓破了胆，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放弃陕甘宁边区，实行逃跑主义。三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紧急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驳斥了刘少奇的错误主张，指出蒋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它的危机已经异常深刻化。毛主席决定亲自率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在边区，利用这里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地区大的有利条件，保卫陕甘宁解放区，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
在优势敌人面前，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亲自指挥部队，运用“蘑茹战术”，牵着胡宗南十几万人的鼻子跑。我军撤出延安后，以部分兵力将敌人五个旅诱至安塞，主力埋伏在青化砭，待机歼敌。二十五日，敌整编三十一旅进入我伏击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军上至旅长，下至马夫，共二千九百多人全部歼灭。胡宗南发觉我主力在青化砭后，急忙将其主力从安塞掉头东进，向我扑来。我军以小部兵力与敌周旋，主力则隐蔽待机。结果，胡宗南化了十二天时间，走了四百余里，一无所获。四月十四日，我军又在瓦窑堡南的羊马河歼敌一个旅。以后，胡宗南以为我主力已转至绥德地区，即以其精锐部队第一六七旅据守战略补给站蟠龙，而以九个旅主力向绥德急进。我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将敌主力引至绥德，却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包围蟠龙，经过两天两夜的攻坚战，于五月四日打进蟠龙，歼灭守敌一个旅，共六千七百多人，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正当胡宗南进退维谷之际，我军在五月三十日至七月上旬，主动出击，收复了大片地区。八月，我军围攻榆林，调动胡宗南的主力来援。十八至二十日，在陕北米脂县沙家店地区歼灭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及其所属两个旅，粉碎了敌军企图夹击消灭我军的阴谋。从此，陕北的军事形势完全改观，蒋军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出现了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敌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根本变化。
在敌人重点进攻的另一个战场山东，我军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四月上旬，敌人集中三个兵团，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五千人，进犯鲁中地区。我军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伺机而动。下旬，我西线部队围攻泰安，首战大捷，歼灭敌七十二师的三个旅，共二万四千余人。各路部队乘胜出击，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即被打退。五月，敌再次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我解放区，企图压我主力至胶东狭窄地区决战。我军主力则实行中央突破，在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包围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于十六日全歼该师三万二千余人，敌师长张灵甫当场被击毙，敌军全线溃退。六月下旬，敌又以“密集平推”战术，向沂蒙山区进攻。我主力向敌人后方出击，占领了大片地区。七月中，敌军被迫分路撤退。至此，国民党在山东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了。
与此同时，我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各解放区，也向进犯的敌军发动了局部反攻。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非正规军三十四万人，总计一百十二万人。国民党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只剩下四十个旅了。而且，敌人后方异常空虚，从新疆到台湾十三个省的漫长战线上，只有二十一个旅任守备。由于师出无名，屡战屡败，敌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整个国民党反动营垒充满了失败情绪。
在解放区战场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五月四日，上海举行了反内战的示威。接着，上海八千工人和学生包围了国民党警察局。这场群众斗争迅速扩展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响彻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十分害怕，使出了全部法西斯手段，进行野蛮的镇压。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大动杀机。五月二十日，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生，在南京高呼“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向伪行政院示威。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进行血腥屠杀，殴伤和逮捕示威学生。同一天，在天津等地也发生了殴伤和逮捕学生的事件。这就是“五二○血案”。但是，已经炽燃起来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的斗争，遍及了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
五月三十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重要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围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钱，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综观作为转折点的军事战线和新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展示了战争第一年的大好形势。同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了。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普遍开展
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在前线胜利发展的时刻，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根据“五四指示”，要求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解决土地问题。在土改中，还必须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使中农参加到运动中来，保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站在我党一边。到一九四七年初，各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地方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农业生产普遍获得了丰收。为了保卫土地和丰收果实，各地农民踊跃参军。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解放区有三十万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三、四百万人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
在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党内曾出现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努力满足贫苦农民土地要求的右的倾向。同时，在斗争中暴露了有些农村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和作风不正的情况。某些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内，把持了一些基层组织，歪曲党的政策，·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毛主席及时地领导全党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春，当战争正在紧张进行时，毛主席一再提醒各级领导：“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月总结》)针对土地改革中的不彻底现象，强调必须进行认真的检查，“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九四七年六月，晋绥解放区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彻底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严重状况，批判了右的倾向，制定了认真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的正确方针。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保证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勤务的顺利完成。这是各解放区克服右倾错误的一个例证。
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全面讨论了土改和整党运动的问题。九月十三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分土地，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不能超过农民群众，并废除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的高利贷债务。这个大纲，既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方针，又对“五四指示”中地主可以得到比农民较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的规定作了明确的改正，这是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全国土地会议还讨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正的问题，规定了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整编党的队伍的步骤和方法。《中国土地法大纲》还规定，保障农民及其代表在会议上批评、弹劾、撤换及选举政府和农民团体的各级干部的权利。
《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后，经党中央的批准，在十月十日公布。这个文件的公开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农民群众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热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克服右的倾向以后，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
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正规军达到一百万人以上，装备也由于大量的缴获而有了显著改善。这时，我军总兵力虽仍少于敌军，但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壮大了民兵，后方日益巩固，不须分兵守备，因而我军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多于敌人。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决定从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即实行由防御到进攻的战略转变，以彻底粉碎蒋介石继续把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迅速扩大革命的规模和影响，从根本上撼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主席规定了人民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城，在外线大量歼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作战。在七月份一个月中，歼灭敌军五万六千余人。八月中句，又越过陇海路，千里跃进，长驱南下。下旬，到达大别山地区，直迫长江沿岸，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八月二十三日，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深入豫陕边境。‘华东人民解放军也在八月跳到外线，经过鲁西南，越过陇海路，南进到豫皖苏大平原。三路大军在南线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椅角，互相支援，纵横驰骋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这个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战略部署。蒋军在南线
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被我牵制住，因而不得不放弃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野心，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我三路大军贯彻毛主席“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和“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大规模歼灭敌人，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大江边，东自大别山以东巢潮至徐州一线，西至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一线，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它象一把利剑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到敌人的战略要地武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蚌埠等地区，从而改变了全国战场的形势。
在南征大军向外线进攻的同时，留在内线的各路部队也展开了新的攻势。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战役之后转入了反攻。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九月在胶东地区发起攻势，逐渐改变了山东的局势。晋察冀解放军，九月在平汉路北段发起了攻势作战。东北解放军，也于九月起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动进攻。所有以上外线的和内线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在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专政。七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动员令”，宣布实行所谓“戡乱”，即加强反革命内战和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镇压。它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一切反对美蒋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并捞取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强反革命战争。但是，结果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个“动员戡乱”的伪令又一次从反面教育了广大群众，使蒋介石集团在人民中间完全孤立了。
随着战略大反攻的开始和蒋介石集团在人民中的孤立，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主席亲自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庄严号召，明确地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这个宣言宣布了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保证了党的任务的完成。从这时起，武装夺取政权、实现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已直接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五）
第四节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月至二十八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负责干部参加。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一报告总结了我党从抗日战争胜利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全面分析了形势，指出美蒋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已经注定要彻底失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就要见分晓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百折不回，现在已经胜利在望了。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事，而且也是世界革命历史上的大事。毛主席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美帝国主义以世界霸主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其实却是外强中干，虚有其表。美帝奴役世界的计划，不但必须打败，而且也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已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毛主席针对当时流行的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深刻地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会议在讨论和通过毛主席的报告的同时，还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个重要文件，用彻底革命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批判了XXX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的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毛主席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中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五）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性、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敌人有中等程度守备的，相机夺取之，敌人守备强固的，等条件成熟时再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十）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这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军作战方针的科学概括，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战争的典范。它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是任何反动阶级的军队都不可能运用的。
毛主席在报告中还强调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而整党运动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全国土地会议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同时指出了纠正土改和整党运动中的错误倾向的方针。
毛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又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份：(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政治纲领，必须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不仅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对以后新中国的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粉碎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的斗争
正当我们党在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右的错误倾向的时候，XXX却逐步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在蒋军侵占延安后，一九四七年四月，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XXX负责，渡河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在经过晋绥解放区时，XXX便散布形“左”实右的言论，种下这个地区以后出现形“左”实右的错误的根子。九月，XXX在主持党的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乘着党反对土改、整党中的右倾的机会，提出了一整套侵犯中农、破环民族工商业、乱打乱杀、打击基层干部等做法，形成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种情况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可能遭到破坏。在十二月会议上，毛主席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根据会议的讨论，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并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又陆续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一系列文件，从各方面清算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XXX这条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歪曲平分土地的原则。他鼓吹不分阶级一律“打乱平分”，并把这说成是“土地改革的最彻底办法”。在这种错误影响之下，各解放区都出现了把中农错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的扩大打击面的现象。晋绥地区兴县蔡家崖行政村五百多户人家中，有五十多户错划到阶级敌人的阵营中去了。这样，尽管口头上也说要团结中农；实际上却是侵犯了相当一部分中农的利益。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现象，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儿个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重新公布了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和同时期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党内文件，在各地农村中重新评定阶级，并规定在农会委员会和乡、区政府中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这些措施，及时纠正了XXX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
(原注：XXX《在晋察冀干部会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破坏民族工商业。XXX提出对兼营工商业的地主的“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乾乾净净，工厂，农民不需要就归公。”他把地主富农在减租减息时期中投资于工商业说成是“化形”，规定要“搞垮它”。这种错误政策，混淆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界限，使解放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混乱。毛主席在《关于工商业政策》、《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消灭的对象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审慎的、原则上一律保护的政策。毛主席还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中，纠正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左”的倾向，指出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孤立其少数，对于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绅土，应该在反对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拥护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
XXX的错误路线还表现在整党运动中。刘少奇叫嚷“党内的封建最多”，“斗干部就是斗地主”，“群众吊、打干部是正义的”。他推行了一套“搬石头”，搞“扎根串连”的做法，打击了一大片干部。毛主席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根据群众创造的经验，指出整党中要邀集党外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组织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原注：XXX《老区土改方针》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
XXX形“左”实右的路线也给群众运动带来了损失。XXX不区分不同情况，鼓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等重要指示，教育全党要分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有区别地展开各种斗争。毛主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高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此外，XXX还在镇压反革命中提倡乱打乱杀、滥施肉刑的错误做法，在政权建设上提倡“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关门主义口号，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提倡“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尾巴主义。对这些错误倾向，毛主席都进行了批判和纠正。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XXX形“左”实右路线所造成的错误很快就纠正过来了。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写了《关于情况的通报》，对全国工作作了部署。随后，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了陕北。四月一日，途经晋绥解放区时，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土改整党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五月，毛主席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从此，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止，这里成为中共中块所在地。：五月二十五阳，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对继续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作了周密的部署。
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全国已有一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整个解放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巨大变化。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被彻底埋葬了，混进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坏人被清理了出来，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翻了身，形成了以贫雇农为主的领导骨干，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土改后的农村面目焕然一新。
经过这一场反对XXX形“左”实右路线的斗争，全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认识得更深刻、更全面了。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这条总路线、总政策作了科学的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还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晋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场斗争进一步教育了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
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关于情况的通报》)如果当时我们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而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主席还总结了反错误倾向斗争的经验，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儿个重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经常同时存在，但在一定时期只有一种主要倾向。从“五四指示”发表以来，主要的危险倾向是右。以后，XXX乘机抛出了形“左”实右的路线，使“左”倾错误成为主要的危险倾向。只有找出各个时期的主要错误倾向，加以克服，革命才能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国民党军全线大规模进攻的开始
在进行伟大的土改整党运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进行了冬季整训。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紧密结合农村的阶级斗争，放手发动全体指战员，在全军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方法，从政治上整训部队，清除了少数混进军内的坏人，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通过新式的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全军政治上的团结。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出力量，不怕牺性，不怕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一九四八年五月，在解放今属河北省的隆化县时，战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事迹，就说明了我军素质的提高。新式整军运动，又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的开展。毛主席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总结了这个经验，肯定了成绩，指出：“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评西北大撞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在进行土改整党整军运动的过程中，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指示。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一九四八年一月，毛主席为党中央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地中央代表机关、野战军和军区必须定期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写政策性的报告，纠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五月，毛主席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并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反复强调了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大权集中于中央的重要性。从此，“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成了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准则，对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在全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在“全面防御”体系被摧毁后，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实行所谓“分区防御”的“新战略”，尤其注意加强中原地区的防守力量，妄图阻止我军向南发展。二月二十四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围攻宜川。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九军来援，于二十九日进入我军伏击地带。三月一日，我军发起总攻，迅速全歼敌军两个师，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当场被击毙。三月三日，我军攻克宜川，又歼敌一个旅。这一战役共歼敌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迫使敌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放弃延安南逃。在中原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三支大军先后解放了战略要地洛阳、开封，在睢杞战役中一举歼敌一个兵团，共五万余人。七月，又全歼襄樊守敌二万余人。于是，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就被摧毁了。在东北战场上，我军经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冬季作战，歼灭敌军十五万人，解放了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使敌军困守在长春、沈阳等少数孤城和铁路战线上，为解放东北全境准备了条件。在山东战场上，我军经过三月至七月的作战，解放了津浦和胶济铁路线的战略要点，把敌军围困在济南、青岛等地。在华北战场上，我军迫使敌军退守张家口、太原、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在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敌军的“分区防御”被彻底粉碎了。八月初，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又决定实行“重点防御”，以图待延残喘，但事实上已经组织不起任何防御体系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工人阶级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反复进行了反迫害斗争，到一九四八年初发展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也此伏彼起，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昆明等地，到处发生罢课和示威游行。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又掀起了各界人民的反美扶日运动，同美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既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后方又不断受到人民民主运动的冲击，政治经济危机步步加深，反动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了。
辽沈战役和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的总数已发爬到二百八十万人。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以缴获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工兵和炮兵，提高了攻坚能力，积累了阵地战、攻坚战的经验。后方也由于土改整党运动的胜利开展而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热情更加高涨。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却下降至三百六十万人，后方十分空虚。军事形势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时机的到来。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打破军事作战的常规，当我总兵力尚处于少数时，就毅然决定发起和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敌军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并选择辽沈地区作为战略决战的初战战场。
东北战场，自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刹住了XX的退却逃跑，又经过当年集和次年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以后，解放区巩固起来了。这里经济上已经居于全国五大解放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的首位，军力上也已占第二位，同时敌军孤悬关外，只靠北宁路沿线一条狭长地带和关内联系，只要切断这个细长的瓶颈，包围歼灭这一支敌人，形势十分有利。因此，毛主席还在准备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就以全国反攻的大局着眼，于一九四七年五月指示XX，要他在今冬明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个时期，以便建立强大的冀热辽根据地，准备在适当时间切断北宁路，封闭东北蒋军逃路、实行“关门打狗”，加以包围歼灭。十月，在关内战略反攻已经开始，中原我军作战极为紧张的时候，毛主席再次电告XX，关内蒋军很难抽调支援东北，要他在适当的时候将主力转到北宁、平绥两线作战。但所有这些指示，XX都拒不实行，借口锦州方向无仗可打，拒绝南下作战。
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主席又致电XX，预言了东北敌军南撤的可能性，督促他南下作战、准备阻止敌军南撤。但XX依然拒不实行，并在四月至七月之间，一直主张以主力包围长春，实行围城打援。甚至就连这样一个保守的计划也不敢实行，长期在长春外围徘徊不进。和南线我军在敌军占优势的情况下毅然执行战略反攻计划，深入敌占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开局面的战果对照起来，清楚地表明了XX军事路线的右倾保守的实质。
这时，东北我军已发展，部队装备较好，数量上也迅速增长。到战略决战开始前，我军已有主力军七十万人、地方军三十万人，成了各大解放区中我军在数量上也占优势的唯一的地区。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并正准备决策南撤，以便集中主力保住华中华北，妄图争取时间卷土重来。这虽然并不可能挽数敌人败亡的命运，但如果任其实现，却不免要延长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因此，把战略决战的首战放在辽沈地区，不仅在敌我军力对比上可以必操胜算，而且这一战的胜利，既可以粉碎东北敌军向关内实行战略收缩的企图，又可以使东北我军转入关内作战，加速歼灭关内敌军主力。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是关系到整了战略决战是否能迅速取得全胜的关键一役。
按照毛主席的战役计划，辽沈之战的中心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特别是迅速攻克锦州，封闭敌军逃回关内的退路，同时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来援，造成全歼卫立煌部的有利形势。但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从战役的准备到进行一直和这个计划唱反调。从七月被迫同意南下作战之后，林彪一直迟迟不动，时而无理地要求华北我军配合，时而借口粮食缺乏，拒不执行命令。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多次严厉批评了他。九月七日，毛主席再一次电令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顺，专顾锦、榆、唐一头，首先使主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特别是攻占锦州，并吸引长、沈之敌来援，便利我军在运动中消灭它。毛主席还特别针对XX的右倾，要他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这样，XX才不得不部署部队自长春地区南下。九月十二日，先头部队到达北宁线附近，会同原在南面的部队开始包围绥中、兴城、义县等地的敌军。
辽沈战役的序幕揭开后，XX依然留在后方，继续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致使我军出动了二十多天还在锦州外围徘徊。九月下旬，他准备放弃攻锦，先打山海关，经毛主席严令制止。十月初，蒋介石调兵由葫芦岛北援，林彪慌了手脚，又在这重要关头请求全军北返打长春。三日，毛主席两次严厉批评了XX。四日，XX才不得不执行攻锦的命令，并把指挥机关移到卓新。这时，锦西敌十一个师北援，被我阻击于塔山，沈阳敌军主力廖耀湘兵团进占彰武地区，摆出援锦的姿态，我军抓紧中心一环，全力攻锦。十四日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十万余人，解放锦州，切断北宁线。十九日，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以下九万余人，除一部分起义外，其余被迫投降，长春宣告解放。
这时，廖耀湘兵团和锦西之敌，企图南北夹击，重占锦州，打通北宁线，夺路南逃，同时，又征集船只，准备从营口逃向关内。为此，毛主席在部暑辽西歼灭战的同时，七次急电林彪，要他以足够的兵力控制营口，封死敌军南逃的最后一条通路。十月二十六日，我军将廖耀湘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于二十八日全部歼灭该敌，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十余万人。接着，又乘胜猛追，于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歼灭敌“东北剿总司令部”及所属周福成兵团，同日，解放了营口，结束了整个战役。由于XX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控制营口的电令，致使敌五十二军军部、一个师部、三个团得以乘船从海上脱逃。
辽沈战役的胜利，是伟大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胜利。战役自始至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战胜XX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胜利。整个战役总计歼敌三十三个正规师、十三个非正规师，共四十七万二千人。从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完成了整个战略决战计划的第一步。
伟大战略决战的全胜
辽沈战役结束后战略决战在华北、华东地区继续展开。还在辽沈战役刚开始进行时，从九月十六日开始，华东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向济南之敌发起进攻。二十四日，济南市全部解放，歼敌十余万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接着，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就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部署了歼灭长江以北华东敌军主力刘峙集团的大会战。
经过辽沈战役，敌我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降为二百余万人，我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的劣势终于转化为优势。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把原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以便组成强有力的野战军，适应夺取全国胜利、将主力调赴全国作战的需要。野战军部队按其所在地区，分别组成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等野战军。不久，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十一月六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发动了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敌军收缩了据点，集中兵力于徐州及徐州东西陇海路一线，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七日，我华东野战军分三路南进，首先向徐州以东地区之敌黄伯韬兵团发起进改。敌军企图西逃，被我包围于碾庄地区，二十二日全歼该敌，击毙兵团司令黄伯韬。这一战胜利地完成了中间突破，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退路，形成了包围徐州、兵临淮海之势。敌人为了救援黄伯韬兵团、急忙把黄维兵团从豫南调徐州。我中原解放军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在蒙城地区逐段进行阻击。二十五日，将该敌围困在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徐州剿总”除总司令刘峙已先逃往南京之外，副总司令杜聿明弃守徐州，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河南永城方向逃跑。我华东野战军跟踪追击，四日将敌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妄想突围，结果于六日夜间被我全歼。接着，又在十五日全歼了黄维兵团，俘敌兵团司令，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这时，战争全局的关键在于华北战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敌军，龟缩在由张家口到北平、天津、塘沾一线。辽沈之敌复没后华北之敌，变成惊弓之鸟，准备由塘沽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毛主席为此一面令华北两个兵团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把敌人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一带，切断敌军西窜之路。同时，辽沈战役一结束，又电令林彪，指挥东北我军主力早日入关。要他以最快速度挥戈南下，包围唐山，天津、塘沽之敌，使之无从入海南逃，再于休整后发起攻击。毛主席还特别指示XX，不要走山海关，要从热河冀东隐蔽行军，以便秘密地完成战略部署。
但是，XX又一次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是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机，迟迟不动；继则指挥三个军经山海关南下，暴露军机，最后又顽固地要求先打南口，妄图使敌军主力从海路南逃。毛主席一再批评和制止了XX的右倾错误。十二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战役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津、沽、唐，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我军，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实行“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为了使敌军不致决策南逃，又命令南线我军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已被包围的杜聿明部，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按照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军迅速完成了全面部署，展开攻势。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我军攻克新保安，歼敌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二十四日，解放张家口，全歼守敌七个师五万四千余人。华北敌军的两翼基本上消灭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华东和中原我军发起了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击，十日全歼敌军二十万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结束了伟大的淮海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敌五十五万余人。接着，一月十四日，平津前线我军对天津发动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解放了这个重兵设防的大城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至此，北平守敌二十余万人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我们党以正确的政策努力争取，傅作义在大势所趋之下率领这支敌军接受和平改编。三十一日，北平宜告和平解放，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一战役中，除塘沽守敌五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我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人，使华北地区基本上获得了解放。伟大的战略决战全面地胜利完成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歼灭了蒋军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战争规模之大，胜利之彻底，是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的。在此期间，我军还先后解放了郑州、南阳、合肥等战略要地，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雄师南下，兵临长江，南京已经在我大军的威胁之下。而且，蒋军主力丧失殆尽，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只剩下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成为定局。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各个战场上除了大批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广大的民兵和群众也都动员起来，积极支援前线。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作战的地方武装有三十多万人，随军活动的民工有九万六千多人。在淮海战役中，有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二百多万民工执行各种战勤任务。在平津战役中，有十五万东北民工随军南下，三十万华北民兵和民工直接在前线服务。已解放了的城乡劳动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加紧进行军工生产，保证了我军的供应。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和支援战争，终于使敌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二六）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粉碎美蒋新的“和平攻势”的斗争
美蒋反动派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后，企图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借以欺骗人民群众，争取喘息时间，维持反动统治。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美帝的导演下，国民党反动派演出了一出“行宪国大”的丑剧，蒋介石当上了伪总统，桂系军阀李宗仁被选为伪副总统。美帝的这一以李代蒋趋势的动向，使中间党派的某些右翼分子产生了幻想。早已破产了的“中间路线”，又开始活动起来。民主同盟中的右派、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妄想在南方拉拢一批军阀，搞“三分天下”。民盟右派罗隆基则在南京出入于司徒雷登门下，希望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垂青。到了一九四八年底，蒋军在淮海、平津两大战场上正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前途。这时，蒋介石政权必然败亡的趋势，连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一些人也不再怀疑了。他们更迫不及待地直接策动和平攻势，妄图挽救其垂亡的命运。十二月二十五日，桂系军阀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和谈”，以制止革命战争的发展。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毛主席针对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招牌的右派人物的活动，‘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对付正在出现的复杂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就在这时，国民党总头目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企图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等五项条件下，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月五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根本不是和平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是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持反革命实力。十四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的实质，就是坚决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是八条，还是五条，这是真和平和假和平的试金石。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让李宗仁代理伪总统，继续玩弄“和谈”阴谋。他自己躲到幕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企图争取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在江南整顿和新编几十个师，以便卷土重来。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伪善地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从此，国民党各派围绕着和平问题使尽了各种花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们党决不上敌人缓兵之计的当。在这段期间里，毛主席连续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评论，揭穿了战犯“求和”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们党也不一概地拒绝谈判。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在中国共产堂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一方针，既可以揭穿反动派的阴谋，提高群众的觉悟，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化瓦解。“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一先例，为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发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为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主席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准备革命转变的伟大纲领，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文献。
毛主席在报告中及时总结了平津战役中的经验，指出解决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但是，用军事手段粉碎敌人的一切反抗，依然是首要的前提。“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已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毛主席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一方面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正确方针。随着全国的解放，要把人民解放军变作一所巨大的干部学校，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
毛主席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移到城市。我国革命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时期己经结束，现在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城市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路线，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作当前的中心任务。报告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教育全党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当作观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出发点，就会造成右的或“左”的错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一个时期中将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就规定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根本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在下一阶段中的革命对象、性质、任务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毛主席规定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一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指导我们进行外交斗争的重要武器。
毛主席的报告最后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夺取政权，已经是不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事了，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巩固这个胜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路程将更长，工作将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主席恳切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村移驻北平。从此，古老的北京城升起了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四月一日开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工作，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丝毫没有和平的愿望，拖到四月二十日这个最后期限，终于露出了真相，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四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奋再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于二十一日清晨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前线上，万船齐发，一举强渡成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二十三日，红旗插上蒋介石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的伪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旧中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残敌，其势如摧枯拉朽。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湖北省的团风至武穴之间强渡长江，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中心城市武汉三镇，接着前锋部队进入湖南平浏。八月初，湖南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的进军也陆续开始。华北各兵团在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接着，一野和华北两个兵团向西北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下句，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全中国大陆的形势已经完全确定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代表、海外华侨代表等二十三个单位，在北平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会议到十九日结束，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常务委员会，开始进行筹备工作。以后，筹备工作完成，在正式开幕前，决定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党对国家政权的建设工作，早已积累了长期的经验。革命根据地中开创的红色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的雏形。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创造了以贫农团和农会为基础，召开区、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府委员会的经验，大大地加强了基层人民政权的建设。毛主席指出：这“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在晋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种基层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各解放区又召开了县、边区的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新的地方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九月会议上，又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地区的财贸、金融、工交等工作统一领导起来。华北人民政府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四九年三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四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种群众团体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又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结果。早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毛主席就指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建立一个比抗日战争时期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一直注意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团结争取的工作，帮助他们克服“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九四七年十月，蒋介石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促使一些人放弃了“中间道路”的幻想。在我们党的帮助下，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些民主党派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反蒋反美。五月，我党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到了我们党的周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响应党的号召，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陆续来到解放区，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协议。新政协筹备会及常委会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并没有放弃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他们参加政府工作，也给我们党带来了进一步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道路作斗争的新任务。
为了从理论上彻底解决“建什么国”的问题，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之际，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历史文献。
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历史经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事实，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社会上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人民民主专政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他们决不施仁政。只有对敌人实行了专政，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只有对人民实行了民主，充分发动了群众，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一个时期中并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我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正是为了“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种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思想，粉碎了XXX鼓吹“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妄图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国家”的阴谋，保证了我们党的建国工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原注：XXX《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复灭，标志着美帝侵华政策的失败。这就迫使美国侵略者内部的一个集团，一个派别，不得不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去对付另一个集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此给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叙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特别是详细地叙述了从抗日战争后期起美帝国主义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直到一九四九年遭到彻底失败的经过。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里，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恶毒诬蔑和深刻仇恨。“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衰落。同时，这个材料也就实际上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一个自供状，成了对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极好的反面教材。毛主席抓住这个反面教材，在八、九两个月中，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重大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永远也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如何凶残，人民是可以战胜它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此伏彼起，经过一百多年的流血牺性，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是可以战胜的。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边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两条定律，概括了过去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又预示着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革命人民必须组织力量，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新的“捣乱”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艾奇逊之流的历史唯心主义，深刻地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经过一百零九年大小几百次的斗争，终于夺得了革命的胜利。只要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必然会创造出更加宏伟的奇迹来。
毛主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图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推翻人民政权的野心，同时，提醒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要从艾奇逊这个反面教员那里学到真理，抛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站到人民方面来。毛主席号召先进的人们帮助他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数育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丢掉幻想，谁备斗争》)
毛主席在评论中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评论发表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运动。许多人通过批判“白皮书”，对帝国主义的本性、社会主义的本性以及新中国应走向何处去等重要问题，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个学习运动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学习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建国工作的重要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经过十天的紧张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并在九月三十日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了建国的全部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时，参加典礼的三十万革命群众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在礼炮声中，毛主席亲手升起了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五星红旗。
“一唱雄鸡天下白”。占全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结束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旧命运。“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明友墙于全世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从此，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本章小结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时期。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已经经历了二十八年的历史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又一伟大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胜利，是贯彻党的“七大”路线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团结的结果。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顶住了国际上白劳德修正主义逆流，战胜了XXX“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战胜了刘少奇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路线等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因为我们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因为全党经过整风运动和“七大”，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一事实，证明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证明了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战略战术，都已更加完整，更加成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到战
略决战，最后彻底战胜和消灭了由美帝国主义装备和圳练而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及时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有一些未了部分尚待完成，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开始了。新的斗争就在前面，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