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 | 97年前的河北乡村振兴实验有多超前？

　　【本期内容提要】

　　01.组建人才队伍

　　02.开展实地调查

　　03.推行四大教育

　　（一）文艺教育

　　出现了中国第一座应用于民众教育的县级无线电广播电台0.

　　（二）生计教育

　　发明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表证农家”先进农业技术推广法

　　（三）卫生教育

　　建立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三级卫生保健制度，后被世界卫生组织广泛推广至第三世界国家

　　（四）公民教育

　　设计出一系列增强农民正义心、团结力和公民意识的社会团体组织

　　04.定县精神与乡村振兴

　　从河北定州市区车行向东20分钟，会看到一大片果林，林中有棵年近百年的核桃树。

　　百年核桃树并不稀奇。让这棵树不同寻常的，是它的种植者——晏阳初，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蜚声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定县城门，1931-1932

　　1926年，认识到中国之生死，在于民族之再造的晏阳初，开始将平民教育的目光从城市投向农村。

　　一次偶然的机会，晏阳初看到了河北定县民主自治模范村——翟城村刊发的《翟城村志》，便认为那是推行平民教育的好场所，并决定选取定县作华北乡村改造试验区的中心，从此拉开了中国百年乡建史上最著名的实验——定县实验的序幕。

　　组建人才队伍

　　晏阳初曾说：“我们对农村建设事业要知其‘所以然’。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

　　为了更好地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工作，1929年，平教总会全员从北京迁往定县，晏阳初更是举家迁入定县居住，与乡民一起生活，直到1937年。

迁居定县后的晏阳初及家人

　　在他的感召下，数百位知识精英同赴定县，襄助那里的教育与乡建事业，其中不乏留学归国的硕士、博士，时称“博士下乡”。

　　“博士下乡”有个粗略的名单：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

　　这份名单，放在今日，也实属壮观、鲜见。

晏阳初和他的同仁在定县

　　前排左起：陈筑山，晏阳初，瞿世英；后排左起：陈行可，陈志潜，姚石庵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人。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这是《平教同志歌》开头的几句歌词，平教总会每次开会时全体人员都要集体唱一遍。

　　平教总会的工作人员都是自愿参加的，纯系晏阳初的独特人格魅力所吸引而来。正是有了这些精英分子，定县实验才有了轰轰烈烈的成绩。

　　开展实地调查

　　1926年11月，平教总会在定县翟城村设立办事处。他们最先着手的是社会调查，目的是先摸清家底，再做详细规划。

　　1928年6月，平教总会设立社会调查部，聘请具有学术基础和实地调查经验的燕京大学教授李景汉为总负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

李景汉先生（左二）主持的定县调查团队工作照

　　李景汉主持县单位实地社会调查的做法是，先把定县地图绘制出来，标清全县472个村庄的分布情况，拟定调查纲目，对全县的历史、地理、赋税、风俗习惯进行了概略的调查，随后又根据平教总会划定的 62个村庄，调查了教育、娱乐、宗教、卫生、生活、经济等情况。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著

　　做农村社会调查要想获得真实的数据，最重要的是要取得农民的信任，所以除了执着的精神以外，还需要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

　　几十年后李景汉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记得初到翟城村时，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得有多少细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李汉景就是这样和当地农民融成一体，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拿到了真实的调查材料，为定县实验后续的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依据。

　　推行四大教育

　　根据调查结果，晏阳初和平教总会把中国农村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而乡村建设的内容就是以“四大教育”来解决这四个问题。

　　所谓“四大教育”是指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

　　一、文艺教育

　　文艺教育包括平民文学和艺术教育两个方面，主要工作包括研究文字、开办学校、编写教材、讨论教学方法、确立乡村教育制度等。

　　文学教育上，平教会搜取农村日常使用次数较多的字，精编成《农民千字课》教材，利用农民早上或晚上的休息时间，以及冬季的农闲，举办免费的识字班；为延续农民学习热情，编辑出版发行了《平民读物》、《农民报》供农民阅读，发表见解。

平教会在给村民上课，1931-1932

　　艺术教育上，则深入民间采集刊行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秧歌、鼓词、歌谣，及民间实用绘画资料，组织歌咏比赛、农村戏剧社，举办各种自编自导的文艺活动，以艺术形式传递知识，教化民众。

平教会组织的舞台剧演出，1931-1932

　　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还运用了许多创新的先进的教学手段。如以“科普大篷车”的形式，利用流动书箱巡回于各村，将各类图书送到农民手中。在县级设立一个电台，并选定若干类型村，建立村级收音场，运用当时最新的无线电广播技术来传播各类消息与知识。

　　“三十年代初，全国广播电台有八十余处，上海占去一半。在广大乡村，农民见过收音机的屈指可数。”应用于推广民众教育的更是寥寥无几，“定县无线电广播电台”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座应用于教育的县级无线电广播电台。

上个世纪遍布中国农村的“大喇叭”便是由定县开始

　　1927年春进行的全县文盲调查数据显示，全县12至25岁的9万青年里，文盲约7万人，占75%上下，女青年中文盲占比更是多达94%。

　　到1934年6月底，全县14至25岁的青年约有82000人，其中文盲32500人，占比降至39%；女青年中文盲占比降到了73%。

定县广场集会，标语是“除文盲，作新民”，1931-1932

　　二、生计教育

　　晏阳初最初在推行平民教育的时候便发现，贫穷的，饿着肚子的农民是没有时间与精力学习识字的。所以在乡村进行平民教育，就应该从穷困农民面临的生存问题出发，除了识字教育外，更要注意农民的生计问题，改良农业技术，增加农产，不断提高农民生活。

平教工作者在教乡民做实验，1931-1932

　　而当时在中国农村推行现代农业技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状况是农业科学和农民双方没有实现结合，即农业科学家从来没到过农村，而农民也不知道农业科学是什么。

　　以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为例，他是留美8年的农学博士，回国后一连教了12年的书，却没有见过一个农民，没有过过一天农村生活，也没有取得过任何成绩。后来在晏阳初的劝告下，他北上参加了平教会的定县实验。

　　第一年，他种的白菜还不如当地老农种的白菜长得好。直到第三年，由于他天天与老农为伍，悉心观察研究 ，“使自己从原来道貌岸然的学者变成了地道的农家”，他种的白菜才胜过老农，他的农业科学知识才真正发挥作用。

定县农产品展览，1931-1932

　　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晏阳初等人还发明了一套非常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方法——“表证农家”技术推广方法。

　　“表证农家”的“表证”是表演证明的意思，就是用农民自己的成功经验教育那些普通农户，让他们从身边人的成功中感受现代农业技术的威力。

　　如牛村村民刘玉田，1930年结束生计学校的表证农家训练后，开始对小麦选种进行试验。经过几年努力，成功试验出了一种产量高、受病害少的麦种。

　　随后他将自己的田地划出八分，将高产抗病麦种与其他各类小麦区别种植、任人参观。来自各地的农户亲眼见到刘玉田试验的麦子产量之大，品质之优，纷纷效仿种植，并同样取得了丰收的成果。后来中央农业实验所经过化验认证这是华北小麦珍贵品种，并定名为“定县刘玉田号”。

称粮食，1931-1932

　　农产增加后，另一困难又摆在面前，即乡间高利贷的盘剥。农民没有积蓄，每到播种育种时，须以高利贷买种子或小猪仔、鸡仔，待收获时再还本，很多农民甚至不等收获，就被迫“卖青苗”偿还高利贷。

　　平教会于是组织农民经营信用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自1934年1月起举行大规模的合作宣传，到1935年冬，正式成立的合作社即达130个之多。

农民收获改良后的棉花，1931-1932

　　定县是产棉大县，每到棉花收购的季节，就有天津的商人来收买。棉农因急需钱用，忍痛贱价出售，无形中遭受了很大损失。平教总会又组织了棉农运销合作社，直接将农民的棉花由定县运到天津出售给纱厂，使棉农不再受中间商的盘剥。

　　三、卫生教育

　　平教会的卫生教育，包括建立医疗组织、培养民众的卫生习惯，进行预防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教育，提高民众身体素质。

定县儿童游行队提醒村民预防注射的重要性

　　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卫生教育实验，是真正中国式乡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后来的事实证明，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实验的情境和范围。

　　1932年，平教总会社会调查部与卫生教育部合作对定县的医疗卫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定县缺少医药的现象十分严重。

村卫生统计资料员在定县收集

　　据统计，定县病死人数中的30％没有经过任何医药治疗；在总数472个村庄中，有220个村没有医生和任何医疗设备，其他252个村，每村也只有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自封的中医；全县每人每年用于治病的费用仅3角钱左右。

　　针对这种情况，平教总会决定建立以积极预防为目的的新医疗制度，经过几年的研究实验，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保健制度终于在定县建立起来。

　　定县的保健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保健员，第二级是保健所，第三级是保健院。

　　保健员负责村单位的保健卫生工作，由村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选出会员一人，受两个星期训练后担任。经过训练，村保健员能够为村民施种牛痘、改良水井、运用药箱为村民救急治疗，并掌管村内生死统计事务。

　　保健所为区单位卫生机关，管理约3万人口的区域。保健所内有医生、护士、助理员各一人。保健所的职能为：向民众灌输卫生常识，治疗较重疾病，实施预防注射，督率保健员进行每村卫生工作。

保健所医生为儿童注射伤寒疫苗

　　保健院为全县卫生事业的最高机关。区保健所不能治理的病势较重病人则可送往保健院医治，全县医疗、卫生行政、人员训练、传染病预防及研究事宜均由县保健院负责。

　　1932年，定县只有一个卫生中心和两个乡卫生站，三年后定县有1个保健院、8个保健所，220位保健员，约覆盖半数的村庄。

乡卫生员在治疗一名结膜炎病人

　　1935年，县保健院收治住院病人600多人，做手术260例；6个区的保健所共治疗患者6.5万人次；220名村保健员做急救、治疗小病计14万人次还给14万人种了牛痘。1936年，定县天花零发病率，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

　　农民的卫生知识有了明显提高，很多人家改良了水井和厕所，轻、重病人都得到及时而科学的诊治。当地农民已不再受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黑热病等病的威胁，各种肠道传染病也大大减少。1934年，华北发生霍乱特大流行，但定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无一人死亡。

每年一次的健康婴儿比赛获奖者合影

　　定县的这套农村卫生保健制度后来被称为“三级医学卫生保健网”，受到了国际卫生界的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曾把它作为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宏伟目标的基本模式，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普遍推广。

　　这个真正源自中国本土的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创始人就是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的陈志潜。

陈志潜全家合影于定县住房外

　　四、公民教育

　　平教会认为，要想使农民真正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必须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因此设计出一系列增强农民正义心、团结力和公民意识的社会团体组织，即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家庭会和公民服务团。

平教会组织的定县抗日集会

　　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由平民学校毕业生组成，原则上每村的平民学校毕业生组成一同学会。“同学会的成员分布在这个县的400多个村子里，这些青年男女又受过同样的教育，而且构成了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之间非常团结，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

　　同学会的首要任务是为平民学校毕业生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防止他们返回到文盲状态，并且以小组学习的方式向身边的人传播新知识。另外，同学会会员还从事诸如禁赌、戒毒、筑路、戏剧改良等工作，为定县农村社会的改造做了艰苦的准备工作。

定县青年抗日游行

　　同学会虽然解决了平民学校毕业同学的继续教育问题，可大部分老幼妇孺仍然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又有了家庭会的组织。

　　家庭会的成立对妇女的影响是最大的。自家庭会成立后，不仅妇女自身认识到了读书识字的重要性，社会和家庭的种种偏见和阻拦也大为减少，丈夫支持妻子、婆婆支持儿媳进平民学校读书，或是在家接受传习教育的现象蔚然成风。

定县妇女识字班

　　公民服务团是平教总会训练农民的公民意识、建设新农村社会的基干力量，也是定县农村改造的基本队伍。团员依照年龄分为现役、预备、后备3种，16岁以上至35岁的青年为现役团员。

　　公民服务团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中心任务是服务于当地的社会改造活动。有一个清风店公民服务团保卫庙会会场的实例，读来非常有趣：

　　“按往年惯例，在庙会上无论京、津、保定、张家口、绥远、山东、河南等地的商客，都是白天支起帐篷卖货，晚上将商品装箱，打包运到店房去住，以防失盗。可是，今天庙会的头天晚上，一个人从一家饭铺的席棚内往外爬，护会人员大喊一声，那人也不答话，一个护会人员即奔向前去，将他按倒在地，另一个护会人员的大刀即搁在他的脖子上，吓得那人大叫。旁边赶会的商客好多被惊醒。那个饭铺掌柜听到叫声，急忙跑了出来，才说那人是他的伙计，出来解手，因耳朵聋，所以喊他听不到。这事传遍了赶会的商客，都夸奖护会人员负责任，靠得住，以后他们的商品不再装箱到客店，晚上都睡在帐篷内，条条街道灯火通明，言谈笑语不绝。”

　　护会人员就是公民服务团的成员，他们负责的态度是获取外来客商信任的基础，也是平民教育运动“作新民”使命的一个绝好注解。

　　定县精神与乡村振兴

　　定县实验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走出象牙塔、踏进篱笆墙，举家搬迁到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数年如一日，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精神就是晏阳初自己所说的“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的精神，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永远迎着困难上，向困难挑战，最终战而胜之”，是以旺盛的斗志，“时时刻刻准备应付各种困难与挑战”的精神。

1931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晏阳初（左一）

　　平教会在定县的乡村建设实践持续时间长达11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将定县实验的经验成功推广到了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改造活动之中，“定县实验”也因此成为了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发源地。

晏阳初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定县经验

　　2006年，八十多岁的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的韩老赤回忆道：“记不清那年自己几岁，只记得是一个炎热的夏秋之交，村口的土路被太阳晒得尘土飞扬，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人物’，从一头毛驴上下来，到我家喝水，还洗了一把脸。”

　　这个穿长褂戴礼帽的中年人，就是年过不惑的晏阳初。

晏阳初骑着毛驴在定县乡间

　　面对农民与乡村，晏阳初一埋头便用尽70年，再抬头时已人近黄昏。

　　写下《九十自述》时，他还记得80年代重返定县的情形：那里已更名定州，乡建繁盛。即便如此，面对大多陌生的村民，他用高音喇叭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90年，晏阳初在美国离世。回顾先生的一生，他本可以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而赢得崇高的声望和舒适的生活，却毅然地离开了条件优越的环境，而走向民间，走向农村，无私地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身处黑暗的他们点亮了人生。

晚年晏阳初

　　近年来，“晏阳初遗风”乍起，一大批有识有为者，热心乡村建设，他们从不同视角，采取不同方式，为改变乡村面貌发挥各自的特长，进行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而晏阳初发现的“脑矿”和“苦力”，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源泉。党和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便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面振兴工作。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乡村振兴是知识分子热心乡建的力量与农民自主发展的力量的双向奔赴。当我们心手相牵,每个人的力量聚沙成塔，我们心中的乡愁，必将化为强大而持久的动力，让百年乡建终得梦圆。

　　参考文献：

　　[1]黄家亮.百年变迁视野下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J].山东社会科学.2020(12)

　　[2]彭秀良.农村社会工作的发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J].中国社会工作.2009(7)

　　[3]刘慧.晏阳初与陈志潜的乡村公共卫生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J].职教论坛,2012,(13):93-96.

　　[4]穆成果.晏阳初：中国电化教育早期实践者[J].现代教育技术.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