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陈毅是如何联手打赢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陈毅出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正式成为新上海第一位市长，担负起“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重任，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几乎同时，党中央、毛泽东委以陈云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此时的上海可谓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后来，陈毅在回忆此段经历时，指出：“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

　　为解决上海经济困难，7月17日，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合力突破封锁，转变上海经济模式；经济+军事，打赢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共度“四月危机”，盘活私营工商业，共同携手恢复和发展了上海经济，为建设新上海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合力突破封锁，转变上海经济模式

　　1949年5月，人民政权接管上海，国民党虽然已败退，但空军及海军当时盘踞在舟山基地，距离上海市区仅百余公里，而且战斗力仍存，多次对上海发起了严密的封锁和轰炸，企图破坏、扼杀新生的上海。仅6月份，国民党就搞了903起破坏，敌特分子甚至把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寄到军管会。6月23日，国民党宣布封锁长江口以及从该处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后来，不仅在长江口及南北航道上布设水雷，而且派遣百余次炮舰拦截过往的船只，甚至国外进上海的船只也不放过，每天上千万吨物资受到威胁，严重影响600万上海市民的生活生产以及上海经济发展，也影响我海军舰艇出海活动。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巨变：1949—1956》记载，从1949年6月4日至1950年5月11日，国民党空袭上海达57次，对民用设施和居民进行狂轰滥炸、低空扫射，共造成1049人死亡，7人失踪，受伤和致残2100余人，炸毁民房3200余间，造成了上海市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上海市多次断水断电，生产能力遭到严重破坏。

　　为应对国民党封锁和轰炸，1949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通过《解放日报》公布了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并提出了6项反封锁措施，7月27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即上海财经会议），会议主基调就是上海经济稳定下来，就可稳定全国经济。针对上海生活生产所需的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会议确定采取“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决定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到上海，帮助上海渡过难关；上海生产的产品，供给全国各地所用。听取会议汇报后，毛泽东表示，“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出动14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重要电厂，发电设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承担全市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电厂被投入15枚炸弹，三分之二发电设备被损坏，全厂瘫痪，被迫停止发电。市区大部分停电，工厂无法进行生产。为尽快恢复生产，陈毅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救、抢修和各种应急措施。并亲自赶赴杨树浦发电厂了解被炸情况，慰问受灾群众。陈毅询问电厂职工们：“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职工们回答：“行！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美蒋想要叫我们上海变成黑暗世界，我们定要让上海永放光明！”经过42个小时的奋斗，发电厂第一台机组恢复发电，提前6小时，完成陈毅交代的任务。到2月15日，全市发电量恢复到原有的65%，基本可应对急需用电，机器重新开始运转，电灯重放光明。

　　与此同时，陈云于2月9日，签发中财委关于物价措施的紧急命令，努力配合陈毅做好上海物价稳定。命令中说：本月六日上海发电厂被国民党敌机轰炸，导致工厂生产停止，工业品涨价，工人和市民出现恐慌，生活受到影响。为稳住物价，支援上海生活生产，特紧急命令贸易部立即会同纺织工业部制定针对上海的物资调配计划；纺织工业部立即组织上海以外的其他各地纱厂加班增产；军队军衣和地方单衣减发；一切机关部队合作社的各企业，除花纱布公司外，一律停止向市场买布，现有积存者要拿出销售；贸易公司应在此价格水准范围内抛售粮食、纱布。等几天后，中财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陈云在开幕式上指出：现在仍然处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希望我们垮台，去年对上海封锁，现在又进行轰炸。……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物力，统一使用，只要这样做，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

　　在陈云科学合理的财经政策的支持下，陈毅有序的领导管理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新格局得以形成，上海的经济模式由依赖国际市场转为依赖国内市场，并服务国内市场，实现了反封锁方针里提出的“使畸形发展的上海，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新上海”。5月18日，舟山群岛全岛解放，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轰炸被彻底打破。

　　二、经济+军事，打赢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势力的发源地。当时的上海，除通货膨胀严重外，以投机为生者达20万人，投机活动逐渐达到疯狂的程度。社会上流传“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之说。

　　1、查封投机大本营，打赢“银元之战”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就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规定指出：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同时，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投机者趁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进行银元投机，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银牛（贩卖银元的贩子）。当时，人民银行规定的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为1块银元换100元人民币，但是6月3日涨到1：720，4日竟狂涨到1：1100。黄金每两从39100元猛涨到11万元之多。导致物价飞涨，人心动荡，一些投机分子还口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6月4日，华东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陈毅在全市集会上亦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但效果甚微。7日，银元人民币兑换比率涨到1：1800。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当日晚，陈毅、邓小平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取谛银元、黄金、美钞的非法流通和投机活动。陈毅用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12个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在获悉华东局即将采取军事手段后，为配合上海市军管会的行动，强有力打击投机资本，稳定金融物价，陈云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提出“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建议以强硬手段打击投机势力。得到毛泽东赞同并接到陈云主持起草的《指示》后，10日，上海市军管会采用军事手段，重拳出击，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00多名银元投机操纵者。此后一星期，上海银元价格下跌了50％，物价下跌了8％。从此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2、运用经济原理，赢得“两白一黑”战役

　　“银元之战”的胜利并没有遏制住投机者的嚣张气焰，物价稳定仅十几天后，投机者由银元投机转向“两白一黑”的投机，即：棉纱、大米和煤炭，很快物价开始波动，引发了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1949年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个月时间，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1.5倍，北京、天津上涨了1.8倍。所以，有些人口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一旦被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如何解决“两白一黑”问题，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明确指出，解决上海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8月，在上海陈云同饶漱石、陈毅与民建负责人、产业界二百人、机器工业代表人物、银钱业代表人物、纺织业代表及卷烟、化工、西药等代表人物，就公债问题以及经济建设交流座谈，统一思想。11月12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了关于制止物价猛涨问题给各地财委的电报。

　　为保证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陈云首先立即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拨、抢运大米、高粱等粮食。对于调粮，陈云非常坚决，“谁阻止调粮，就砍谁的头”。11月25日，物价涨势渐趋稳定，陈云一声令下，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采取统一步骤，敞开抛售“两白一黑”等紧俏物资。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陈毅采取收紧银根，将全国调配来的2.8万吨棉纱、100多万匹布，及大量的粮食、煤炭连续10多天低价抛售。上海投机商们见大事不妙，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粮食、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粮食、纱布价格，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毛泽东评价，这场经济战是没有硝烟的战斗，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三、共度“四月危机”，盘活私营工商业

　　1950年3月，全国实行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物价趋于稳定。但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许多工厂的商品出现滞销的现象，很多工业品卖不出去，造成资金周转困难，再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和不间断的轰炸，不少私营工厂减产停产，或者倒闭，失业人员增加，上海经济又面临新的困境。

　　号称“火柴大工”“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的刘鸿生，当时积极靠拢党和人民政府，但因为“企业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曾致信陈毅提出要将自己全部企业上交国家。收到信后，陈毅特邀面谈，刘鸿生说：“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企业难以维持。1950年“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四月上旬为最紧张”。毛泽东将它称之为上海“四月危机”。

　　为解决“四月危机”，陈毅动员市民一起克服困难的同时，积极与党中央沟通，从3月12日至5月10日就如何调整私营工商业给党中央、毛泽东发了6份电报。3月12日，陈毅在第一封电报中反映上海私营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提出缓收公债、税款，并投放一些贷款。21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并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复电，指出：目前上海银根不是很紧，私人银行存款在4000亿元以上，故对公债缴款不应松口……此刻基本任务是力争国家收支平衡，避免通货膨胀，还不宜多发行货币，故暂时不能对私资企业投放资金。目前的办法是，一切应收的税款、公债必须收起，只有收了不够用时，才增发新钞。陈毅对此表示支持，执行中央部署。5月10日，陈毅在第六份电报中，将上海的经验与政策概括为：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普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13日，毛泽东对电报作重要批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并于14日复电陈毅，对上海工作表示了极大支持。

　　1950年，陈毅在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指出，对于目前出现的困难，中央已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与支持，市委、市府也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暂时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会上，劳资双方分别作了检讨，误会得以消除，矛盾得以解决。

　　为帮助全国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陈云在多个场合阐述了自己对调整工商业的具体思考。当年5月下旬，陈云在召开的上海、天津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扭转商品滞销、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具体措施。6月上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意见。6月中旬，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并相应地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调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具体措施。

　　陈云站在全国的角度制定了全国调整工商业的政策和具体举措，并不时为上海工商业调整出谋划策，陈毅则按照党中央部署，结合上海实际情况，领导了上海工商业调整。很快，上海经济情况得以改观，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四月危机”得以解除。

　　在陈云、陈毅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恶性通货膨胀得以控制，物价得以稳定。到1950年，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的22%，上缴中央财政占全市财政收入比例达85%，在支援全国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得以成功贯彻执行。两人为上海解放初期城市及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