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关向应流着泪对彭德怀说：不要闹了，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与彭德怀是同乡，是朋友，同时也肝胆相照的好战友、好同志。自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与彭德怀便紧密合作、共同奋斗，一次又一次地将党和人民军队拯救于水火之中。

　　毛泽东与彭德怀都是极其有主见的军事家，在具体指挥上不免有分歧。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坐镇延安，而彭德怀征战于华北，两人在如何对日作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

　　1937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召开时，华北已经危如累卵。七七事变后，日本进攻华北的兵力已经达到5个师团，10万人以上，国民党在华北虽然有30万之众，但却完全不顶用。在短时间内，良乡、房山、南口相继失守。

　　华北该如何守？红军到底该起什么作用？成为摆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袖面前的重大问题。

　　在会议的一开始，大家一致决定，除少量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以外，主力3.2万人开赴晋绥前线，与国民党共同防御华北。万一国民党一溃千里，放弃华北，红军仍要拖住日寇，坚持华北抗战，拯救民族危亡。

　　然而在如何对付日本人方面，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却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坐在冯家村头那孔历史性窑洞内黑漆方桌的一边，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容道出了他的深谋远虑：

　　我们当前任务有个五个：1.创造根据地；2.钳制和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作战，毛泽东说：“应适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还有红、白军共同作战。”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继续解释道：

　　“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但着重于山地。”

　　对于毛泽东关于“山地游击战”的论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当时红军即将接受抗日改编，全军上下都摩拳擦掌，想要和日寇真刀真枪的干一干，让他们知道知道人民军队的厉害。

　　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非常善于运动作战。在历次反围剿中，红军利用自己高度的机动性与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屡挫强敌，经常以极端劣势的装备，将国民党军成旅成师的歼灭。

　　红军战斗力如此强大，又为何要“一夜回到解放前”，重新打山地游击战呢？对于这一点，彭德怀等人有些不理解。况且打游击战，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东打一枪，西打一炮，何时才能歼灭日寇主力、收复国土呢？

　　因此，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皆认为，我军不能单纯地打游击战，而是应该像红军时期一样，适时地打运动战，即集中大量兵力，成建制地歼灭日军。

　　对于朱德、彭德怀的民族情怀，毛泽东哪能不了解。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毛泽东何尝不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呢？

　　毛泽东不仅仅是个军事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他一再强调，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必须为政治服务，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

　　毛泽东一直认为，在打败日本之前，必须要保存革命的力量。长征之后，曾经30万人的红军仅余3万之众，这些都是革命的精英，是绝对不容有失的。损失一个人，就相当于损失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日本不是一般的对手。在七七事变前，其实毛泽东也不知日军的全貌。但是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却发现，日军的凶悍已经超乎了想象。日军仅用2万兵力，就突破了宋哲元部3个师的防线，平津二城也在短时间内沦入敌手。

　　宋哲元部属于西北军，与我军也有交手，战斗力不弱。宋哲元部在短时间内溃败，大大出乎了毛泽东意料。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评估红军的出兵规模和战斗原则：必须要积极抗日，但是必须建立在保存革命军队的基础上。

　　抗日以来的战斗证明，国民党军完全不顶用，几乎百战百败。如果把红军拼光了，谁又能拯救受苦受难的沦陷区人民呢？

　　因此毛泽东才确立了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不与日军硬拼，要逐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人民军队的力量。只有待时机成熟，才是与日寇主力决战之时。

　　然而朱德、彭德怀等人却估计，尽管整体实力上日军属于强者，但并非强到完全无懈可击、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而且，就实际效果来说，打运动战、消灭日军。

　　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吸纳了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以歼灭日军兵团为目的，适时进行运动战，但仍要以运动战为主。

　　洛川会议后，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成为了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就这样，3万红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向了抗日前线，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杀。

　　到了抗日战场，我军果然初战得胜。在平型关大捷中，我军全歼了板垣师团的一支辎重部队，歼敌近一千人。但是此战之中，我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整整有600多人牺牲，这可都是长征留下来的百战精锐。

　　林彪事后总结：

　　“日军在绝对的劣势之下，依然慌而不乱。换做国民党军，面对如此围攻早就崩溃了。而日军则能以汽车和树木为掩护，对我军进行顽抗和反击。在射击方面，日军射术奇准，我军稍不注意就会被爆头；在拼刺方面，我军三个人都未必能战胜一个日本兵；同时，日寇极其顽固，就算是同归于尽也不投降……”

　　平型关大捷印证了毛泽东猜想，日军是前所未有的强敌，只可智取，不能硬拼。像土地革命战争那样成千成万地歼灭敌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从1938年到1939年，八路军依然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日军主要将兵力投入正面战争，后方空虚。八路军可以集合相当数量的基干兵团，找准敌人的弱点，以伏击、袭击的手段，歼灭日军一路或数路，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都是这段时间打响的。这些战斗不仅歼敌多，缴获也多。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趁敌军集中力量于正面战场的间隙，广泛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人数也迅速地扩大了。然而就在这时，富有争议的百团大战打响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彭德怀背着毛泽东、背着党中央发动了这次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的错误决定，百团大战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转身向后，巩固自己对华北的占领。为此日军到处修建道路，并沿着道路修建碉堡，把根据地划成不能互相支援的孤立小块。刘伯承曾忧虑地说：“敌人这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对华北敌后军民实行的囚笼政策。”

　　敌人近乎疯狂的筑路行为，让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心急如焚，地图上日军的公路网张牙舞爪地向抗日根据扑来。一旦让敌人的公路网建成，抗日根据地必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因此朱德和彭德怀一致决定，要在正太线对日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破袭战，击破日军的囚笼战术。其后，朱德、彭德怀以“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的形式，向延安做了报告。对此毛泽东做出了首肯。

　　然而毛泽东没想到的是，这次“破袭战”的规模竟然如此巨大。八路军投入了40万兵力、100多个团，虽然沉重打击日寇、振奋了华北的民气。但与此同时，也向敌人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就直言不讳地说：你宣传100个团参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力量来搞我们，也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果不其然，百团大战之后，日寇开始将主要矛头指向了我们。与此同时，八路军的迅猛发展，也让蒋介石惊惧不已，反共高潮再一次呼啸而来。

　　一开始，日军以为八路军仅有3万之众，装备也差，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百团大战之后，日寇们开始惊呼：

　　“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在于共军”。

　　1940年，华北日军退出所谓的“肃正计划”，确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八路军。

　　当百团大战的热情冷却下来后，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严酷的斗争。就在日军紧锣密鼓地准备大扫荡时，蒋介石又来添乱。1940年11月，蒋介石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

　　1941年7月，八路军最可怕的对手——冈村宁次上台了。冈村宁次刚一到华北，就周密策划，以5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持续“扫荡”，号称“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报复。

　　冈村宁次不仅采用了前任的囚笼政策，同时还将清乡、蚕食和扫荡相互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抗日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在冈村宁次老练的攻势下，我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仅在1942年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就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了游击区，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而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1942年5月，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到了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就在此时，日军派出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在汉奸的配合下深入我抗日根据地，突袭了八路军的总部。在突围中，左权同志不幸牺牲，成为抗战中我军牺牲军衔最高的将领。在乱战中，彭德怀也险些牺牲。

　　彭德怀这才意识到，毛泽东确实说得对，对付日军真不能硬拼。面对日军的扫荡，彭德怀等指战员们认为，我军还是应该用红军时期的老办法，即将日军引入内线，然后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 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

　　然而事实证明，我军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做不到。此后，八路军无条件转入全面的游击战。就如毛泽东 1941 年 7 月所强调的:

　　“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

　　熬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日军开始在各大战场遭遇惨败，抗日根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延安开会。在延安，中央一方面肯定了彭德怀在华北的精妙指挥，但在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其没有控制百团大战的规模，导致暴露八路军实力的失误。对此，彭德怀有些不满，发了一些牢骚。

　　此事被关向应听到后，心情十分忧郁。关向应，是贺龙在红二方面军的老搭档。在长期的战争中，关向应积劳成疾，染上了致命的肺结核。1940年底， 在 毛泽东的要求下，他离开前方赴延安治疗。到了1943年，关向应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

　　彭德怀回延安后，第一时间便随刘少奇一起，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关向应。听说彭总来了，关向应不顾病痛，挣扎着坐起身来，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闹了，中央目前一定要团结，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听我一句劝，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

　　看着面容枯槁的关向应，彭德怀心中也十分难受，他连连点头：“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在关向应的劝谏下，彭德怀最终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他本着毛泽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一再反省自己，将自己的缺点、错误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修养上的不足。

　　在检讨中，彭德怀总结自己“入党带来的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来一直没有很好的清算过”。表示今后一定要增加一些马列，向毛泽东学习。

　　彭德怀在会上详细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还深刻地检讨和反思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当众吐露出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对毛主席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通过8年抗战之实践，他深感毛泽东的英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于如何抗日达成了最终的一致，即山地游击战。

　　我军与日军的战斗规模变小了，但战斗频率却急速上升。我军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不仅在敌人的绞杀之下存活了下来，同时还扩大了军队，在全国沦陷区展开了游击战，从而解放了大量国土，将无数同胞从日寇的铁蹄中解放出来。

　　虽然我军作战规模较小，但是这种零敲碎打，却实实在在地打击到了日寇，可谓是积小胜为大胜。到了抗战后期，华北、山东已经成为了抗日军民的海洋，日军只能龟缩在交通线和大城市里苟延残喘，再无出击的本事。

　　到了抗战末期，我军已经建立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百万，人口多达一亿，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的百万大军，绝不是躲出来的。

　　作为军人，彭德怀有着旺盛的斗志、爱国的血勇和不竭的爱国精神。他非常希望与日军硬桥硬马地打一仗。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想要与日军正面对垒，需要时间，也需要时机。对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握了这一点，提出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对的，八路军从无到有，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还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

　　到了1950年，彭德怀率领数十万志愿军入朝。此时的人民军队已经能与强大的美军正面交锋，这一次人民军队不用再打游击战。而是拉开阵势，与美军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对决。不得不说，统帅的智慧与谋略就是高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