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关向应流着泪对彭德怀说:不要闹了,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

2023-05-25
作者: 陶陶孟夏 来源: 新青年8431公众号

  毛泽东与彭德怀是同乡,是朋友,同时也肝胆相照的好战友、好同志。自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与彭德怀便紧密合作、共同奋斗,一次又一次地将党和人民军队拯救于水火之中。

  毛泽东与彭德怀都是极其有主见的军事家,在具体指挥上不免有分歧。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坐镇延安,而彭德怀征战于华北,两人在如何对日作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

  1937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召开时,华北已经危如累卵。七七事变后,日本进攻华北的兵力已经达到5个师团,10万人以上,国民党在华北虽然有30万之众,但却完全不顶用。在短时间内,良乡、房山、南口相继失守。

  华北该如何守?红军到底该起什么作用?成为摆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袖面前的重大问题。

  在会议的一开始,大家一致决定,除少量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以外,主力3.2万人开赴晋绥前线,与国民党共同防御华北。万一国民党一溃千里,放弃华北,红军仍要拖住日寇,坚持华北抗战,拯救民族危亡。

  然而在如何对付日本人方面,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却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坐在冯家村头那孔历史性窑洞内黑漆方桌的一边,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容道出了他的深谋远虑:

  我们当前任务有个五个:1.创造根据地;2.钳制和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作战,毛泽东说:“应适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还有红、白军共同作战。”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继续解释道:

  “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但着重于山地。”

  对于毛泽东关于“山地游击战”的论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当时红军即将接受抗日改编,全军上下都摩拳擦掌,想要和日寇真刀真枪的干一干,让他们知道知道人民军队的厉害。

  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非常善于运动作战。在历次反围剿中,红军利用自己高度的机动性与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屡挫强敌,经常以极端劣势的装备,将国民党军成旅成师的歼灭。

  红军战斗力如此强大,又为何要“一夜回到解放前”,重新打山地游击战呢?对于这一点,彭德怀等人有些不理解。况且打游击战,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东打一枪,西打一炮,何时才能歼灭日寇主力、收复国土呢?

  因此,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皆认为,我军不能单纯地打游击战,而是应该像红军时期一样,适时地打运动战,即集中大量兵力,成建制地歼灭日军。

  对于朱德、彭德怀的民族情怀,毛泽东哪能不了解。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毛泽东何尝不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呢?

  毛泽东不仅仅是个军事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他一再强调,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必须为政治服务,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

  毛泽东一直认为,在打败日本之前,必须要保存革命的力量。长征之后,曾经30万人的红军仅余3万之众,这些都是革命的精英,是绝对不容有失的。损失一个人,就相当于损失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日本不是一般的对手。在七七事变前,其实毛泽东也不知日军的全貌。但是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却发现,日军的凶悍已经超乎了想象。日军仅用2万兵力,就突破了宋哲元部3个师的防线,平津二城也在短时间内沦入敌手。

  宋哲元部属于西北军,与我军也有交手,战斗力不弱。宋哲元部在短时间内溃败,大大出乎了毛泽东意料。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评估红军的出兵规模和战斗原则:必须要积极抗日,但是必须建立在保存革命军队的基础上。

  抗日以来的战斗证明,国民党军完全不顶用,几乎百战百败。如果把红军拼光了,谁又能拯救受苦受难的沦陷区人民呢?

  因此毛泽东才确立了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不与日军硬拼,要逐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人民军队的力量。只有待时机成熟,才是与日寇主力决战之时。

  然而朱德、彭德怀等人却估计,尽管整体实力上日军属于强者,但并非强到完全无懈可击、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而且,就实际效果来说,打运动战、消灭日军。

  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吸纳了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以歼灭日军兵团为目的,适时进行运动战,但仍要以运动战为主。

  洛川会议后,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成为了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就这样,3万红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向了抗日前线,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杀。

  到了抗日战场,我军果然初战得胜。在平型关大捷中,我军全歼了板垣师团的一支辎重部队,歼敌近一千人。但是此战之中,我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整整有600多人牺牲,这可都是长征留下来的百战精锐。

  林彪事后总结:

  “日军在绝对的劣势之下,依然慌而不乱。换做国民党军,面对如此围攻早就崩溃了。而日军则能以汽车和树木为掩护,对我军进行顽抗和反击。在射击方面,日军射术奇准,我军稍不注意就会被爆头;在拼刺方面,我军三个人都未必能战胜一个日本兵;同时,日寇极其顽固,就算是同归于尽也不投降……”

  平型关大捷印证了毛泽东猜想,日军是前所未有的强敌,只可智取,不能硬拼。像土地革命战争那样成千成万地歼灭敌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从1938年到1939年,八路军依然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日军主要将兵力投入正面战争,后方空虚。八路军可以集合相当数量的基干兵团,找准敌人的弱点,以伏击、袭击的手段,歼灭日军一路或数路,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都是这段时间打响的。这些战斗不仅歼敌多,缴获也多。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趁敌军集中力量于正面战场的间隙,广泛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人数也迅速地扩大了。然而就在这时,富有争议的百团大战打响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彭德怀背着毛泽东、背着党中央发动了这次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的错误决定,百团大战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转身向后,巩固自己对华北的占领。为此日军到处修建道路,并沿着道路修建碉堡,把根据地划成不能互相支援的孤立小块。刘伯承曾忧虑地说:“敌人这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对华北敌后军民实行的囚笼政策。”

  敌人近乎疯狂的筑路行为,让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心急如焚,地图上日军的公路网张牙舞爪地向抗日根据扑来。一旦让敌人的公路网建成,抗日根据地必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因此朱德和彭德怀一致决定,要在正太线对日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破袭战,击破日军的囚笼战术。其后,朱德、彭德怀以“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的形式,向延安做了报告。对此毛泽东做出了首肯。

  然而毛泽东没想到的是,这次“破袭战”的规模竟然如此巨大。八路军投入了40万兵力、100多个团,虽然沉重打击日寇、振奋了华北的民气。但与此同时,也向敌人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就直言不讳地说:你宣传100个团参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力量来搞我们,也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果不其然,百团大战之后,日寇开始将主要矛头指向了我们。与此同时,八路军的迅猛发展,也让蒋介石惊惧不已,反共高潮再一次呼啸而来。

  一开始,日军以为八路军仅有3万之众,装备也差,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百团大战之后,日寇们开始惊呼:

  “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在于共军”。

  1940年,华北日军退出所谓的“肃正计划”,确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八路军。

  当百团大战的热情冷却下来后,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严酷的斗争。就在日军紧锣密鼓地准备大扫荡时,蒋介石又来添乱。1940年11月,蒋介石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

  1941年7月,八路军最可怕的对手——冈村宁次上台了。冈村宁次刚一到华北,就周密策划,以5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持续“扫荡”,号称“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报复。

  冈村宁次不仅采用了前任的囚笼政策,同时还将清乡、蚕食和扫荡相互配合,以清乡巩固其占领,以蚕食缩小我抗日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利于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在冈村宁次老练的攻势下,我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仅在1942年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就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了游击区,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而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1942年5月,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到了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就在此时,日军派出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在汉奸的配合下深入我抗日根据地,突袭了八路军的总部。在突围中,左权同志不幸牺牲,成为抗战中我军牺牲军衔最高的将领。在乱战中,彭德怀也险些牺牲。

  彭德怀这才意识到,毛泽东确实说得对,对付日军真不能硬拼。面对日军的扫荡,彭德怀等指战员们认为,我军还是应该用红军时期的老办法,即将日军引入内线,然后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 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

  然而事实证明,我军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做不到。此后,八路军无条件转入全面的游击战。就如毛泽东 1941 年 7 月所强调的:

  “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

  熬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日军开始在各大战场遭遇惨败,抗日根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光。

  1943年9月10日,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延安开会。在延安,中央一方面肯定了彭德怀在华北的精妙指挥,但在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其没有控制百团大战的规模,导致暴露八路军实力的失误。对此,彭德怀有些不满,发了一些牢骚。

  此事被关向应听到后,心情十分忧郁。关向应,是贺龙在红二方面军的老搭档。在长期的战争中,关向应积劳成疾,染上了致命的肺结核。1940年底, 在 毛泽东的要求下,他离开前方赴延安治疗。到了1943年,关向应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

  彭德怀回延安后,第一时间便随刘少奇一起,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关向应。听说彭总来了,关向应不顾病痛,挣扎着坐起身来,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闹了,中央目前一定要团结,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听我一句劝,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

  看着面容枯槁的关向应,彭德怀心中也十分难受,他连连点头:“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在关向应的劝谏下,彭德怀最终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他本着毛泽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一再反省自己,将自己的缺点、错误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修养上的不足。

  在检讨中,彭德怀总结自己“入党带来的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来一直没有很好的清算过”。表示今后一定要增加一些马列,向毛泽东学习。

  彭德怀在会上详细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还深刻地检讨和反思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当众吐露出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对毛主席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通过8年抗战之实践,他深感毛泽东的英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于如何抗日达成了最终的一致,即山地游击战。

  我军与日军的战斗规模变小了,但战斗频率却急速上升。我军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不仅在敌人的绞杀之下存活了下来,同时还扩大了军队,在全国沦陷区展开了游击战,从而解放了大量国土,将无数同胞从日寇的铁蹄中解放出来。

  虽然我军作战规模较小,但是这种零敲碎打,却实实在在地打击到了日寇,可谓是积小胜为大胜。到了抗战后期,华北、山东已经成为了抗日军民的海洋,日军只能龟缩在交通线和大城市里苟延残喘,再无出击的本事。

  到了抗战末期,我军已经建立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百万,人口多达一亿,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的百万大军,绝不是躲出来的。

  作为军人,彭德怀有着旺盛的斗志、爱国的血勇和不竭的爱国精神。他非常希望与日军硬桥硬马地打一仗。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想要与日军正面对垒,需要时间,也需要时机。对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握了这一点,提出了“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对的,八路军从无到有,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根据地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还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

  到了1950年,彭德怀率领数十万志愿军入朝。此时的人民军队已经能与强大的美军正面交锋,这一次人民军队不用再打游击战。而是拉开阵势,与美军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对决。不得不说,统帅的智慧与谋略就是高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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