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的七个首创性贡献，李大钊唯一一次参加过的党代会，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牢记自身使命、紧握时代脉搏，开展着富有时代特征的革命斗争。因此，每届党代会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从工人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共同推进民主革命。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结合中国革命任务、革命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明确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正因为如此，中共三大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值此中共三大召开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深入历史细节，回顾党代会的精彩瞬间，那些关于党自身发展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首创性贡献，使得中共三大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大会旧址。
一、首次实现国共合作，以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并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大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中共党员应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不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妥协的立场；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团结一致；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大会确立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二、首次修订党的章程，进一步完善党的各项制度
中共三大不是重新制定党章，而是对二大制定的党章进行局部修改。其章节体例完全保留不变，仍然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则六章。条文数量从29条改为30条，只增加了1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在内容上作出的新规定，包括：新党员入党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并根据候补党员不同的社会职业，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劳动者的候补期为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6个月，但这个规定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在履行义务方面与正式党员相同，但在行使权利方面，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和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该修正章程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并提出：“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这是三大党章唯一新增加的条文。制定这些规定，也是由于这次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可避免会使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严格入党手续，会防止投机分子入党，这样便保证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党组织的纯洁和坚固。中共三大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从此次党代会开始，对党章进行局部修改，成了一个惯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录的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毛泽东、林育南等代表在党的三大上的发言内容。
三、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纲领文献形式阐明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通过了瞿秋白起草、陈独秀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这是党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该草案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重申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最终目的。该草案共分九个部分：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共产党之任务。其中，在第九部分共产党之任务中，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斗争任务，制定了18条党纲，其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实行义务教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内容，仍然是我们现在沿用的法律内容。遗憾的是，该草案在1924年6月由中共代表提交给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是未能通过。近来有研究指出其原因，在于党的三大以后形势快速发展，纲领草案中的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1923年下半年，为推进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代表团一起起草了关于国民党纲领的决议。在国共党内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党纲也就是中共党纲。因此《党纲草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也未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其进行修改。然而，这份党纲草案首次以纲领文献的形式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并将“国民革命”口号写进党纲，在中共党史上仍然拥有重要地位。
四、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法规条文规定党中央的组织结构
该组织法共十条，包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产生程序、人员组成、行使职权、召集会议、工作报告和财政报告等内容，首次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规定中共中央组织结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该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秘书一职。“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正是由于上述组织法的规定，说明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这部组织法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部中央组织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五、首次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党中央层面开始关注农民问题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根据自己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最重要。”他还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得到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大会委托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了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在《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专门提出了要实现农民利益的五点特别要求，即：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C.改良水利。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E.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更是指出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正是由于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农民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培养了农运干部近800名，使得农民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开来。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的代表墙。
六、首次在闭幕式上唱《国际歌》，成为历次党代会的惯例
1923年6月20日，在中共三大结束的这一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墓，庄严唱响《国际歌》。会议进行期间，代表们没有唱《国际歌》，怕被居住在会址对面的华侨听见。所以，便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由张太雷、瞿秋白教唱《国际歌》。大会最后一天，瞿秋白领着代表们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胜利闭幕。中共三大代表当时唱的是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据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说，1922年4月间，他和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路经广东汕头前往广州，在汕头等船之时，他们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当全部团纲、团章和各种决议草案终于准备好时，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用俄文唱，瞿秋白用中文唱，而张太雷用英文唱。瞿秋白翻译《国际歌》时，为了“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巧妙地采用音译的办法，转译international为“英特纳雄纳尔”，使歌词铿锵有力，和歌曲和谐地融为一体。此后，《国际歌》的各种中文译本都采用了瞿秋白的这一译法，也就是在通行译本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象征着受压迫的人民追求解放的理想，以及为了理想宁可牺牲生命的精神寄托。因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成为了惯例。
七、首次注意到创建革命武装的问题，为开创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埋下伏笔
虽然中共三大没有将创建革命武装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也没有形成决议案，但是党已经开始注意到该问题的重要性。早在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就发表《造国论——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指出：用什么方法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中共三大召开前，他又多次发表文章提出“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等观点。与此同时，蔡和森也在1922年9月20日发表文章《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指出：“假使能将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违法的工作，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激起兵士们的自觉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注意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批评了许多工作不足，在宣传方面，他认为：“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可以说，中共三大开始注意到创建革命武装的问题，只是没有具体行动。中共三大之后，国共两党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设立了直属党组织，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建立革命军队。此后，革命力量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举行北伐战争，共同开创中国大革命的新局面，并将大革命从广州推向全国，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
另外，中共三大还有一些珍贵瞬间，如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也是李大钊唯一一次参加过的党代会。由于不是党组织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首创，本文不再详细赘述。
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低落的工人运动中走出来，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这是此次党代会的巨大历史功绩。同时，中共三大在党自身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七个“首次”，更使得此次党代会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