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民：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战斗在长城上的八路军（图源：新华社）
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吸引不少中青年学者投身其中，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战时间短”“抗战范围小”，躲在敌后“游而不击”，“只顾抢地盘”，以致“坐大”，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作用。这种罔顾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既无助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更不利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凝聚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记述历史，准确把握抗日战争史的主流和本质。故而，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领导并坚持局部抗战时期的敌后斗争，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史实为基础，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率先擎起抗日大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短短几个小时便侵占沈阳。随之，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进攻，4个多月就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日军进攻何以如此迅速？除了日方蓄谋已久外，一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密令东北军各部对日本侵略不予抵抗；二是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国民自当刻意忍耐，恪守法律，以助正义公道之成功”，寄望于国联主持公道，结果因日本反对导致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案“无效”。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将“不抵抗”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仍无意全力抗战。此后，虽有1933年的长城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全力“剿共”和清除异己。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却以徐道邻的名义于1934年12月发表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向日本政府呼吁改善中日关系。1935年5月17日，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而这一“升格”举措的背后，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继续妥协退让。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要么“不抵抗”，要么被动应对，缺乏主动抗战或全力抗战的作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虽遭到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围剿”，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的情况下率先擎起抗日大旗。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因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一是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及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二是世界革命的积极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日益高涨，必然推翻或废除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在华殖民权益；三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这些因素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该宣言已蕴含了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意味。因此，中国共产党呼吁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强占东三省，争取中国民族解放。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事变又通过相关决议，提出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暴动；成立反帝组织，或掌握已有的反帝组织的领导权，开展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在东北的伪军中策划兵变和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的短短几日内，中国共产党从“宣言”到“决议”，率先擎起奋勇抗日的大旗，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受此感染，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22日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准备抗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强占东三省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后即发布宣言，呼吁上海的工友与民众实行同盟总罢工，组织义勇军纠察队，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指示各地党部，不要再对国民党任何派别抱任何幻想，要扩大反日宣传，成立反日群众组织，争取第十九路军士兵反日，甚至“绝对不要放弃在日本士兵中的工作”。但是，在英美等国的“斡旋”下，国民政府从3月开始与日本谈判，最终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书》，坚决反对在上海设立所谓“中立区”。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对日宣战，决定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发表宣言，呼吁他们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随之又颁布一份战争动员训令，即动员工农群众自愿参加红军，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面对贪心不足的日本实施“热河经略计划”和进攻华北，中国共产党不仅搁置政见分歧，而且派遣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郑重宣布，凡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中国独立统一者，红军均愿与之签订作战协定。中国共产党此后多次重申这一共同抗日的主张，既批驳了国民党所造日本向红军提供金钱与军火、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谈判”、“捣乱”抗战后方等谣言，揭穿了蒋介石“抗日剿共并重”“攘外必先安内”的虚假面具，也促使不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10月26日，红军与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共同作战协定。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拟定《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全国人民总动员，成立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号召全国人民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7月，中国共产党派遣红军第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并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号召一切反日的民众拥护北上抗日先遣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或游击战争。
一边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高度自治”，妄图分裂华北；一边是国民政府与日本围绕“中日亲善”“经济合作”“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长征途中及长征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则坚决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中国其他任何地方，呼吁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无效，要求直接对日作战。为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和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发动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此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支持绥远抗战，号召全国人民支援绥远前线，掀起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爱国热忱。1936年10月长征胜利会师的中国工农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暗中联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达成互不侵犯、准军事同盟性质的秘密协定，形成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力量大联合。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无惧自身安危和艰难险阻，坚持北上抗日，成为局部抗战的实际领导者，这一点在其领导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战中体现得尤为直接与明显。
二、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研究中所谓“敌后”，往往与“正面”相对应，是故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通常指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对日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4年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后沦入敌手的中国东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敌后”，如此一来，通常意义上的“敌后战场”似乎也不宜限于七七事变以后，而应追溯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在华占领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便派遣党团员深入中国东北各地，团结广大爱国同胞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在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下，大部分东北军退入关内，中国共产党却始终领导并坚持对日作战，成为敌后抗战的主力和领导者。
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根据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增兵、换防，日军频繁演习、修筑工事等动向已察觉其侵占“满洲”的企图，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后快速做出反应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第三天即发出“宣言”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奉天市委书记赵毅敏连夜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经19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紧急会议讨论，当天即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印发。该“宣言”也被称为“9·19宣言”，比中共中央的“宣言”早一天，但两者精神一致，都认为这是日本蓄谋已久的阴谋；谴责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应动员广大劳苦群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等斗争，反抗日本侵略。20日，中共中央提出立刻组织和发动群众反对日本侵占“满洲”，准备各个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罢工，强调满洲省委要向各地派遣干部，尤其应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和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战争与兵变。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开展了反日宣传、工人罢工、农民抗租抗捐等系列斗争，但在中共中央指导下仍以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和领导武装斗争为主。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规模并不大，到1932年初仅有1862名党员，即使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到1933年也只有2500多名。加之，中共满洲省委及东北地区的党员大多未经历南方的“大革命”洗礼，斗争经验相对不足，因而面对日伪的疯狂镇压，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11月21日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委派驻东北代表罗登贤重新组建满洲省委，并于同年底将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至哈尔滨，继续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联合各种抗日力量，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及各地党组织相继派遣200多名党团员和反日组织骨干成员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推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高涨，促使义勇军人数一度多达30万人。1932年6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部发起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北上决死团”等组织，动员民众特别是工人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河北省委加强领导，打造中心部队，牢牢掌握抗日武装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既把组织和扩大义勇军视为中共满洲省委及东北各地党组织的主要任务，也把其看作东北相邻省区和北方各省党组织“第一等的任务”。193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北省委动员唐山矿工、北宁路工人、天津工人，以及沿北宁路的农民加入义勇军，改变东北义勇军的原有成分；选派政治上得力的干部在其中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掌握领导权；强调要大批地派人到热河、辽阳、榆关等地，从事义勇军及其抗日工作，省委要保证与他们的密切联系。可见，中国共产党把与东北临近的河北发展为支持和扩大义勇军的前沿与基地。中共中央强调“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提出必须广泛组织义勇军，特别是工人义勇军，“征调与号召他们到东北战线上去”。在中共北方各省党组织的支持下，中共满洲省委及各地党组织汇集抗日英才，从1932年春到1934年春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18支抗日游击队。如，1932年5月成立的巴彦游击队，于同年11月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1932年6月成立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于同年11月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等。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虽因日伪的血腥镇压，在1933年春基本失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支抗日游击队却继续战斗在敌后战场。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指示信，重在根据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具体情况，分析当时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提出党在东北的战斗任务，强调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东北抗日斗争胜利的保障。该指示信分别制定了针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新闻记者，以及各少数民族乃至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工人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口号；要求从中共满洲省委到支部以及每个党员，必须用一切方法打入一切游击队伍、一切重要企业、一切群众组织，秘密扩展革命的群众工作，以及从抗日游击战争、罢工斗争和农民运动中发现与培养干部。中共满洲省委接到该信后，决定“必须执行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满洲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从1933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到1936年1月陆续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东北人民革命军总兵力达1万余人，成为敌后战场的一支劲旅。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迅速壮大，联合一切反抗日伪殖民统治的力量，为建立更大规模的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武装基础。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指出，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已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经历三年多艰苦斗争的磨炼与考验，他们认清了谁才是真正的抗日领导者，因而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与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对日作战，故要及时地吸收和发展他们。1935年6月10日，屡遭破坏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在改组为上海临时中央局后，动员全国尤其是天津、河北及华北各地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同时要求东北人民革命军扩大游击范围，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然而，由于日伪“讨伐”和所谓“治安肃正”，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政权为数不多，主要有1935年8月中共南满特委成立的南满特区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正式成立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1935年10月建立的柳河人民革命政府和珠河人民革命政府等。随着中共满洲省委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失联”，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继续领导满洲省委，并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组建抗日联军的号召，于1936年2月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后又建立抗日联军第七军，并在争取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抗日联军第八、九、十、十一军，人数多达3万之众。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出没于深山密林之中，积小胜为大胜，有力地牵制着日本对关内地区的侵略。1932年夏，汪清游击队进行大小战斗18次，其中一次在吉青岭伏击日军“讨伐队”，毙伤日军10余人；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2月在吉海路袭击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30多人。正是这样的游击战不断消耗着日军战力，据1933年10月3日《盛京日报》第1版报道，九一八事变两年来，关东军战死1849人，负伤5062人，共计死伤6911人；另一则资料显示，九一八事变四年来，日军战死2854人，受伤12310人，病死1316人，共计损失16480人。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后更加积极战斗，不断痛击日军。1936年7月15日，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摩天岭伏击尾随的日军守备队，击毙日军30余人；1936年12月，留守汤原的抗日联军第三军一举攻克佛山县城；1937年3月，同为留守的抗日联军第六军攻克汤原县城。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是局部抗战时期东北敌后战场的主力和领导者，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反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结果，也为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经验。
三、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因而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遣党团员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联合一切反日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2年初，在“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沪西日本纺织工厂工人总罢工，援助第十九路军，并组织工人和学生的武装义勇军参加战斗。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提出在遵守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权利、反抗日本侵略的三项条件下可与任何部队合作，后与第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协定，就是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在热河、长城各口、察哈尔等地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民众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的部队携手并肩作战。中国共产党拟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获得宋庆龄等几千人签名支持，目的就是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特别是在被日军占领的东三省，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努力团结一切游击队和民众力量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是这种统一战线（当时曾被称为反帝统一战线、反日统一战线、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等）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主动构建、推进和扩大统一战线，而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大搞“种族灭绝”政策，对外伺机侵略。墨索里尼掌控下的意大利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且准备“北进”苏联。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以中国苏维埃、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该宣言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此前局限于一地或局部的统一战线，而是全国性、全民族性的统一战线；统战对象也扩大至以前被批判的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蓝衣社。对日本关于解散华北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该宣言表示坚决抗议，认为“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决无置喙的余地”。该宣言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愿意与之携手抗日救国，并建议通过谈判组建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全体同胞总动员，共同抗日。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讲演中也指出，除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动员全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斗争。
为推动建立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和军事上都采取了积极行动。193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除重申《八一宣言》的核心内容外，还对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做了顺序和文字上的微调。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批评了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再次声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组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强调党的总路线就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党派提议创立抗日人民阵线，抵御日本侵略。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各党派团体等，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表示诚意，将已东渡黄河且在山西战场取得许多胜利的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诸公”幡然醒悟，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商讨抗日救国办法。这是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主动联络国民政府，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积极努力。
随着华北危机日甚，中日谈判无果，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从“抗日反蒋”逐渐转向“逼蒋抗日”，这也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点。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两广高举抗日义旗深表敬意和拥护，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且表示红军愿意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直接对日作战。6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书信中，不仅将南京国民政府“诸公”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而且表示随时准备同国民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既然是“任何军政领袖”，自然也包括蒋介石。最后的结束语是“向你们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对于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近10年土地革命战争、牺牲无数革命英烈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需要足够大的勇气和担当才能做出如此决策。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致书国民党，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坚决抗战外，别无他途；宣布苏区可以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将来组建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质问国民党究竟是同日本和汉奸一起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起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此际也与国民党进行了秘密接触，认为随着日本侵华加剧，蒋介石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故决定“逼蒋抗日”。
无论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表示愿做抗战前驱，还是中国共产党通电支援绥远抗战，都未能使蒋介石改弦更张，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才使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这其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胸怀天下、不计前嫌的胸襟与气度。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预估了事变的两个前途，一是爆发内战，推迟全国抗战，以致造成日本侵华的有利条件；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迅速建立起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积极斡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后，中共中央提出督促和逼迫蒋介石兑现承诺，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从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苏维埃政府、红军更名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等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确实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必要的妥协与让步，但这些妥协与让步是有原则和底线的，绝非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绝非放弃对革命力量的领导，反而是取得在全国公开活动的机会，进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坚决性、彻底性和全面性。首先，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纲领决定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为民为国的初心使命出发，在中共二大通过的“最低纲领”中有一条明确规定：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并在本部二字后特意以括号夹注——包括东三省，因而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抗日宣言，直接对日宣战，并派出抗日先遣队，始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坚决性。其次，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军大部入关和东北义勇军运动基本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虽然孤军奋战、独对强敌，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抗战14年，给予日伪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彻底性。最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对国民党予以必要的让步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建立，这是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全面性和始终居于领导地位。
作者徐志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