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民：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战斗在长城上的八路军（图源：新华社）

　　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吸引不少中青年学者投身其中，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战时间短”“抗战范围小”，躲在敌后“游而不击”，“只顾抢地盘”，以致“坐大”，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作用。这种罔顾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既无助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更不利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凝聚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记述历史，准确把握抗日战争史的主流和本质。故而，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领导并坚持局部抗战时期的敌后斗争，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史实为基础，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率先擎起抗日大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短短几个小时便侵占沈阳。随之，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进攻，4个多月就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日军进攻何以如此迅速？除了日方蓄谋已久外，一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密令东北军各部对日本侵略不予抵抗；二是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国民自当刻意忍耐，恪守法律，以助正义公道之成功”，寄望于国联主持公道，结果因日本反对导致国联理事会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案“无效”。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将“不抵抗”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仍无意全力抗战。此后，虽有1933年的长城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全力“剿共”和清除异己。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却以徐道邻的名义于1934年12月发表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向日本政府呼吁改善中日关系。1935年5月17日，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而这一“升格”举措的背后，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继续妥协退让。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要么“不抵抗”，要么被动应对，缺乏主动抗战或全力抗战的作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虽遭到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围剿”，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的情况下率先擎起抗日大旗。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因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一是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及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二是世界革命的积极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日益高涨，必然推翻或废除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在华殖民权益；三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这些因素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该宣言已蕴含了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意味。因此，中国共产党呼吁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强占东三省，争取中国民族解放。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事变又通过相关决议，提出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暴动；成立反帝组织，或掌握已有的反帝组织的领导权，开展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在东北的伪军中策划兵变和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的短短几日内，中国共产党从“宣言”到“决议”，率先擎起奋勇抗日的大旗，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受此感染，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22日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准备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