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新中国是怎样实施前四个五年计划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5年，我国共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经过这四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定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年7月第625页 以下简称《一百年》）

　　经过六次重大修改的“一五”计划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讲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这在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只能停留在幻想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为幻想变为现实创造了根本条件。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如期而至。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是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新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道路。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捍卫国家安全，在沙俄时代军事工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个成功经验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中国有非常切近的示范作用。抗美援朝的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加快实现中国工业化、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性。

　　新中国不得不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客观条件、苏联的榜样及其对新中国的友好态度、朝鲜战场的现实及其随后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三个因素，凸显出新中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这样的客观现实同时要求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全体人民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分析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

　　1953年至1957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万事开头难。“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历时四年，数易其稿，其间大的修改就有六次。

　　第一次编制始于1951年2月，由中财委进行，以周恩来为首的编制领导小组在编制过程中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处起步？后来初步统一了认识：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第二次编制于1952年开始，仍由中财委负责。当第二稿的轮廓经中共中央、政务院基本确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明确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是制定计划出发点的前提下，1953年初由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区进行第三次编制。第四次于1953年6月由国家计委编制。在编制过程中征求了苏联国家计委和专家的意见，对计划轮廓草案作了重大修改。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第五次编制。同年9月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逐句逐字批改后，又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改。1955年3月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这个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月至5月间，根据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吸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的意见，以及参考苏联顾问的建议等作了修改。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从事，反复论证，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其主要原则都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5月的《论十大关系》中。这些原则对当时和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例如，关于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当时中国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状况，造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过大，不利于对全国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有效利用，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国防战备。后来的“三线建设”就是坚持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没有“三线建设”，我国现在正在实施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就无从谈起。

　　再如，要善于借鉴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尽管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充满了罪恶，但其具体做法仍可借鉴，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承担了重要责任，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技术水平非常落后，像156项这样的大项目，分散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是根本承担不了的，只能由中央政府集中使用各种资源。况且，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这156项的内容和布局，都决定只能由中央政府来决策和管理。因此，正因为实施了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即采取计划经济（包括大学生等人才的调配措施），才能保证“一五”计划的完成。这对当今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仍有指导性的启示意义。

　　还有，在与苏联方面紧密配合进行156项建设的同时，党提出了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的指导方针，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这对于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剧烈变化时，我国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自主立场，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种意义，今天仍没有过时。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五年的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化教育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工农业较大幅度的增长，初步改变了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以农业为主的局面。其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这里举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关于生产的，一个是关于生活的。

　　“一五”期间，中国新建了一系列工业部门，填补了许多工业部门的空白。新建的工业部门，机械工业最为突出。到1957年底，已经有了载重汽车、高炉、平炉制造设备、汽轮发电设备、拖拉机、精密仪表、石油机械和电讯设备等几十个行业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并开始试制一批新产品，使机械设备的自给能力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多。1956年，中国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和第一辆蒸汽机车。在航空工业方面，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中国的飞机的性能和新建工厂的工艺、装备、技术水平，都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中国航空工业已进入用现代化的工艺方法生产先进机种的行列。

　　“一五”期间，基本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和医疗上的劳动保护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高等院校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有病就医的经济保证。在农村，对那些严重危害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治疗，则采取了减免费用的办法。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又规定对老、弱、孤、寡、残疾社员要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者受到教育和年老者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并努力使这些“五保户”增加收入。

　　“二五”计划的实施与十年建设的基本总结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

　　前人从未走过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二五”计划的前三年（1958—1960年）是以“大跃进”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后两年（1961—1962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然后是三年继续调整（1963—1965年），作为“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从1966年开始）之间的过渡阶段。

　　“一五”计划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成为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人民生活一度十分艰难。以农业为例，据后来统计，195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16969.2万吨，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1960年粮食产量为14385.7万吨，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1959年9月26日，我国在松辽盆地发现第一个特大油田并正式命名为大庆油田，其发现彻底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

　　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和国家开始采取调整措施，并对“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举行。全会公报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至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很大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全面调整。根据会议精神，在这三年的调整中，主要采取六项措施。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六项：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1962年至1963年，批准进口20个石油化工成套设备项目（后实际进口14个）。1963年至1964年，批准100多个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部门的项目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设备。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衣剂、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的基础。

　　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首先，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全面地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增长8.3%，完成计划产值的107.2%，是新中国成立后增长最快的年份。工业产值增长26.4%，完成计划产值的117.6%。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22.5%。1965年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和经济效益之好，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财政收入增长18.5%，财政支出增长16.9%，财政结余7亿元。其次，基本实现了综合平衡的目标，这集中表现为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大跃进”时期的失衡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了纠正，逐步恢复到1957年或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第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从1962年以后，市场稳定，物价下降，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圆满实现，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

　　鉴于在实施“二五”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为全面反映这一阶段的建设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编写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一节，指出：“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历经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见该书第536页）

　　关于巨大成就，工业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显著，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国内外。

　　“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百年》第537页）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这十年在精神力量上也获得了巨大丰收，涌现出了大量的彪炳史册的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例如王进喜、焦裕禄和雷锋等。“这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翻身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和鲜血描绘了一幅幅最新最美的图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第204页）

　　“三五”和“四五”计划的艰难实施

　　“三五”计划的制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3年初到1964年5、6月间，第二阶段从1964年5、6月间到1965年8月。“三五”计划的最终形成是在1965年8月。“三五”计划编制的第一阶段，计划的重点是解决吃穿用。“三五”计划编制的第二阶段，计划的重点有所变化，这一变化是与三线建设的开展分不开的。

　　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听取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编制工作的汇报时说：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毛泽东这一想法后来成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在1964年6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改进计划工作方法和进行备战的问题。关于计划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198-1199页）

　　1973年，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终于在我国培育成功。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要考虑的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备战；第三是备荒。毛泽东还提出安排计划的几条原则。后来的实施结果表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三五”计划，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计划。（参见上书第1207-1208页）

　　1966年年中，“文革”开始。由于有上半年增长的基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比上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增长20.9%，农业总产值增长8.6%。但1967年至1968年的局面是最为混乱的两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5.7%，工业总产值下降13.8%，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6%。196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下降4.1%，工业总产值下降5%，农业总产值下降2.5%。

　　1969年以后，随着国内局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使“三五”后两年生产先后出现了23.8%和25.7%的超高速增长。这种跳跃式的增长从发展速度上对“三五”计划的基本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三线建设成果引人注目。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91年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增长。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成为1966年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但1974年又成为“四五”计划期间遭受干扰、破坏严重的一年。

　　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经过全面整顿，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都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

　　“四五”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工业化。按通行标准，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即算工业化。而到197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1.5%。毛泽东1964年强调的“屁股”的目标已达到。农业这个“拳头”，以粮食生产为例，基本保持稳定增长，1976年比1965年增长47.2%。另一个“拳头”国防工业，“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百年》第590页-591页）

　　“这些建设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严重动乱的局面下，他们一直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显示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长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一百年》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