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挽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10多年来，尤其是去年以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客观的。

　　那么，当年的批孔或者说反传统，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的，当然有些偏激、有些过头。然而，这种偏激或过头是有其思想的和历史的必然性的。

　　对于思想上的原因，毛泽东曾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实正是这样。除了像胡适这类全盘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国学修养深厚的爱国学者，也难免这种偏颇。例如鲁迅，激愤之下也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S卷第五号）。而在钱玄同看来，则是连汉字都要不得的。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子和“孔学优点”（例如李大钊曾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孔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历史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孔学被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那时的孔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孔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被梳妆打扮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