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党史学习中经常有的认知错误

　　好久不见。先送大家一首诗：懿德嘉言在简编，忧勤想见廿三年。这首诗不明白没关系，我想说的是，作为明清帝国绵延数百年的根基土壤，也即官僚科层制以及随之衍生的社会生态位竞争，实际上充斥在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在近代史与当代史里也从不曾缺席。

　　而近年来伴随着党史学习的热度提升，很多人却是很容易忽略了这一关键要素，因而在党史学习中会失去很多关键性的信息。作为2024年第一篇献给大家的文章，就以本篇为开端。
 

　　一、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
 

　　我们时常习惯于以五四运动-建党-大革命-井冈山-赣南闽西游击战-中央苏区根据地-长征的视角去切入学习党史，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这个视角是完全以毛泽东为主视角来入手的。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人们，也是这么看待的吗？

　　或者说，在1921年尤其是自1927年到1937年的这个时间跨度里，毛泽东一直是中央最关注的对象吗？

　　答案显然是否。

　　首先，四一二以后，虽然中央短暂地在武汉待过一段时间，但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中央都一直在上海，直到1931年后才陆续迁徙去瑞金，1933年临时中央才完全迁徙，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为了与苏联联系更方便，还是当时的领导层对于局势的判断，都说明根据地即便再重要也没有到最重要的程度。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这段时间的职位变化。

　　1927年8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9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湖南省委，并以湖南省委前委书记的身份参加秋收起义。

　　1928年5月，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1928年6月，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委。

　　1930年5月，担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3年1月，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当我们把目光放在职位变化的时候，就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如果我们抛开毛泽东的个人社会关系网，只看党内科层制度，会发现在中央和毛泽东之间，时常隔着好几层。比如湘赣边界特委，一开始隶属于湖南省委，后来隶属于江西省委，所以在红四军井冈山时期初期，一直都是湖南省委派的人比如周鲁（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杜修经（湖南省委代表）前来传达中央给湖南、湖南再给红四军的指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周鲁、杜修经等人，单纯地看作中央的传令工具人。

　　在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是不识字也不懂普通话的，说话全都是方言，而且那时没有摄像头、没有解放军，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连年的军阀混战，但凡某个地方出现一个外人，大多数人都是会以敌对的心态看待的。因此乡党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出门在外能保证安全的唯一办法。

　　所以我们在看叙述时，不能单纯地把这些特别代表的指令看作是犯了「左」的唯心错误，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他们各自所在圈层的利益诉求。

　　周鲁，湖南溆浦人；杜修经，湖南慈利人。他们的指令实际上是代表红四军的上级，希望把这支横跨在湘赣边界的队伍拉回湖南，无论输赢，得在家乡保护家乡人。

　　当时井冈山在罗霄山脉，在江西和湖南边界。之前湖南省委是让红四军去打长沙的，他们没去，去了边界。于是问题来了，这支队伍归谁管？是湖南省委，还是江西省委？这是当时湘南特委要派周鲁来的根本原因。本质上是要把这支队伍抓在湖南手里。最后经过多次斗争，才确定直接隶属于中央。

　　非要举个例子，那就是某个公司下面一个子公司和其它兄弟公司合作了，然后事实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司，于是该公司和兄弟单位在抢这个公司的归属权。最后更上面的领导发话了，表示因为这个新公司做得很好，决定让新公司和你们两家单位平级。

　　路线，以及路线斗争，永远是结果。在真正的斗争之前是没有明确的分明立场的。立场永远是对结果的总结。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并不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央，长时间地对毛泽东进行针对乃至打压，因为从中央到毛泽东所在的组织和队伍中间，还隔了好几层。

　　那么第二点就是，实际上27年以前的老党员，活下来的，几乎无一例外不被退居二线过。

　　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认知，主要是大家对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不熟悉，更主要是因为这批老党员或者牺牲了，或者脱党了，很多人并没有活到建国后（为数不多活到的党内地位也不是特别高，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比如谭平山和吴玉章，作为党在国民党（广东）内的最高代表（李大钊长期在北京），参加过同盟会，实际上是地位很高的，尤其是谭平山，在南昌起义还需要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时候，他才是那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但在27年以后，谭平山脱党，吴玉章去了苏联，这才逐渐不再出现在核心圈。

　　又比如在四一二乃至宁汉合流后，陈独秀失势，罗亦农就去了湖北，王若飞去了莫斯科，彭述之去了北方局而后被开除，尹宽去了安徽而后被开除，可见与陈独秀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早期党员，四大以后都长期在中央，在陈独秀身边工作，但在27年以后都逐渐离开了中央，有的后来牺牲了，有的后来脱党参加托派了，但无一例外他们在地方上都受到了地方的不满，在各地给中央的党务报告中，湖北省委对罗亦农、顺直省委对彭述之（以及之后的蔡和森）、安徽省委对尹宽、福建省委对郑超麟，都写满了不满。同样的还有在苏联被冤杀的俞秀松，也是早期在上海和浙江的党员。不再赘述。

　　而我们后来熟悉的很多人，周恩来在五届一中上才进入中央，任弼时是在八七会议，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朱德甚至要到1934年六届五中了，某种意义上党组织在前后两个阶段的组织人事系统已经迭代了。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显然不能单纯地认为毛泽东是本土派，而党内存在一个留洋派长期与他过不去，因为无论是留洋的还是没有留洋的，我都能找到大量正反例子来论证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因为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早期党员，而且是早期和陈独秀走得很近的党员，他是一大代表，他在三大上就进入了中央领导层。

　　说到底，包括他在内的大量老党员，在27年以后都遇到了被边缘化的局面。只是他在烟雨莽苍苍之时，找到了一条新的赛道，而其他老党员很多都在走通过学校、工人、商人发展党组织的老路，这才显得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他其实是在27年开辟了农民这条新路径，造了大量新的党员路线。他在中央领导层的关系是随着中央的内部博弈而来回变动的。

　　是的，不仅是他们，中央也经历了好几次博弈，最直接的就是从立三路线到六届三中然后到六届四中，而如果我们算一下很多人的年龄：博古，1907年；张闻天，1900年；王稼祥，1906年；顾作霖，1908年。是的，这些人在看待毛泽东的时候，其实更接近于一个单位年轻领导班子看到单位里几代以前的老同志。

　　所以在宁都会议之前，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的中央单纯针对毛泽东的打压，中央也没兴趣和精力天天盯着，虽然是一个优秀案例，但还不至于中央时刻把它放在重中之重（甚至毛泽东自己都在29年说过他是在给上海打辅助），甚至连国民党一开始都派的不是中央军而是鲁涤平等人。

　　当时对于中央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很多后来大家根本没听说过的人，比如卢福坦，比如徐锡根，比如张金保，比如杨登贤等，他们才是当时的重要人物。

　　只是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脱党了，所以在七大的决议叙事上，这群人以及他们提拔的人在党内并没有实际上重要。

　　这里要记住一个点：当时很多人认为的主要矛盾，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而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并不一定会被所有人认为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中尽可能还原局面，甚至尽可能找到可参考的方法论，就必须用当时的视角（比如科层制）去思考真正的变化。

　　那么带着这个结论，我们来看第二个常见误区。
 

　　二、顾顺章为什么叛变？
 

　　如果说比起彭述之、郑超麟这些托派，顾顺章叛变的恶劣程度就更高了。他的叛变直接给上海中央带来了致命打击，但是为什么？如果单纯归结为人性或道德，这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上，都没有进一步学习的空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详细地搞明白。

　　首先，按照上文中的方法，我们来思考顾顺章的党内地位。

　　可以看到，顾顺章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的工头出身，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向警予发展的人。当时国共合作，向警予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并同时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工人。于是向警予发展了顾顺章，并让顾顺章建立南洋烟厂支部，烟厂里有党员李立三、向警予、顾顺章、李一纯（李立三夫人，参加过安源煤矿大罢工）、陈倩如、唐景星（南洋烟厂到上海平民女校的学员）等。

　　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顾顺章一直是上海区委（包括罗亦农、庄文恭、尹宽、汪寿华、沈雁冰等）的委员，甚至第二次起义时他还是军委主任，失败后才由周恩来担任特别军委会书记。

　　可以看到，顾顺章在这一阶段是如鱼得水的，他的党内地位升得很快。而我们也发现，在上海两次工人武装起义都失败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来到了上海。

　　和很多人潜意识的认识不同，周恩来在这之前，对上海可以说是很不熟悉的。他成长于淮安与东北，主要社会关系在天津，后来旅欧，再后来去了广东（当时只是广东区委委员长），和上海组织尤其是中央并不具备直接的联系。正如上文所言，他在五届一中时才进入核心圈，在那之前邓颖超的党内地位与他齐平，而在国民党的地位（候补执行委员）甚至比他还高。

　　所以说周恩来和上海的党务系统之间，整体上是陌生的。

　　转折点发生在四一二。

　　四一二以后，上海的组织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闸北工人、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牺牲。

　　手工业商人、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江苏省委委员黄竞西牺牲。

　　纱厂工人、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沪西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鲍孝良牺牲。

　　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工会纠察队负责人糜文浩牺牲。

　　负责铁路工人工作、参加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沪西部委书记佘立亚牺牲。

　　还有大量的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一定会记得，因为他们的职务不高，牺牲后也主要是由地方党史办在建国后进行记载，但他们实际上是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

　　在痛惜的同时，我们也不免得出一个结论：顾顺章尽管在八七会议后进入了核心圈，但他在上海能联系到的原有组织力量，其实已经大规模消散了。

　　不同于上文中说的，毛泽东作为一个老党员，在不被人重视的情况下找到了发展革命武装的新党员路径，顾顺章这批老党员，反而在上海组织系统里，变成一个尴尬的存在。

　　这时我们再来看特科。

　　在这种人手非常欠缺的情况下要想快速建立起特科，顾顺章必然不得不依靠大量党外人士，再加上中央不能再像陈独秀那样依靠自身的社会地位找社会名流租房，只能自己想办法租房，所以要想保证安全性，就必须依赖许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三教九流（这些人有的后来思想觉悟提高后入党了，有的叛变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特科的组成。

　　特一科是总务科，主管中央机关事务和财务，由洪扬生负责。

　　特二科是情报科，负责建立情报网，由陈赓负责。

　　特三科是保卫科，负责中央机关和人员保卫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特四科是交通科，负责中央和苏区之间的联络，由曾培洪负责。

　　但是周恩来带来上海的班底，陈赓，曾培洪，再加上李宇超等人，这许多人都和周一样在上海毫无根基，要想快速立足谈何容易。所以本地人洪扬生和顾顺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顾顺章的技能点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环境，他自身都不可避免地沾染许多社会恶习。

　　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我们就更难清楚地把握住顾顺章叛变的根源了。

　　总结一下：

　　1，工人出身。在27年四一二上海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后，自身的党内关系几乎全军覆没。

　　2，工作使然。作为特科的负责人之一，无论是安保还是打狗，都必须与上海各色人等交往，也因此必然会长期处于意志不坚定的环境中。

　　这时两个根本原因，而导火索实际上就是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出卖了罗亦农。

　　我们上面说了，罗亦农作为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早期党员，在27年以后被安排去了湖北（这个时候向警予在武汉，并于28年初牺牲），27年底因为执行了鄂南暴动，被调回中央。然而在28年初被叛徒告密，于4月21日牺牲。如果我们仔细查阅一下这一时期的中央名单，那么就有很直观的感受：罗亦农牺牲后，顾顺章在中央成为唯一的老人了。

　　这就能解释顾顺章为什么在杀何家兴、贺稚华夫妇时如此积极，而后来在杀白鑫（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的时候没那么热心（主要是由与彭湃相熟的陈赓操盘）。

　　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会说，顾顺章不爱说话了。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老熟人消亡的环境中，并不愿真正改造自己，积极拥抱新路线，所以自己把自己彻底边缘化了。一个佐证就是郑超麟在回忆录中反而说顾顺章这个人很听话，那他主要是听谁的话呢？

　　所以顾顺章的无心革命就成为了一个必然。从一开始入党他就是以完全的投机目的进入的，但在投机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在他把张国焘护送到武汉以后，实际上已经不想回中央了。

　　因为那时的中央甚至已经不是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人起主导作用的中央了，已经换上王明了。

　　这是致命一击。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正式登场，并开除了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唐友经、韩连会、沈先定等工运出身的党员。顾顺章最后的同路径熟人也离开了。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

　　顾顺章的事情说完了，而我也并不是想聊顾顺章。聊顾顺章是想说什么呢？

　　是想表达，我们无论是在学习历史，还是在日常工作中，都要有整体思考的联系能力。就好比顾顺章事件，我们必须时刻关注顾顺章在党组织架构中的地位和职能，他登场时是在什么岗位在做什么，后来的调动是怎么样的，最终他处于什么样的架构里，从而走上了不可调和的不归路的。

　　很多人是不关心组织架构的。组织架构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形而上的内容，而是实实在在的组织关系结构、组织内部的差序、组织内部的权限。换言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如果我们只关心看似个体意义上的人，却忽略了作为人所拥有的工作职位、社会身份带来的不同量级与层级的社会关系，那我们关心的，就永远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只能用人性或道德解释问题，因为看似他们在说看重人本身，可他们实质上从不真正关心某个具体的人。

　　这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是大忌。

　　同样的，我们对国民党也经常是一以贯之。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斗频繁、派系林立，虽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也有说（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大的分裂并不能直接体现在每个基层的状态中。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清晰地去了解每个事件中的双方关系。

　　经典的案例比如蔡元培。

　　很多人现在提及了蔡元培在四一二的举措，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

　　因为北伐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篇幅有限，就不展开了。结论是，陈望道（已脱党）、沈定一（已加入西山会议派）、汪寿华、施存统、宣中华等人都是浙江一师出来的骨干，而一师派在大革命中的崛起严重威胁了以浙江为大本营的蔡元培的利益。

　　此外上海的白色恐怖以1927年最为严重，这固然有党员后来牺牲得越多、能被发觉的也就越少的原因，但也同样有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缘故：淞沪警备部司令杨虎和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先后去职，蒋介石下野，而列强和上海资本家也不想在上海搞得太恐怖，所以在这个时间上海警察要付出的成本肯定远大于收益，这一时期党员的一些活动甚至是半公开的，比如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时直接在四川馆子摆了三桌酒席，中央机关很多人都来了。

　　另外对于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阀，也有银行集团（陈光甫、李铭、张嘉璈）和钱业集团（秦润卿）之间的矛盾，而这最终导致了民国时期的一件大事废两改元政策的推行，至于银行集团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则导致了财政部掌控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发行法币。

　　所以很多江浙财阀在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对汪精卫，1949年却开始反对起了蒋介石。

　　这些在革命史中不是主流，但对于我们了解1945年以后的白区、建国以后的城市治理乃至利益格局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我第三点要提到的了。
 

　　三、抗日根据地
 

　　这一点是高度不被人重视的。

　　但这一点是高度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抗日根据地才是今天全国的格局来源。

　　我相信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才能进一步深刻理解今天。

　　很多人热衷于对高层的材料分析，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详细叙述了科层制的重要性后，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只关注高层，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在建国后。

　　建国前由于战乱，通信不方便、牺牲率较高，科层制还没那么完整地确立（在中央苏区时初步确立，在陕甘宁边区时基本确立）；但建国后和平建设时期很显然这一切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看共和国的材料，只看高层几个人的博弈，甚至只看他们的思想交锋，有意义吗？

　　毫无意义。

　　如果不能及时地了解当时的组织架构，不能对当时的大区、省委、军区、部委进一步认知，那么在学习当时政策时，必然会犯把中间层全当工具人的错误。

　　显然无论是过去，还是我们上面提的革命年代，还是建国后乃至今天，这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中间层是如何涌现的呢？

　　解放战争中，我们对于城市有三种解放模式，分别是北平模式、天津模式和绥远模式。

　　北平模式是和平谈判，最终解放军接管城市，但城市的原有班底依旧保留部分。

　　天津模式是边打边谈，最终解放军主要接管城市。

　　绥远模式是调解起义，最终当地军队和地方重要人物起义接收改编，并接管城市。

　　三种不同的模式决定了建国后的城市内部结构是不同的。

　　而不同地方是由不同的人解放的（看似是废话），这一点也是不同的。

　　比如被很多人热议的存在感最低的省份江西，原先是由隶属于二野的4兵团（陈赓领导）解放的南昌，而后四兵团归四野领导，再由四野15兵团解放九江、48军解放赣州。之所以归属有不同，是因为当时二野和三野一起解放了华东地区后，主席决定二野去西南、四野南下，打了个交叉，而江西恰好处于交叉点的地方，也因此江西后来在隶属于中南行政区，但在62年的大区制中，又隶属于华东局，这样的调整，再加上近代以来江西的特点，自然会变成一个交界地带。

　　同样还有很多人不熟悉的平原省，包括今天的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在当时隶属于华北行政区，而河南省则隶属于中南行政区。

　　还有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事情，等等。

　　我们知道，建国后全国范围内的局势并没有那么稳固，特务层出不穷，还有各种地方土匪等，也因此地方军事力量的保证就是必要的。我们之所以今天有和平的状态，是经过了长期的衍变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这些地方力量与地方体制（地方行政机构、地方工厂尤其是58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工厂）的变化，恰恰就构成了改开以来的图景。

　　那么为什么？答案是改开以来解放了生产力。

　　那么为什么能解放？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一看这些解放军，看看他们是怎么来的。

　　答案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根据地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

　　后者大家都很熟悉了，重点聊一下前者。

　　很多人看整风运动，喜欢看陕北中央的，喜欢看一些高层的博弈，甚至还津津乐道。但对于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却因为觉得陌生而弃之不理，这恰恰是有问题的。因为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仔细研究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地方党组织，会发现革命组织的在地化其实是很明显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上层的教条主义者来说，重点才是中国化。而对于当时的基层组织来说，重点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化。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帮助根据地党政军机构联系中下层组织的。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根据地才真正和地方组织建立起了牢靠的关系网，这才会有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抗日根据地与地方组织的关系，抗日根据地的部队与解放军的关系，解放军与解放地区的关系，这些构成了我们熟悉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