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

　　近来在甘肃甘南，游历观览了俄界会议遗址。

　　这是一个似乎较为“冷门”的红色景点，藏匿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的达拉乡深山之中，被美丽的达拉河围绕。

　　但是沿途人烟稀少，遗址场馆内更是除了我与小阳之外只见到一个游人，且他还是途径路过的，此前并不知道沿途有这么一个景点…

　　经过深度扶贫，如今通往达拉乡这个被称为“穷乡中的穷乡”的地方，铺装公路早已造就，从迭部县城驱车约一小时就可以轻松到达这个当年主席、林总、彭总等人率军历经千辛万苦、平均一个山口即牺牲约百人的山中窑洞。

　　门可罗雀，人迹罕至，整个遗址景区都有一种浓郁的“灰尘感”，这倒是蛮符合俄界会议在如今党史叙事中的地位——特别是与之同一年发生的遵义会议史迹相比，这座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的第一站、也是在西北召开的第一场政治局级别会议，仿佛被淡化了。

　　然而于我个人看来，1935年9月上旬召开的俄界会议，其历史意义并不亚于那年年初在黔西北召开的遵义会议，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由黔入川再进甘，一踏入西北大地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迭部县，关于这场会议的遗址“朝圣”我神往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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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重新确立了主席的领导地位与核心身位，那么俄界会议则是在长征胜利前夕、共产党部队北上抗日进入白热化阶段之际，映证并强化了主席的领袖作用——以肃清党内分裂主义苗头、加强党内团结主义势头的名义。

　　俄界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及其历史根源，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

　　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战略转移明确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

　　俄界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党与人民军队“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主席指挥下在川黔边境“四渡赤水”反复与蒋匪军周旋之际，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则早已利用蒋府与四川军阀的貌合神离（包括注意力集中在毛泽东部），在四川境内大力发展实力。

　　需看到，这里面也有蒋介石故意放任红四消耗四川军阀实力、以让蒋府触手插入“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四川蜀地的意图，以及四川军阀内部内斗不止的原因（刘文彩和刘存厚并不支援刘湘，刘湘军队自身也是派系林立）。

　　但是无论如何，至1935年6月红一、红四在夹金山下会师时，张国焘部队已然是兵强马壮，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马有马。

　　当时的红一不过一万人马出头，而红四则坐拥近六万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