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推敲“外交辞令”二三事
周恩来有外交巨擘之称，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他能够站在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以战略家的眼光审时度势，在国际外交场合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针，为迅速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也为人类和平和世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正如毛泽东评价的那样：“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周恩来思维缜密，目光敏锐，以超人的洞察力审视对外交往中的一词一句、一举一动，不放过一丝疏漏，不忽视一点轻慢，倾尽心力维护祖国尊严和国家长远利益，彰显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卓越的外交智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回忆说：“周的机敏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世界领导人。”
明确“互助”体现平等关系和独立自主立场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诞生，毛泽东就率团出访苏联，因苏联曾在1945年8月根据苏、美、英在雅尔塔的秘密协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成立后理应加以废除而另订新约。毛泽东的这一非同寻常的外交之旅，世界瞩目，牵动人心，全国人民充满期待。
经过一番周折，1950年1月，周恩来应召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月24日，他在之前精心准备的基础上，慎重思考，字斟句酌，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1]。周恩来特别用心地在条约名称上添加“互助”二字，一方面以示与旧约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说明帮助是相互的而不只是苏方单方面给予中方帮助，体现签约双方的平等关系，表明新生的共和国虽然还很稚弱、贫穷，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
“互助”二字举足轻重，有着深刻的含义，彰显了周恩来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立场。新中国诞生后，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鉴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抗的国际格局，我国作出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战略抉择。周恩来贯彻“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极有分寸的。他指出，我们提出“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而是倒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和进步人类一边，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倒”并非倒在人家怀里，也并非依赖人家，而是指在外交方面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