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

　　1954年4月至7月，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作为开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亲自率团参加，在此次会议上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崭新的外交风范。

　　精心准备

　　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作出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4月26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以讨论当时悬而未决、事关国际局势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新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组成了近200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代表团团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团代表，王炳南为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汇集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专家精英，可谓是“群英荟萃，各显其能”。周恩来风趣地说：“这好比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全，成龙配套。”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准备工作进行得细致全面。为了同苏联协商中苏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政策，以便协同行动，周恩来还专程去莫斯科进行了工作访问。会谈中，周恩来认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出席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本身就是胜利，并要力争取得某些成果。从苏联回国后，周恩来向中央作了汇报，又和其他领导人共同分析和讨论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这样，经过一番充分准备，我代表团已是满怀信心，成竹在胸。

　　机场风采

　　1954年4月24日下午，举世闻名的日内瓦城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几百名新闻记者早已等候在机场附近，翘首以待。当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走下飞机时，立刻有大批记者拥上前来抢拍镜头。中国代表团成员衣着、打扮相同，队伍整齐、威武。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周恩来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黑色长大衣，风度翩翩地向新闻记者们挥手致意，并在机场上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中国代表团驱车前往市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别墅下榻。

　　会场交锋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19个国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以法、俄、中、英、朝五国文字为正式工作语言。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根据事先与苏中商定的方案，提出“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恢复朝鲜和平统一”的全面建议。但这一合理建议遭到美韩的无理拒绝。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务卿杜勒斯。4月28日这一天，杜勒斯登上了日内瓦会议的讲坛。因刚做过手术不久，他面色苍白，紧绷着面孔宣读他那经过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他说：“朝鲜目前阶段的灾难应追溯到1945年8月。当时，美国同意苏联可以进入满洲和朝鲜三八线以北，以便在那里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为了这个目的进入北朝鲜的苏联，为另一个目的留了下来了。他们的目的一直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傀儡——把北朝鲜变成一个卫星国，并且可能的话，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美国不希望美军无限期地留在朝鲜，美国和韩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不含有侵略目的。”放了这一通厥词后，杜勒斯断然拒绝朝鲜提出的撤军建议，反而“要求中共政权的占领军撤出朝鲜”。随后，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引起极大关注。周恩来首先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伟大成就，阐明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严正立场，表示中国完全支持朝鲜提出的合理方案，然后将话题一转，严正指出：“杜勒斯刚才的发言完全违背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必须制止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尊重亚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保证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撤出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撤退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朝鲜外务相南日(左一)、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左四)合影。

　　周恩来的发言入情入理，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西方国家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周恩来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认为这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的代表第一次在西方为亚洲讲话”。“周恩来是今天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代表，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他与莫洛托夫同为日内瓦会议的中心人物。”

　　杜勒斯对周恩来的讲话十分恼火。他在当天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都是标准的中共式的新闻宣传”，是“有预谋的在亚洲蛊惑人心的宣传”。由于身体欠佳，会议开始仅一星期，杜勒斯安排好一切后便离开日内瓦回国了。由副国务卿史密斯担任团长，他在幕后操纵、指挥。

　　场外接触

　　史密斯原是二战中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与杜勒斯的僵硬顽固有所不同，认为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缺乏长远眼光。当经验丰富的莫洛托夫向周恩来谈起这一情况时，周恩来高兴地说：“看来帝国主义阵营里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一天，各国代表团聚在酒吧随意喝酒、聊天。这时，史密斯端着酒杯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英文翻译浦寿昌攀谈。夸他英语讲得好，地道的美国音，问他是哪儿学的，接着又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发出由衷的赞美。浦寿昌认为此事非比寻常，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眼睛一亮：“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密切关注着史密斯的行踪，寻找恰当的机会，让两个敌对国的首席代表直接对话。当史密斯一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他即把周恩来引去。周恩来步入酒吧，微笑着向史密斯走来。在场的外交官立刻都被这一场面吸引住了。史密斯虽想与中国人接触，但对周恩来的这一举动还是缺乏思想准备，众目睽睽之下，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而左手早已夹着一支雪茄，这样两只手都拿着东西，于是便避免了与周恩来握手。史密斯竭力保持镇定，笑容可掬地向周恩来打招呼，俩人互致问候，然后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史密斯再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大好河山，并说对中国的瓷器情有独钟，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非常感谢史密斯先生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感情。”周恩来颇有些自豪，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说道，“二战中，史密斯先生作为美国一名将军，曾在欧洲战场上立下战功。为了维护今天和未来的世界和平，真诚地希望史密斯先生能够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

　　史密斯却耸耸肩，显得有些无奈。当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外交官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只能按最高指示办。这一点史密斯非常清楚，并在以后的会议中不时但又坚决地表现出来。

　　再次交锋

　　6月15日，朝鲜问题已经讨论了51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最后一天了，能否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就看这一天的会议能否取得一致看法。因此，这一天会场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新的6点建议，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紧接着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并“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参加侵朝战争的15国以及韩国紧急磋商，召开了40分钟的秘密会议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复会后，史密斯首先发言，否决了苏联的建议。然后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此前，史密斯接到国内发来的明确指示，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浓眉下的一双大眼时刻关注着会场，思考着对策。这时，他站起来，要求再次发言。只见他语调平缓、充满感情地说：“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但会议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我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接着，周恩来又深情地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等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会场一阵哗然。对周恩来这个提议，苏、朝外长都暗暗称赞：只有周恩来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而16国中也有不少国家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首先倒戈，率先起来响应，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史密斯又气又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时，会议主席艾登发话了：“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经为会议普遍接受。”显然，美国的这位“最亲密的盟友”也在“造反”了。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史密斯不能容忍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被通过。他如坐针毡，转身和本国代表团成员低语几句，然后仓皇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讨论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卓别林，将亲笔签名的照片赠送给他。

　　周恩来见此情景，再次发言：“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都屏息聆听着。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然后有力地说道，“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会场又是一阵哗然。这场舌战妙不可言，美国顽固好战的立场顿时暴露无遗。美国自二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会议上，还从未像今天陷入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而新中国和周恩来的威望和声誉，在那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会议硕果

　　日内瓦会议自5月8日开始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印支问题比朝鲜问题还要复杂，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支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就在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法军全军覆没，被歼1.6万多人。由于奠边府战役的惨败，终于促使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并兼任外交部部长。他亲率代表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国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支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

　　周恩来分析了孟戴斯·弗朗斯内阁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微妙局面，确定了“拉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把，孤立美国和法国主战派”的统一战线策略。6月23日，周恩来与这位法国新总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会晤。会谈中，双方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意见，而且促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最后，弗朗斯坚定地说：“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至此，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跨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不顾疲劳，先飞往柳州，同正在那里休假的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然后又飞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进一步协调彼此看法，统一行动。日内瓦会议复会以后，周恩来立即投入紧张的斡旋工作。

　　经过多方协商，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越南问题一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很快迎刃而解。7月20日，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7月21日，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周恩来总理在会后总结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

　　场外趣事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还进行了许多“场外活动”，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加强西方对新中国的了解，并由此引发了许多趣事。为广交朋友，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阴谋，周恩来特地从国内挑选了两位名厨师，以他们拿手好菜宴请莫洛托夫、艾登、卓别林、柬埔寨外交大臣狄普芬等。艾登将此视为殊荣，特请周恩来在菜单上签名，以此作为纪念。

　　最有影响的是宴请世界电影大师、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

　　由于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卓别林受美国当局的迫害，于1953年被迫流亡瑞士。接到中国的邀请，他愉快地按时赴会。当卓别林夫妇到达时，周恩来早已在他下榻的别墅门外台阶上欢迎他们了。

　　俩人见面自然寒暄问候一番，然后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卓别林先生，你到过中国多次吧?”周恩来问。

　　“是的，我最后一次到上海是在1936年。”

　　“那有快二十年了。”

　　“是啊!你们的新中国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踏上这块土地。”卓别林真诚地说。

　　“欢迎，欢迎你到中国来，你在中国会深受欢迎的，卓别林先生。”

　　宴会开始了，气氛非常热烈。卓别林不时地称赞中国菜，并说特别喜欢茅台酒。说到高兴处，他即兴给中国朋友表演了一些他那闻名遐尔的小人物形象，幽默、滑稽的走路动作引起阵阵哄堂大笑。

　　席间，大家一再向卓别林夫妇敬酒，卓别林显得异常激动。最后，周恩来提议：“让我们为世界人民的美好未来干杯!”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结束。随后，周恩来与卓别林夫妇合影留念。分别时，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影片《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赠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把两瓶茅台酒送给这位滑稽大师。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巨大成功引起了美国的敌视和不安。一位美国记者曾不服气地说道：“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的，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找到中国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决定为外国记者举办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以便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这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放映时，全场座无虚席。座位不够，有好些人就站在过道上看，银幕上一个接一个庆祝国庆的热烈场面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当地报纸曾这样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但美国记者却不以为然，故意声称：“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对于美国记者的这一挑衅，周恩来自有对策。他再次找来熊向晖说：“这好对付，我们是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给他们看看。”

　　“可是这些外国人能看得懂吗?他们会感兴趣吗?”熊向晖有些担心地问。

　　“会的。”周恩来信心十足地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请您欣赏一部彩色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你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熊向晖依计而行。

　　诚如周恩来所料，“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不同凡响，放映场再次爆满。人们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他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当演到高潮“哭坟”“化蝶”时，不少人流下了眼泪，传来低低的啜泣声。放映结束了，人们还沉浸在感人的悲剧气氛中，难以自拔。突然，不知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喝彩声响彻剧场。他们连连称赞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感人。

　　日内瓦会议闭幕了。周恩来亲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如此重大的国际会议，以他们独特的风采迈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全新的外交风格，犹如戏台上名角的亮相得了个满堂彩。日内瓦会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