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托非人也得托——中共中央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

　　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确定宁夏战役指挥关系的问题上，还犯有一个几乎没法不犯的错误。

　　10月10日20时，中共中央就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致电各方面军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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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因时局吃紧，有发生中日战争趋势，统一战线与白区工作十分紧张。对外交战线，在陕西方面恩来负责，恩来并准备与南京谈判，为不延误此时间，工作又得与各同志商量。军事问题，决先由德怀与朱、张两总及各同志会面，育英亦日内动身，中央与军委暂在原地，候红军北渡再定迁移。

　　丙、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了，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朱、张两总、各同志对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均请随时提出意见。[1]

　　中央此令这当然有出于团结的目的，更重要的还是包含有提高指挥效率的意图——担任宁夏战役南线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是个“伪中央”，“军委”是个“伪军委”，但张国焘掌握下的“红军总部”却是个合法的“真总部”，他的“红军总政委”也是个合法的“真政委”——同样出于“团结”的大局，中共中央一直没有公开公布以及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更没有对他作出任何组织处理决定，甚至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南下后，党中央这边也没有另行成立新的红军总部。如此，张国焘在红军中的任职（包括他“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仍然拥有“法理意义”上的“合法性”——既或没有中央的这次明文委托。

　　1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解释了这项任命的缘由：“某种名义是暂时的问题，张还在任政治委员，这原是原则上不妥的，但暂时只好如此。朱以总司令名义对内对外均好”[2]。

　　10月14日，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专电彭德怀。从更积极的角度更进一步解释这项任命的意义和中央的良苦用心：“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他们在中央指定朱、张任前线指挥后表示很好，彼任前线指挥事实上与名义上均不能不听中央军委指挥，加上兄与弼时的赞助，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感觉不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徐、陈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3]。

　　然而，而这个旨在提高指挥效率的“委托”，后来得到的却是适得其反的效果。被中央明令委以“前线指挥”的张国焘也并没有“事实上和名义上均不能不听中央军委指挥”，而是阳奉阴违，对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是能不听就不听，而且还小动作多多！这项任命也并不是什么对“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而是有着“大大的不好处”！这位还拥有合法名义的“张总政委”充分利用了这个被授权“前线指挥”的“合法性”，充分利用了两军会师后被热情团结气氛陶醉了的人们对这个指挥权委任所产生的错觉：红军总部被军委授予了作战指挥权，红军总部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图……

　　比如陈昌浩就曾言：“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4]”

　　实际上，由于种种可以理解或当时未必就能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作出这个委任后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部队，他们的决策是通过红军总部的指挥来贯彻实施的，而红军总部（在从会宁向打拉池及其以东地域转移途中）与中央和军委（位于陕北保安）又因地理隔断不在一起，这就给了张国焘按自己意图行驶指挥权以很多的机会和很大的空间，也使三军指挥协调的磨合期出现了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短暂交迭或空白……

　　不过客观而言，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中央“所托非人”，但这个“委托”的确也还有其特定历史原因制约下的必然性：毕竟，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仍然还是“一言九鼎”的地位！虽然“南下”碰壁、西进康北、另立和取消“伪中央”等等事由，已经使其威望降到了自他主掌这支红军主力以来的最低点，但毕竟还仍然处在说一不二的位置上。就是那些私下里已经对他有了诸多非议的红四方面军各级干部们，真要有来自别的方面军的人当着他们的面发出哪怕是跟他们那些非议完全相同的议论，也仍然有可能招来的他们愤怒的白眼乃至“反动”、“改组派”的怒斥……

　　人们对“山头”的归属感，有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奇怪！

　　数十年后有人曾言，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和中革军委常委委员陈昌浩都在红四方面军中，所以朱德、张国焘的署名的命令都能代表中革军委。这当然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其一，中革军委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一级组织而不是个人，张国焘的“军委副主席”和“军委总负责人[5]”只具有个人身份的合法性，在未得中共中央委托或授权的情况下，并不具有“组织名义”的当然合法性。军委成员只有贯彻执行党中央方针和决定的权利，并没有对党中央决策的“多数否决权”；其二，按遵义会议议决的党内分工，“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虽然后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其三，中共中央在`1936年10月10日的这个“统一作战指挥”的授权权限非常清楚明白——“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此后，朱德、张国焘还联署签发过多份将“中央及军委”作为请示报告之主体对象的电文，张国焘本人甚至在数十年后流亡海外的回忆文字中也并不认为自己那个“中革军委”是真正的中革军委。

　　再者说了，中革军委归谁领导？党中央！党中央在哪儿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把“朱张”署名的命令说成是代表中革军委，客观上为“阴谋论”鼓吹者们预留了一个栽赃中央的逻辑伏笔——既然“朱张”代表中革军委，“朱张”的命令就是中央的命令。“朱张”电令造成的后果，理应由中央来担待！

　　实际上，朱德、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和“中革军委副主席”联署的最后一个文件，是“甘南风波”平息后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这个计划贯彻的是党中央的意图，而不是“中革军委主席”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的个人意图，所以才具有“组织名义”的合法性。

　　但就在同一天里，张国焘等已将“陕北同志”的称谓改作了“党中央”！

　　当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可能会出问题也并非全无预料。

　　10月13日17时，毛泽东特别提醒拟赴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晤面会商“宁夏战役计划纲要”的彭德怀：要“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

　　这里的“个别同志”，指的就是忽“左”忽右反复无常的张国焘。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陕北保安窑洞中召开，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以及林育英等，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的主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在会上首先发言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去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应与之作斗争的。[7]

　　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是很理想主义的，也是很现实主义的——当然也是必须的。

　　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对于张国焘个人来说，也是无效的！

　　张国焘的旧病，复发了！

　　而且，根本就没治！

　　不知数十年后有人撰文断言“毛泽东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力之控夺”并指责“毛泽东本人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多有猜疑[8]”时，是否留意过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这几天里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电和谈话，并将这些文电与谈话与张国焘本人留下的回忆文字作过对比参照？

　　谁是小人之心，谁是君子之腹，还需要多言么？

　　注释

　　[1]《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决定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0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转引自《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3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3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4]《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毛泽东关于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13日17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8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毛泽东年谱（上）》第64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夏宇立《夺取宁夏计划受挫原因探究》，《香港传真》2009年30期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