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们是怎样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
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抗战时期，中共除在各地开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外，还动员和选送少数民族青年前往延安学习，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就是其中的重要群体。中共中央多次指示绥蒙地区各级党组织选送蒙古族青年去往延安，明确指示，“要尽力设法培养蒙民干部，其文化程度较高者，进步有为者，可送到边区受训”。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在绥蒙地区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积极选送当地青年赴延学习。可以说，中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真正的起步，就是从首批大青山蒙古族青年被编入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学习和成立陕北公学民族部”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至1942年，先后有9批、近百名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这些蒙古族青年作为党的后备干部，在延安接受系统正规的干部教育，逐渐成长为抗战和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样多批次、大规模、系统性的干部培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培养蒙古族干部的重要实践，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典范。
目前，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学习为主要内容，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研究较为少见，有关论述多零散分布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干部教育的宏观叙述中。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蒙古族青年赴延学习活动作一系统考察。
01
中共选派蒙古族青年赴延学习的背景与逻辑
内蒙古大青山地区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外翼，是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同时亦处于中国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8年底，八路军120师在此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壮大了内蒙古地区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1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吸收蒙人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为巩固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有效开展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中共迫切需要蒙古族干部在本民族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尽快组建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各方面素质过硬的蒙古族干部队伍，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全民族抗战的迫切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立足民族地区实际，适时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最大程度上动员了全国各少数民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言，“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蒙古族在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明确要求“加紧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是蒙古人民中的工作”，并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的基本主张。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民族工作总方针。这在最大程度上动员了全国各少数民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反复强调“蒙古民族在抗战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直接接受日寇统治、压迫、侵略，并且它居住于中日战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带，是中国抗战必须争取的力量”。因此，中共在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工作任务是“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早日争取蒙古族人民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意义重大。
在争取、团结蒙古族共同抗日，推动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关注到培养蒙古族干部在开展蒙古族工作、动员蒙古族人民联合抗日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蒙古族聚居地区亟须大批本民族出身、忠诚可靠的骨干力量深入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广大蒙古族同胞参与抗战，壮大抗日力量。选派蒙古族青年去延安学习，将其培养成抗战的骨干力量，有助于巩固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恰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内在要求
大青山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地，有10万多蒙古族人民生活于此。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强化了在大青山地区的殖民统治，企图建立以大青山地区为中心的殖民政权，进而以此为突破口，向我国大西北进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达到其消灭中国抗日中坚力量和革命圣地的最终目的。大青山地区既是抗日前线，又是日军渗透和分裂的重点目标，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与抗战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抗战全局形势的发展。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蒙古族干部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坚持抗战的重要保障。如奎璧、贾力更、李森、勇夫等一大批大青山地区的早期蒙古族革命干部，在发展中共组织，建立民主政权，特别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都发挥了外来干部难以代替的作用。因此，中共特别强调大青山党组织要培养蒙古族干部以充实队伍，并作出相应指示，如“考虑我们对蒙民工作的具体策略与步骤，积蓄蒙古工作的经验，特别重要是培养蒙古干部”，“准备若干地方工作干部特别是蒙古干部”;等等。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也反复强调了培养大青山蒙古族干部的重要性，指出“没有一批本地干部，则地方工作和游击战争是做不到的”。其间，中共中央多次指示绥蒙地区各级党组织选送蒙古族青年去往延安学习，将他们培养成为各地党组织加强根据地建设、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的优秀干部。
(三)民族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毛泽东提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抗战时期，大青山地区的民族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国民党顽固势力曾长期对蒙古族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加深了蒙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阻碍了蒙古族群众的政治觉醒，削弱了大青山地区的抗战力量，为日本侵略者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乘之机。日军侵占绥察后，利用蒙古民族问题，笼络一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分子，打着民族的旗号，建立殖民统治。通过“复兴蒙古”“抑汉扬蒙”“民族协和”“日蒙联合”“共存共荣”“收复蒙地”“帮助蒙古独立自治”等虚假宣传蒙蔽蒙古族群众。大青山地区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严重阻碍了蒙古族群众抗日意识的觉醒，给中共的抗战和民族工作带来诸多困难。由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大青山地区党组织要以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改变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伪蒙疆的反动实质，发挥蒙古族人民的巨大作用。同时指出，中共在绥蒙的工作就是要以“正确的扶助境内少数民族解放政策，去帮助各方消除蒙汉间的对立”。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派其深入本民族群众中开展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之举。这是因为，本民族干部土生土长，同本民族人民有着血肉联系和天然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在处理本地区民族事务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纽带和桥梁。由于部分蒙古族群众对外来的汉族干部心存疑虑，在实际工作中，蒙古族干部的参与能够有效改善蒙汉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日寇破坏蒙汉民族关系的恶劣影响，有助于党的民族政策更加顺利地在大青山地区贯彻推行。正是基于这一因素，1938年 11月，中共中央指示大青山地区党组织要“多培养蒙古干部，才更易减少别人疑惧，更易发展”。可见，选派蒙古族青年赴延接受学习教育，是消除蒙汉隔阂，增强蒙古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粉碎日本侵略者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阴谋的重要途径。
(四)干部资源严重匮乏
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抗战时期，中共在大青山地区开展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蒙古族干部数量难以满足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制约着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共在大青山地区开展工作面临“干部荒”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许多干部、士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大青山支队牺牲干部、士兵人数就达110名。另一方面是新的干部队伍尚未形成，无法满足革命形势发展以及根据地建设的需要。1938年10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向上级报告缺乏干部的境况，指出“工作人员感觉不够分配”，并请求补充本地干部。1941年2月，大青山支队就补充本地干部向上级报告，称“我们全无蒙古工作干部，请设法帮我们派些蒙古干部来，开展蒙古工作”。仅仅时隔4个月，再一次反映希望派几个“会蒙话的干部来开展工作”。干部资源，尤其是蒙古族干部资源的匮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共在大青山地区工作的开展。
针对大青山地区干部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局，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干部特别是蒙古族干部的培养工作，指示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尽快分批选送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学习，以期为蒙古民族抗战与解放事业储备优秀干部。
(五)争取青年刻不容缓
青年群体“是一切救国工作、一切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争取广大青年投身革命，是党领导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少数民族的青年，在抗战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大青山地区的蒙古族青年成为激烈争夺的对象，各方政治力量通过不同的方式试图将青年塑造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群体。首先，日伪实施奴化教育，企图将蒙古族青年变成其挑拨蒙汉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工具。日伪政权在大青山地区建立初等、中等、高等及专业、社会殖民教育体系，利用防共青年团、妇女防共会等社会组织和《蒙疆新闻》《蒙疆新报》等报刊渗透亲日防共的思想，抑制青年抗日意识的觉醒。其次，蒙古族上层亲日势力也对蒙古族青年展开激烈争取。1938年7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复兴蒙古”为口号，千方百计笼络蒙古族青年加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企图培植民族分裂的“鹰犬”。最后，国民党顽固派也以抗日为幌子，大肆欺骗拉拢青年为其服务。
蒙古族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争取和培养的重要对象。中共坚定认为青年是“抗战建国中的支柱，是国家的新生力量，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培养他们成为抗日骨干和优秀的民族工作者，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选派大青山蒙古族青年赴延学习，便成为中共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应对多方势力争取青年的重要举措。
02
中共对蒙古族青年赴延学习的动员组织工作
大青山地区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 1939年秋起，开始积极深入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中进行宣传动员，鼓励他们积极赴延学习。动员并非易事，这项工作颇具危险和困难，需要应对各方阻力。日寇及其操纵的伪蒙疆各级政权对蒙古族群众严加控制，动员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夭折，且通往延安路途遥远，行程存在危险，动员青年还需要向青年及其家长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如何迅速而富有成效地动员组织蒙古族青年，成为大青山地区党组织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合理安排工作人员
经过研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决定将此项任务交由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土默特旗工委)负责。土默特旗工委负责人贾力更、奎璧等同志大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参加革命，是党忠诚可靠且富有经验的蒙古族干部。抗战以来，他们长期在大青山地区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与当地蒙古族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时，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严守纪律、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形象给蒙古族青年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蒙古族青年群体中树立了一定的政治威望，为动员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精准实施动员策略
土默特旗工委在蒙古族青年中实施了切实有效的动员策略，彰显出共产党人高超的动员智慧。
一是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宣传动员。贾力更经常向蒙古族青年分析革命局势以及去延安学习的重要意义，他说：“当前我们的革命任务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实现民族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革命，要打倒日本侵略者，没有干部不行，没有本事也不行，所以要送大家到延安去学习深造，将来更好地参加革命。”据第一批赴延的蒙古族青年李文精回忆，贾力更来到他家，在聊天过程中痛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告诉他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正是青年报效国家的时候，并教育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李文精深受教育，毅然选择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另一名蒙古族青年成义回忆道，共产党员经常到家里向他分析战争局势，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办事的党，共产党的军队是抗日救国的军队，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一定能够把日本赶出中国”。这些话语在成义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土默特旗工委干部以浅显易懂的话语启蒙了蒙古族青年的思想，激发了蒙古族青年的抗战热情，鼓舞了一批批蒙古族青年怀揣着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理想奔赴延安。
二是以身作则，从亲缘关系着手动员。乌兰夫在动员蒙古族青年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1939年，当时在蒙古族地区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乌兰夫积极响应选送一批蒙古族青年去延安学习的号召，对负责动员工作的奎璧说道：“我们一定要带头，只要我们带头，别人就好动员了。”在奔赴延安的蒙古族革命青年中，云曙碧、布赫是乌兰夫的子女，云晨光、云照光、云成烈是乌兰夫的侄子，云清是乌兰夫的妹妹。一时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干部都以身作则，从亲缘关系入手，动员自己的亲属赴延学习。群众看到共产党的干部将自己的亲人送往延安，从内心深处打消了顾虑，也主动选择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延安学习。
(三)周密部署赴延行程
通往延安之路既是光明之路，亦是艰险之途。日军严密的封锁、国民党严格的盘查、沿途恶劣的自然环境增加了路途的不确定性。解决行程的安全问题，保障学员顺利抵达是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土默特旗工委进行了周密的组织、护送、接应和后勤安排。一是策划交通路线。土默特旗工委提前设计安排多条秘密安全的交通路线，使得赴延青年尽可能避开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和盘查。二是加强情报收集。成立专门的情报机构，并发动群团组织收集日军的动态，为青年行动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三是进行培训指导。土默特旗工委对青年的行进方式、联络暗号和注意事项等进行妥善安排，增强他们的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例如，指导蒙古族青年学习“化装法”，路途中以“放牲口、割草、拾粪、走亲戚、回娘家”等说辞掩敌耳目，并教他们利用高粱秆标记前进、停止、疏散等联络暗号。四是提供物资保障。据旅延青年李维新回忆，当时在马匹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土默特旗工委仍为他们配备马匹，确保他们在长途跋涉中能够保存体力。五是安排武装护送。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安排了对周边地形较为熟悉且具备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以及蒙古抗日游击队、大青山骑兵支队等武装护送学员，保障沿途安全。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在保障青年安全方面作出周密部署，以实际行动缓解了青年及其家长的担忧，增强了蒙古族青年赴延的信心。
从1939年至1942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组织动员组织了近百名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学习。这是民族地区党组织动员青年的成功案例，也是在中共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蒙古族进步青年基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作出的重要抉择。
03
中共对旅延蒙古族青年的培养教育
1939年9月，云世英、云照光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由土默特旗工委干部带队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启程，克服重重困难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正式进入专业院校进行系统学习。第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工委)对安置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考虑到学员“文化水平较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与汉族学员不同”的实际，将他们单独编入陕北公学55队，即蒙古青年队，独立进行教学与生活管理。随着少数民族青年的不断增加，陕北公学先后于1940年8月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1941年6月组建陕北公学民族部，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供包括蒙古族青年在内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中共以培养蒙古族抗日干部和优秀的民族工作者为目标，制定了符合蒙古族青年特点的课程内容。
(一)开展理论教学
一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第一要义，是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核心环节，并贯穿于少数民族干部教育的始终。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开设政治课，帮助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发展规律、革命斗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基本知识，引导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成为合格的革命干部。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马列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政治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知识等，以此对学员普遍地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教育。为了少数民族青年将来能更好地从事民族工作，学校专门开设党的民族政策课，着重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共民族政策教育。如陕北公学少数民族工作队关于革命理论、少数民族问题等相关政治课占总课程的60%;陕北公学民族部某班级在两个月内学习“马列主义9次，民族问题9次，政治经济学5次，少数民族知识8次”。除常规政治课外，各干部培养学校还不定期组织学生参加时事政治报告会，邀请领导干部讲授国内外形势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例如，毛泽东曾向学员作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还亲自嘱咐学校安排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青年坐在前排学习。这些时事政治报告会极大地开阔了蒙古族青年的政治视野，提高了蒙古族青年的政治觉悟。此外，中共一贯重视对蒙古族青年党员进行纪律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这对于培养干部至关重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除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外，1943年起，蒙古族青年还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整风文件，并积极参加了学习整风文件的报告会和讨论会。这对于他们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大有裨益。
二是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培养民族干部，须以提升其科学文化水平为重要内容。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蒙古族青年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程度和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水平。针对旅延蒙古族青年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学校特为蒙古族青年开设文化课程。其中，学好语文是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1940年7月，西工委提出，“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毛泽东强调，“蒙族学生蒙、汉文都要学习好”。蒙古族青年的学习课程增设了“蒙古语文课”，以培养兼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蒙古族干部，使他们将来回到大青山地区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
(二)开展实践教育
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学生对革命理论的理解认同，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培养具备理论素养又扎根民族实践的抗日骨干奠定基础。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学校在系统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高度重视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抗战宣传等实践活动。
一是参加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共干部教育一贯坚持的方针。这一方针旨在通过生产劳动改造思想、磨炼意志，帮助蒙古族青年养成艰苦奋斗的革命品质。革命工作复杂且艰巨，缺乏这种品质的少数民族干部“不可能担负起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任务，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本民族解放更是无从谈起”。蒙古族青年学员通过劳动建校养校，在实践中锻炼劳动技能。他们挖窑洞、开荒种地、砍柴烧炭、纺线织布，用劳动创建学习家园。1942年，蒙古族青年热烈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以自身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学员还是延安著名的“火头军”，多次承担起学校冬季取暖用炭的生产任务，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师生生活需求。1943年，延安大学与民族学院合并，一批蒙古族青年学员被安排去往南泥湾方向一个名叫瓦房的山上烧制木炭。木炭烧制过程较为复杂，伐木、运木、装窑、出窑等工序都需人亲力亲为。他们不惧困难，以高涨的劳动热情投入生产，最终以30多万斤的成果超额完成任务，解决了学校冬季取暖的问题。通过劳动，他们帮助延安军民解决物资危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是进行抗战宣传。为了配合抗战，蒙古族青年通过出墙报、唱歌、演戏、扭秧歌、自编自导话剧等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对人民群众宣传抗战。1944年，民族学院迁至定边，该地紧邻伊克昭盟边界。在这里学习时，多名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学员加入蒙汉秧歌队。他们经常到伊克昭盟边界进行实地调研，做文艺宣传工作，采用秧歌和小剧结合的方式进行表演，得到了众多蒙古族农牧民的喜爱，常常有来自几百里外的农牧民赶来观看表演。除此之外，他们充分发挥自身能歌善舞的特长，创排了融入蒙古族特色的戏剧，《上延安》《赶骡马会》《找八路军去》三个短剧和《反抗》等大型剧目中就有他们的身影。这些戏剧宣传了抗战救国的思想，在蒙古族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很多蒙古族青年看过蒙汉秧歌队的表演后表示要到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本民族解放的本领。这些实践活动在增强抗战宣传、活跃革命气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关照日常生活
中共不仅高度重视蒙古族青年的学习，在生活方面同样给予关怀。1941年9月，毛泽东曾指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要适当照顾，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要尽力保障学员的生活供给。“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关怀下，1941年至1943年，民族学院的学生吃粮标准每月比其他学校学员多发10斤白面。同时，党和边区政府对蒙古族青年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给予充分尊重。为了给蒙古族青年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1940年7月，中共在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自题写馆名，内塑成吉思汗像，并设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创建，令蒙古族青年“深刻感受到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朴素的阶级认同转化为坚定的革命自觉，强化了他们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内驱力，将其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
蒙古族青年不仅在延安受到热情关怀，远在大青山抗日前线的党组织也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姚喆来延安开会时还专门探望过他们。1941年9月，绥察行政公署特筹集经费慰问鼓励旅延学习的蒙古族青年，并在致西工委的公函中写道：“本署兹为鼓励绥察边区旅延同学努力学习及慰劳其艰苦精神起见，特筹妥国币洋壹仟元整，并交由前绥西专员李维中同志，代表本署亲自慰问。”旅延的蒙古族青年身上寄托着各方沉甸甸的希望。正如绥察行政公署在为旅延同学写的信中深情地召唤：“你们负荷着救国的大志，到模范的抗日民主圣地学习。我们好像看家园的老翁，将来正需要你们回来繁荣这个家园。你们是国家的栋梁，热望你们努力学习，热望你们回来工作。我们站在大青山最高峰顶，谨代表绥察敌占区数百万人民遥祝你们学习进步!”
04
中共培养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干部的积极成效
在中共的积极动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一批批蒙古族青年从大青山下奔赴延安。通过对蒙古族青年进行正规系统的干部教育，中共培养了大批蒙古族革命骨干，深化了民族团结，有效探索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模式，为日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积累了相关经验。
(一)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的蒙古族干部
来自大青山的蒙古族青年，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养与革命实践的锤炼后，政治觉悟与革命本领都得到很大提高，实现了从“牧马人”到“革命者”的政治转变，逐渐成长为德才兼备的蒙古族干部。
蒙古族青年投身抗战一线，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团结蒙古族群众一致抗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1年开始，完成培训的大青山地区蒙古族青年相继回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将所学政治理论付诸革命实践，成为抗日救国的革命骨干，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与坚持长期抗战贡献了重要力量。例如，1941年，首批赴延学习的蒙古族青年奇骏山结束在延安的学习后，经党组织分配到大青山蒙古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后又选调到绥西区所属的固阳十区、根据地武(川)归(绥)县政府任职，负责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开展群众运动、配合正规军作战等工作。为了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攻、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1945年春，乌兰夫抽调一批大青山蒙古族青年组建绥蒙干部大队奔赴抗战前线。这些从延安学成归来的蒙古族青年，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中共在延安培养的这些具有革命觉悟、一定文化知识和政策水平的蒙古族青年干部不仅服务于抗战，后续也为内蒙古地区的解放事业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的实践磨炼，让这批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许多同志在后期担任了中央或内蒙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职务，例如布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等职;云世英曾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纪检书记等职;等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教育工作，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蒙古族革命干部，也为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储备了一批优秀的骨干。
(二)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
一是团结了蒙古族群众。坚持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在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进一步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受到党的尊重和爱护，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学成归来的蒙古族青年，作为我们党与大青山地区民族团结的桥梁，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播撒民族团结的火种。如第一批选派回到大青山地区担任绥东平泉区委书记的李振华、武归县政府干部的巴增秀等蒙古族青年，长期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培养蒙古族青年，让他们成为党和蒙古族群众的纽带，有效地减少了民族隔阂，增强了蒙古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促进了大青山地区的民族团结。
二是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抗战时期，延安汇聚了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满族和汉族等各族青年。延安“团结如此众多的各族同志于一处，借此沟通与交流民族文化，学习解放本民族的科学道理”，是各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延安得到了模范地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始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学员们共同学习、共同实践，加强了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和认同。这些来自大青山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与其他民族的青年，在相互接触和交流中，逐渐了解了彼此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集体。曾在延安学习的蒙古族青年云成烈也说道，在延安学习的各族青年“彼此非常团结，从未发生过任何的民族纠纷。各个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手足，如同一家人”。中共的民族政策为各民族青年创造了一个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学习生活环境，使各民族学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三)初步形成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模式
分批次选派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到延安接受集中教育是中共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的重要实践。在此期间，中共逐渐探索出一套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模式。一是因材施教、分类教学。例如，根据蒙古族青年的年龄、文化程度实行分班制教学。1941年9月，民族学院基于学员的文化水平和民族特点，设置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三种类型的班级。研究班的学生相当于具备高中以上文化学历，普通班文化程度次之，文化班则为六年学制，主要为年龄较小的学员补习文化，而年龄稍长者培训时间则相应较少。这种充分考虑各民族学员的文化背景、学习基础来制定教学计划的做法，更好地保障了教育的实际效果。二是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对蒙古族青年的教学内容始终与抗战实际相结合，与蒙古族的历史及其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员思想实际和文化实际相联系。三是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旅延的蒙古族青年采取启发性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开展教学，强调少而精、循序渐进，必要时对学员做单独辅导，有时派专门教员对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青年进行针对性帮助。中共关于蒙古族青年干部教育的实践，时至今日仍对当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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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的重要决策。这一决策建立在中共对少数民族解放路径的深刻把握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之上，是中共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理念的体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开阔的民族胸襟与高超的政治智慧。抗战时期，中共培养大青山蒙古族青年干部的成功实践，增强了各族青年的信心，鼓舞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奔赴延安学习。自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成立以来，中共共培养了500多名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和汉族干部，其中延安时期的民族学院共培养学员400余人，包括150余名蒙古族学员、60余名回族学员、7名藏族学员、6名彝族学员、1名苗族学员和37名满族学员等。这一时期中共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进一步在全国开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新时代，我们更要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坚持不懈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强大力量。
作者：曹嘉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孙文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