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通道转兵，历史转折的逻辑起点与耦合点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具有着历史转折的决定意义。而这一历史转折的逻辑起点，正是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是用“战场生存”的极端形式，为毛主席军事路线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

　　湘江战役之前，中央领导层在全州是有过一次会议的。当时的三人团，听说蒋介石的部队占领了全州，他们要中央红军绕到全州以南过湘江。而毛主席在看过地形以后，认为蒋介石的部队刚到全州，立足未稳，可以集中中央红军打全州而过。我们知道，当时中央红军是86000人啊！但是，李德、博古直接否定了毛主席的建议。

　　当时毛主席断言，如果绕到全州以南过湘江，蒋介石就有更多的时间堵截中央红军，那样红军的损失将不堪设想。他们不听，毛主席就强烈要求开会讨论。这也是毛主席抱的最后一线希望，但开会时，三人团和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形成了3:3的对等局面，而决定的一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把票投给了三人团，这样，就形成了4:3的比例，否定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也就印证了那个不堪设想，湘江战役惨烈失败，中央红军86000人，损失50000之多，剩下了30000多。

　　之后，从过老山界起，对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毛主席与博古、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主席鉴于蒋介石已重兵部署，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但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为解决这一争论，在到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召开负责人紧急会议，毛主席力主改变转移方向。这次会议，由于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主席的主张，虽未当场形成一致决议，但下达了相继进占黎平的命令。

　　这样，就为黎平会议的召开作了铺垫。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而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主席则力主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多数人赞成了毛主席的意见，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由此，黎平会议确定了“西进黔北、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2月31日，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宋家湾再次开会，史称猴场会议。这次会议，再次否决了博古、李德“回师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渡江北进”方针，并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以后凡“作战方针、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把军事指挥权收归了政治局，这就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博古的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实际确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通道转兵的历史转折逻辑，它实际是一个破窗效益的逻辑链，没有通道转兵，就不会有黎平会议，不会有猴场会议，进而也就不会有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

　　而我们研究历史看，一部宏大的历史，往往交于一个小的耦合点。

　　我们看，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毛主席有过不止一次的正确意见，但在共产国际指定的临时中央面前，毛主席在正确的意见也毫无作用，由此也就有了一次次的失败，以致于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仓猝战略转移。那么，通道转兵为什么能实现呢？诚然，是由于湘江战役惨败，一些中央领导和部队指战员幡然醒悟，是撞了南墙的回头，见了棺材的落泪。但不得不说，在这里恰是有一个与共产国际失联的耦合点起了作用。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当时负责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电台、收发报机、电讯器材等，被国民党特务劫走，相关人员如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导致中共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正是这一中断，才使毛主席有了话语权，否则，如共产国际有“圣旨”，那毛主席是扳不到的。

　　也就是说，通道转兵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未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首次把战略方向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三人团”的原案，使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央获得了发言权，最终完成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

　　2026年1月23日下午于北京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