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关于“牛棚”与“五七干校”的真相
今天有位年轻的同志私信问我：“子珩墨老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哪些曾经被大众深信不疑的‘常识’，实际上却是经过精心包装的谣言?或者说，有哪些被刻意抹黑的历史知识，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痛快!它一下子戳中了当前舆论场上最敏感、也最核心的一个痛点——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娱乐至死、公知横行的年代，我们太多的历史真相被掩盖在厚厚的尘埃之下，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涂脂抹粉，改头换面。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个让无数所谓“文化精英”痛心疾首、却让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的“谣言”——关于“牛棚”与“五七干校”的真相。
我们要写的这篇文章，不搞弯弯绕绕，只讲真凭实据，只讲真情实感。我们要透过历史的迷雾，去看看那位老人家当年的一片苦心，以及那些所谓“受害者”背后的真实嘴脸。
一、“牛棚”的谎言：是受难所，还是遮羞布？
大家一定听说过一本书，叫《牛棚杂忆》。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被捧上了神坛的所谓“国学大师”。他在书中声泪俱下地控诉，说自己当年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牛棚”这个词，选得极有艺术性。
一听到“牛棚”，善良的读者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是阴暗潮湿的角落，是遍地粪便的泥泞，是四面漏风的栏杆，是只有牲口才会待的地方。读者们会立刻产生强烈的同情心：天哪，把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关在牛住的地方，这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野蛮!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这位大学者口中的“牛棚”，根本不是牛住的棚子。他住的地方，就是当时“五七干校”里的房子。这房子有砖有瓦，有门有窗，有房顶能遮风挡雨，有桌椅床铺可以休息。虽然不是现在的豪华公寓，虽然一间屋子里要住几个人，但这和当时大学里的集体宿舍、部队里的营房，乃至今天很多工厂的员工宿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这种房子，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仅不是“牛棚”，甚至可以说是不错的“豪宅”。
我们要知道，那个年代，广大的贫下中农住的是什么?是茅草房，是土坯房，甚至是真正的甚至还会漏雨的危房。相比之下，干校的房子坚固耐用，条件比农民家里不知道好多少倍。即便是放在今天，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租住的地下室、工棚，条件也未必比那个所谓的“牛棚”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这位大学者眼里，给人住的、比农民还要好的房子，就成了“牛马牲口”住的圈栏呢?
答案只有一个：傲慢。深入骨髓的阶级傲慢。
在这些自视甚高的“精英”眼里，他们是文曲星下凡，是国家的栋梁，是应该坐在书斋里喝茶看报、被人伺候的“人上人”。让他们去和泥腿子住一样的房子，甚至住得比泥腿子还好一点，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奇耻大辱。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才配叫“人”，而广大的劳动人民，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是“牛马”。所以，当他们被迫过上了接近劳动人民的生活时，他们就觉得自己变成了“牛马”，住进了“牛棚”。
这种把“像劳动人民一样生活”视为“蹲牛棚”的心态，恰恰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劳动人民的极度蔑视。他们痛恨的不是房子的条件差，而是痛恨自己竟然失去了“特权”，竟然跌落到了尘埃里，要和他们看不起的“群氓”为伍。
这种文人的清高自傲，在《牛棚杂忆》的字里行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用“牛棚”这个词，给那段历史打上了“迫害”的标签，却不知这个词恰恰成了他们脱离群众、背叛人民的铁证!
二、修正主义的阴云与特权阶级的诞生
要理解为什么会有“五七干校”，为什么老人家要让干部和知识分子去劳动，我们就必须把目光投向那个时代的国际大背景——苏联。
“五七干校”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老人家对苏联修正主义深刻反思的产物，是防止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一剂猛药。
当年的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内部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的根源，在于特权阶级的形成。
最早的时候，为了抚恤在革命和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员及其家属，斯大林设立了一些特供制度。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英雄流血牺牲，国家照顾他们的后代，是人道主义的体现。然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种原本基于“抚恤”的制度，逐渐演变成了基于“权力”的特权。
特供商店里的商品，从普通的食物变成了名贵的手表、豪车、进口奢侈品;专门的学校，从照顾烈士遗孤，变成了高干子弟的“贵族学校”。官员的子女通过这些特殊渠道，享受最好的教育，然后通过“内部通道”直接进入政府核心部门，子承父业，近亲繁殖。
而在另一边，普通的苏联劳动人民，连入党的资格都被层层卡死，上升通道被彻底堵死。
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恶果：干部阶层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群众，高高在上，享受特权。赫鲁晓夫正是这种特权阶层的总代表。
1953年，我们开始“一五计划”，苏联援建了“156项重点工程”。这确实帮助我们建立了工业基础，但同时也带进来了苏联的那套管理体制和等级观念。
在工厂里，实行“一长制”，厂长说了算，工人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没有话语权;在军队里，过去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传统被侵蚀，军官和士兵不再住在一起，甚至出现了士兵要给军官打洗脚水、擦皮鞋的恶劣现象;在政府机关里，言必称苏联，唯苏联马首是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开始蔓延。
这一切，都被老人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老人家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我们不加以遏制，中国也会出现像苏联那样的“红色贵族”，我们的党就会变质，我们的政权就会变色。他反复强调“和平演变”的危险，他认为脱离群众就是修正主义的万恶之源。
1957年，苏联撤资逼债;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更是政治上的决裂。但这在老人家看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逼着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彻底清洗掉附着在我们肌体上的修正主义毒素。
三、战争边缘的生存法则：不养闲人
除了防止修正主义，建立“五七干校”还有一个更现实、更紧迫的原因——战争威胁与生存危机。
今天的某些“佞人”，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大谈什么“那个年代极左”、“老人家好战”。他们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故意装疯卖傻，掩盖历史真相。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全世界都在封锁我们，那是核武器的阴云时刻笼罩在我们头顶的年代!
美国人的核导弹瞄准了我们的重点城市，U2侦察机肆无忌惮地在我们领空盘旋;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钢铁洪流随时可能南下。东西方两大阵营，都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就像是一个被群狼环伺的战士，手里只有一把不算锋利的刀。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生存!是保卫政权!
一切都要为战争做准备。打仗需要什么?第一是人，第二是枪，第三就是饭碗!
没有粮食，军队就要饿肚子，国家就要崩溃。在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不久，国家一穷二白，既要还苏联的债，又要搞原子弹(那是我们保命的底牌)，我们哪里有多余的粮食去养活一大批不事生产、只会指点江山的闲人?
老人家看得最清楚：在危急时刻，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果不参加劳动，不生产粮食，那就是国家的负担，就是人民的累赘。
那时候的文人集团、所谓的“艺术家”们，很多人只会写几句“啊，太阳真圆”的空洞诗句，唱两首粉饰太平的歌曲。请问，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吗?能挡住敌人的坦克吗?
不能!
在老人家看来，如果你不能产出粮食，无论你是什么“家”，在那个特殊时期，你就是一个吃闲饭的。当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为了国家生存而挥汗如雨时，你们这群人凭什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民的供养，还要对人民指手画脚?这公平吗?这合理吗?
所以，必须让这些人动起来。既然你们号称是国家的栋梁，那就到土地上去证明自己。去种地，去养猪，去盖房子。至少，你们劳动产出的粮食能养活你们自己，不再增加农民伯伯的负担。
这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这是要让这些“老爷”们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四、《五七指示》：宏大的社会改造蓝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的《五七指示》诞生了。
1966年5月，老人家收到了101(林彪)寄来的关于部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军队搞生产，既能解决粮食问题，又能减轻国家负担，还能锻炼部队。
这份报告让老人家眼前一亮。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军队，而是整个社会的改造方向。
1966年5月7日，老人家挥笔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回信。他在信中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就是《五七指示》的核心精神：打破社会分工的壁垒，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老人家希望培养的是一种“全能型”的新人——既能拿起笔杆子写文章，又能拿起枪杆子打仗，还能拿起锄头种地，拿起锤子做工。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才是不会被修正主义腐蚀的人。
这哪里是什么迫害?这分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这是要从根本上铲除特权阶级的土壤，让“劳动最光荣”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社会的基石。
五、战略大转移：黑龙江干校的苦心
今天的公知们攻击“五七干校”，最喜欢拿黑龙江柳河干校说事，说那里条件艰苦，是流放地。
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第一所“五七干校”为什么偏偏建在黑龙江?为什么是在1968年?
1968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极点。苏联在边境的军事演习规模越来越大，挑衅越来越频繁。
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大庆油田、鞍山钢铁、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些都是我们的命根子。一旦开战，苏联的第一波攻击目标必然是东北的城市和工业基地。
为了保护这些在城市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了不让他们在第一轮炮火中成为炮灰，必须对他们进行疏散。
把他们从人口密集的城市，转移到相对分散、便于隐蔽的农场和农村，这在军事上叫“疏散”，叫“保存有生力量”。
1968年1月，黑龙江七里沁岛流血事件爆发;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打响。苏联人真的动了手，甚至挥舞着核大棒威胁我们要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如果当时没有把大批干部下放到干校，如果他们还都聚集在哈尔滨、沈阳这些大城市的机关大楼里，一旦苏联人的核弹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黑龙江“五七干校”的建立，既是贯彻《五七指示》的政治举措，更是一次未雨绸缪的战略大转移。
老人家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他们啊!可笑的是，这些被保护的人，活下来之后，不仅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把这段保命的经历说成是受罪，说成是迫害。这就好比父母为了躲避地震把孩子推到了空旷的野地里，孩子淋了点雨，长大后却控诉父母虐待他，让他没睡在席梦思上。
何其荒谬!何其无耻!
六、灵魂的试金石：是伤痕还是勋章？
“五七干校”就像一块试金石，试出了人性的成色。
对于那些心中只有私利、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伪君子来说，干校是地狱，是“牛棚”。他们在这里度日如年，每一滴汗水都让他们觉得是对自己高贵身份的亵渎。他们把这段经历写成“伤痕文学”，向西方主子邀功请赏，哭诉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心怀人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干校是一座熔炉，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著名诗人臧克家，1969年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下放这一天是他“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躲在小楼里、身体孱弱、精神空虚、靠安眠药度日的旧文人。
到了干校之后呢?他写道：“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
这是什么?这是重生!
在劳动中，臧克家找回了健康的体魄，更找回了旺盛的生命力。他和战友们自豪地称自己为“五七战士”。
难道臧克家是在说违心话吗?他的诗集《忆向阳》出版于1978年，那时候老人家已经走了，政治风向已经变了，很多人开始大肆攻击那个时代了。如果臧克家是个投机分子，他完全可以顺应潮流去写“伤痕文学”。但他没有，他依然深情地怀念那段时光，赞美劳动的伟大。
这才是真正的脊梁!
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热爱人民的人，永远不会觉得劳动是下贱的，永远不会觉得和人民同吃同住是丢人的。
尾声：历史的回响与今日的反思
1979年，“五七干校”停办了，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人说，这证明“五七干校”失败了。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彻底改造好所有的干部，没能彻底铲除特权思想的毒瘤。当风向一变，那些曾经在干校里装模作样劳动的人，迅速变回了原来的嘴脸，甚至变本加厉。
看看今天吧。
看看那些把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在国内捞钱的“裸官”; 看看那些编写“毒教材”，在插图里丑化中国孩子、美化西方元素的所谓“教育专家”; 看看那些站在讲台上，大言不惭地告诉学生“读书就是为了去国外和白人交配”的禽兽教师; 看看那些提议“卖淫合法化”、不仅不为底层百姓说话反而变着法子剥削百姓的“人民代表”……
看到这些妖魔鬼怪横行，同志们，你们难道不觉得心痛吗?你们难道不觉得老人家当年的担忧，如今都一一应验了吗?
这些高高在上、蔑视群众、脱离实际、崇洋媚外的所谓“精英”，不正是老人家当年想要通过“五七干校”去改造的对象吗?
如果当年的改造成功了，如果我们坚持了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今天我们社会中还会出现这么多令人作呕的现象吗?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是一面镜子。
老人家走了快半个世纪了。他生前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党不变色，为了人民不受二茬罪，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明明知道，发动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会让他粉身碎骨，会让他身后背负骂名。但他还是做了。他说：“我准备跌得粉碎。”
如今，那些曾被他批评、被他要求去劳动的人，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开动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泼脏水，编造“牛棚”的谣言，把老人家描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把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描绘成漆黑一团。
他们以为，只要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他们以为，只要给老人家扣上“极左”的帽子，就能掩盖他们背叛人民的罪行。他们以为，只要把那个时代抹黑，他们今天的特权就能心安理得。
但是，他们错了。
公道自在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觉醒。大家开始去翻阅原著，去查阅史料，去思考为什么今天的生活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贫富差距这么大，为什么阶层固化这么严重。
当大家看清了现实，再回过头去看老人家当年的所作所为，才猛然发现：原来，他才是那个看得最远的人。原来，他当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的根基。原来，所谓的“牛棚”，不过是特权阶级为了掩饰自己丑陋灵魂而编织的遮羞布!
同志们，我是子珩墨。
我们今天重提“五七干校”，重提那段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的恩怨，而是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能让英雄蒙尘，不能让伟人背锅。
我们要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我们的后代：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干部和群众是一样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是平等的;曾经有那么一位老人，为了让我们不跪着生，为了让我们不成为资本和特权的奴隶，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老人家澄清这一切，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责任。如果你也认同我的观点，请把这篇文章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戳穿那些“公知”和“佞人”的画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