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经历考证之一土地革命时期

　　一、序言

　　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年，邓小平就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在他的“解放思想”号召下，成为大刀阔斧改革毛泽东时代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历史风云人物；鉴于他逝世近三十年来及其改开结果，在党史上对其某些经历的书面记载、评价、传媒及影视作品的情节等，从官方到民间、上层到底层，众说纷纭，矛盾百出，这会有损于他的真实形象。

　　所以本文按照邓小平常引用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名言，以《邓小平年谱》（叙述中简称《年谱》）和其言行为主要考证对象，辅之于有关的传媒，使用历史资料客观考证，追溯不实之词的渊源，力图还原历史真相，恢复本来面貌，还其清白，才是对邓小平足够的尊重，对中共党史真实性、严肃性的最高礼赞。

　　二、考证内容

　　1、八七会议

　　1.1考证对象

　　①《邓小平年谱》：1935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担任记录。P32-35

　　②李维汉：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检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二十一人。……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处长。P162

　　——摘自《回忆与研究》（上）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月4月第1版

　　③陆定一：邓小平是中央秘书，他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记录还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为时隔多年，我已经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我看了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不是事后的追记。

　　——摘自《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P67

　　1.2证据

　　①“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1927年8月7日）标题《小引》：

　　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27年8月11日。（20人一编者注）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P223

　　②《组织史》：出席会议的有（省略姓名一一编者注）中央委员10人、候补委员3人、监察委员2人、共青团代表3人、湘鄂代表各1人、军事部1人，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共22人一一编者注）。摘自第二卷（上）P40

　　一、秘书处（秘书厅，1927.8——1928.5）（中央工作机构）

　　秘书长李维汉（1927.8——11）

　　二、组织部（1927.8——11） 三、组织局（组织部1927.11—1928.6）

　　部长李维汉（1927.8——11） 主任（部长）李维汉（1927.11—1928.6）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P69

　　1.3分析与疑问

　　1.3.1会议中的工作

　　根据《年谱》记载，1927年6月冯玉祥反共清党，邓小平离开冯部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直至八七会议召开，一直出席了党中央各种会议担任记录，似乎是专职记录员。那么陆定一承认会议原始记录是真实的，还确认邓小平是中央秘书，怎么可能依然“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从逻辑上说不过去。陆定一的话和《年谱》难道全都失实?

　　1.3.2参加的身份

　　①陆定一、《组织史》（《综述》）都确认邓小平是“中央秘书”，但《组织史》按其编辑序列的中央工作机构一章中却没有此职位和邓小平的姓名。是否编者故意添加？

　　②李维汉回忆邓小平是中央秘书处长，但《组织史》编辑序列的中央工伽构一章中，明示秘书处长恰恰是会议主持人李维汉本人，显然李维汉的回忆是不真实的。

　　③《组织史》的综述部分确认邓小平是“中央秘书”，但中央工作机构一章中却没有列出，有后人故意添加之嫌。

　　④原始资料《“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中明确出席会议者的范围，恰恰没有中央工作机构的人员，更没有邓小平的姓名，附之于上述旁证无法证明他参加会议。

　　1.4结论

　　邓小平既不是“中央秘书”，也不是八七会议参加者或列席者，更没有担任记录，而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参与了会议的筹备、警戒、会外信息传递等工作。

　　2、六大前（1927年9月——1928年4月）

　　2.1、考证对象

　　《邓小平年谱》：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常委下设立……秘书处。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

　　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2.2、证据

　　①《周恩来年谱》：1927年11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并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随后，因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摘自上卷P130

　　②《组织史》：组织局（1027.9—11）主任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1928.4-6）秘书邓希贤（化名邓小平，1927.11—1928.6）P69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

　　2.3、分析与疑问

　　①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确实出席了调整中央组织机构的常委会，但不是在常委会下设秘书处，而是把组织部改为组织局。组织局下设文书科承担秘书职责。

　　②《组织史》的中央工作机构中列出组织局的秘书是邓希贤（即邓小平）。

　　③《组织史》已标明邓小平的组织局秘书任期是1927.11—1928.6（共7个月），那么《年谱》里说邓小平在1927年底任中央秘书长的记载，与《组织史》记载完全矛盾的。

　　④11月14日《周恩来年谱》记载得很清楚，把“部”取消，在组织局下设秘书，与《组织史》记载相同；为什么《年谱》编撰者要在14日会议里，把组织局秘书改成政治局秘书，进而到“年底”让邓小平同志升任并不存在的中央秘书长？让人十分不理解。

　　2.4、结论

　　1927年11月14日后，邓小平同志担任了中央组织局秘书，直到1928年6月卸任（共7个月）。况且《组织史》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工作机构中都没有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秘书长这二个职位。《年谱》编制的史料严重失实。

　　3、留守中央（1928.4—8）

　　3.1、考证对象

　　①《邓小平年谱》：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等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协助工作。

　　②《回忆与研究》（上）：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摘自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3.2、证据

　　3.2.1、《组织史》：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秘书长任期到11月一一编者注）、任弼时、罗登贤3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主持国内工作。P41

　　秘书处秘书长李维汉（任期到1928.11）P69

　　组织局秘书邓希贤（1927.11——1928年6月）

　　六大后事务秘书长邓小平（1928年7月一一1929年7月）P74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P41—P74

　　3.2.2、《李富春传》：（李维汉回忆）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李维汉）、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摘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第2版P243

　　3.2.3、《任弼时在土地革命战争初始阶段的重要贡献》：1928年5月2日—8月，任弼时共参加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三十余次。……尤为可贵的是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位领导人均亲自动手，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中央的指示文件。

　　——摘自《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鲁振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P121-123

　　3.3、分析与疑问

　　①《年谱》所说的“协助工作”的具体内容，已由《李富春传》描述清楚“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且任何留守人员只要在场都会自觉参与“协助工作”，并非是决策之事。

　　②《组织史》已明确组织局秘书是邓小平，李维汉是秘书处秘书长。但李维汉却说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显然李维汉陈述与史实矛盾，且不真实。尤其是李维汉在11月前任的是秘书处秘书长，邓小平在7月份任事务秘书长，二个秘书长共存5个月，如职能相同完全没有必要，只能证明是中央工作机构中完全不同的职能部门的秘书长。

　　③如果是中央秘书长，那么任弼时等三人草拟临时中央指示文件的事，该由邓小平操劳，为什么不让他参与呢？

　　3.4、结论

　　此期间，邓小平同志的任职应以《组织史》记载为准，不存在“中央秘书长”之职。由于他专管杂务事，所以六大后中央安排邓小平担任职能部门的事务秘书长。

　　4、六大后(1928.7——1931.7)

　　4.1考证对象:《邓小平年谱》

　　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周恩来建议，决定改中央秘书长为中央事务秘书长。

　　11月14日，中常委会议，决定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领导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

　　（1931年）5月上旬，由中央安排，巡视安徽省委工作。

　　1932年6月—1933年3月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

　　4.3、证据

　　①《周恩来年谱》：1928年11月13日，陈绍禹……从新近回国人员处得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而拒绝去苏区工作……，四处串连，……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本日，陈绍禹、博古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

　　该日，没有记载中央召开过政治局会议，更不可能有常委周恩来参会的事实和任何会上的“周恩来建议”。

　　14日——17日记载空白。18日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会议决定接受没有对“立三路线”批判的错误。但不是召开中常委会议，更没有讨论过三大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事务秘书长的任命。

　　②《组织史》：

　　（1）中央领导机构：常委会秘书长：周恩来（政治局常委）P53-58

　　（2）中央工作机构

　　事务秘书长邓小平（任期1928.7-1929.7）P74—83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

　　③《中央巡视条例》（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通过）一、巡视员的条件……（3）过去曾在地方党部作过负责工作。

　　——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年）P274

　　4.4、分析与疑问

　　①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常委会秘书长，如果在1928年11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必参加。但周的年谱里无记载，何来还有他的提议？《邓小平年谱》在这一天怎么凭空出现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什么原因呢？

　　②事务秘书长是中央工作机构管党内杂事的一个部门，无须中央常委会任命。

　　③1931年5月1日中央规定要在基层党部当过负责人的才可当巡视员去指导地方党委的工作，文件颁布的5月上旬，马上就任命没有担任过地方党部正副书记的邓小平去当巡视员，几乎不可能。因《年谱》也记载他任会昌等中心县委书记是在1932年的6月。

　　4.5、结论

　　根据4.4前二个证据，邓小平同志担任的事务秘书长岗位，不是周恩来建议更改的，也不是中常委会议决定任命；根据第三个证据，党中央不会违背刚颁布几天的《中央巡视条例》任命无地方党部负责人经历的邓小平担任巡视员。

　　5、中央苏区（1931年8月一1934年9月）

　　5.1、考证对象《邓小平年谱》

　　1933年5月被派到乐安县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不久，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提议下，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7月因总政治部秘书长一职没有实际工作可做，要求另调工作获批准，到设在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主要工作是主编《红星》报。

　　5.2、证据

　　①《组织史》

　　总政治部下设秘书处秘书长任期：

　　邓小平1933年6月―7月，滕代远6月一9月，肖向荣10月―1934年1月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P107

　　②《王稼祥年谱》

　　邓小平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从（1933年）8月6日至1934年9月25日出版六十七期，……

　　——摘自徐则浩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P109

　　③查百度：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瑞金市沙洲坝镇官山村白屋子，原地名叫杨家公祠。而不是《邓小平年谱》中所说的地址。

　　5.3、分析与疑问

　　①《组织史》记载，在1933年6月一7月，邓小平与滕代远同时担任一个秘书处的“秘书长”连正副职都不分，这是历史上没有的，难道同时需要二个正职，不合常识。

　　②《组织史》记载，邓小平是在总政治部下设秘书处担任秘书长，与总政治部秘书长是完全不同的级别；如果由王家祥和贺昌提议调邓到政治部当秘书长，《王家祥年谱》必然记载，但只记载调邓到本部门当宣传干事编《红星报》。为什么有《组织史》为证，《年谱》记载还要有很大的差错？

　　其次《组织史》记载邓职务与《王家祥年谱》记载的差距太大，党史上邓受到王的照顾已有公认，《组织史》在修订时，是否有人在故意拔高邓的职务？如是，又为什么？

　　③《王家祥年谱》记载，在中央苏区，《红星报》全是他主编。

　　5.4、结论

　　邓小平在此阶段实际就是担任宣传部干事，具体工作就是主编《红星报》。

　　6、长征前期（1934.10——1935.1）

　　6.1考证对象

　　①《邓小平年谱》：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P114、115（注：黎平会议是1934年12月18日召开）

　　②邓颖超是否担任过党内的中央秘书长？

　　6.2证据

　　①《邓颖超自述》：我只做过两次支部书记。……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机关总支书记（党组织的职务——编者注）。

　　一一摘自共和国开国元勋自述丛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P235

　　②《邓颖超传》：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和机关干部共八万六千多人，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8月份邓颖超大口大口吐血，被确诊患肺结核，被编入中央纵队干部修养连。

　　分离的时间到了。红军派来一副担架。邓颖超依依不舍地躺在担架上，对母亲说：‘妈妈，妈妈，您要多保重啊。只要我们转移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一定来接你。’……她冷静地看着唯一的爱女上了担架，看着女儿从担架上不住回身向她挥手。

　　——摘自（上）金凤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P192、193

　　③《张闻天传》第一野战纵队（‘红安’）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总指挥部。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总司令朱德，还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在这里。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队伍称‘中央队’。”

　　——摘自《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委会主编邓力群、马洪、武衡）程中原著1993年7月第1版P190

　　④《刘英回忆录》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政治部代主任）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毛主席问我：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我说：李富春呗！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他们两个（毛主席、王稼祥）一迭声说：“你做得了。”……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

　　——摘自《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P66—67

　　⑤“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召开）后，部队实行整编。一纵队二、三千人，二纵队一万多人，合编为三个梯队。三个梯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属军委。我是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P351

　　——摘自《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

　　⑥从（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六十七期，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又出版七八期，这七十多期《红星报》都是由邓小平主编的。P109

　　——摘自《王稼祥年谱》徐则浩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6.3分析与疑问（对应以上的证据）

　　①邓颖超能很坦率地申明在党组织中当过“二次支部书记”，但没有承认当过比该职务高得多的“中央秘书长”。

　　②邓颖超是已患二个月病后，严重时才坐着担架启程长征的，不可能担任要前前后后照顾中央队的秘书长。即使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也不能等于“中央秘书长”，何况《组织史》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序列中都没有该职务。为何非要给邓颖超加上“中央秘书长”职务呢？

　　③明确长征编队序列中把中央主要领导编入的队列就叫“中央队”。

　　④刘英非常明确声明自己接替邓小平当上了“中央队秘书长”。

　　⑤“黎平会议”后部队确实整编过，李维汉是中央机关梯队队长。如果把新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调来，编入中央机关梯队，李队长应该知道啊。但《回忆与研究》中没有提到有新调入的“中央秘书长”。

　　⑥证明邓小平没有调任，继续担任《红星报》主编。

　　6.4结论：邓颖超没有担任过“中央秘书长”，就不存在邓小平接任邓颖超的职务，依然继续担任《红星报》主编。即使此后不再主编《红星报》他担任的是中央队秘书长。

　　7、遵义会议（1935年1月）

　　7.1考证对象

　　①邓小平自证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当走过二楼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同志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摘自央广网202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②《邓小平年谱》

　　1935年1月15日一一17日，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统称为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的记录。

　　③《组织史》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0人，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和中央秘书长，以及共产国际驻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李德等20余人。P37第五段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稼祥、毛泽东……；其他参加会议的有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摘录时省略大多数人姓名——编者）注：列表中没有“中央秘书”职务。P51第六段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综述》

　　7.2证据

　　①陈云手稿：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各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中写出了会议出席者人员范围和扩大到各军团首长姓氏”1982年4月，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复制件分送给遵义会议参加者鉴别时，陈云承认是自己写的。

　　原文摘要：”……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二、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

　　经党中央核对原稿，有资格参会者17人，加上列席2人，共19人。

　　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

　　注：李德作为军事顾问，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是列席会议的必须参加者，陈云就不写了。

　　②纪念馆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帮助查清参加遵义会议人员，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档案部回复的函，函的原文：

　　“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们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这个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

　　——摘自《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考》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三任馆长费侃如2017年著

　　注：”未署名的材料”就是1957年1月由杨尚昆从莫斯科拿回来的陈云手稿，1982年经陈云确认是自己写的。回函时，还未经确认。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大约是二、三月间。

　　7.3分析与疑问

　　7.3.1手稿的准确性

　　根据上述二个证据，证明参加遵义会议者名单的书面证据只有陈云手稿，从手稿的来龙去脉，其真实性莫容质疑，特阐述其准确性：

　　①手稿写成于遵义会议后一、二个月，陈云将近30岁，记忆力没有问题；又是所有涉及遵义会议的回忆性文章中，写作时间离遵义会议最近的一篇，所以准确性较高。

　　②作为参加者的陈云为了在军内传达，又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在行军路上编写须简略。但对会议时间、人物、人事变动、会议议题、结论等问题都会做到力求正确和准确的。

　　比如，对有资格参会的17人记忆犹新。故写《提纲》时，对政治局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不写姓名，对参会各军团首长都写姓，不写名（因不是所有军团首长都参加，才要写出姓，当时人都能看明白）；但对五军团的二位李姓首长，怕大家搞不清，特别写明五军团政治委员姓名是李卓然，而总政主任李富春，就只写姓不写名，以示区别。陈云同志如此细心，怎么可能把参会作记录的邓小平漏了呢?！

　　再从常理讲，陈云肩负写会议提纲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重任，为了保证其准确性，在写的过程中必然会找参会的邓小平要记录稿参考核对，更不可能在《提纲》中把他遗漏了。

　　7.3.2《组织史》解说的矛盾性

　　《组织史》“综述”的P37第五段称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P51第六段称邓小平任中央秘书，对邓小平在同一时间段的职务解说自相矛盾；再则，在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工作机构二大章中，遵义会议后没有邓小平当中央秘书长或中央秘书的记载，难以采信。作为依据中共党史原始资料的编纂，后人编辑时怎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漏洞呢?

　　7.3.3按6.2提供的证据④、⑥，邓小平从事的工作：中央队秘书长、《红星报》主编。

　　7.4结论

　　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遵义会议作记录，并无原始资料和统一的说法为证。

　　8、失踪之谜（1935年1月——6月）

　　8.1、考证对象《邓小平年谱》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前，长达五个月没有谱主的记录，作为年谱编写是很不正常的。这就给全国人民留下了邓小平去哪里了？干什么的疑问。

　　8.2、证据

　　①借用6.2证据④《刘英回忆录》。

　　②《陆定一传》1935年2月7日，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改变原定渡河计划，“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走在这样的穷乡僻壤（指贵州），部队的生活自然大不如前了。陆定一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后，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在一起，有时他们天南海北底闲聊起来，常常举行“精神会餐”，谈起上海滩大饼油条美味可口，聊以解馋。P189-190

　　——摘自《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③《红星报》起于1934.10-1935.8.3止P94

　　——摘自《组织史》第二卷（上）表4《中央报刊一览表》

　　8.3、分析与疑问

　　证据①说明1935年2—4月份（回忆57年前的日期很可能不准确一一编者注）前，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证据②说明2月7日之后的2、3月份，邓小平先于陆定一在总政治部宣传部的行军队列。因为中央红军从4月23日开始进入云南，他们的“精神会餐”是走在贵州土地上。

　　上述二个证据的事实没有出入，时间上存在着矛盾，有二种可能：一是刘英接替邓小平是在2月份，邓又到宣传部工作；二是邓小平既当中央队秘书长又兼任宣传部工作，直到刘英接替后专搞宣传工作。

　　证据③《红星报》出到1935年8月停刊，证明邓小平在宣传部继续主编《红星报》。

　　8.4、结论

　　在1935年1月到6月，邓小平做了二件事，当中央队秘书长，主编《红星报》。

　　三、考证总结

　　1担任的职务

　　自1927年6月—1935年5月，他在党中央机关里担任过七个月（1927.11—1928.6）的组织局秘书，一年（1928.7-1929.7）的事务秘书长；半年多（1932年6月—1933年初）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二年（1933年7月——1935年6月）的宣传部干事兼《红星报》主编；长征中任中央队秘书长，同时继续主编《红星报》。

　　2其他职务：

　　中央巡视员、中央秘书、总政治部秘书长、党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秘书长，都查无实据。尤其是《组织史》第一、第二卷中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里没有这些职位的序列或名称（临时性职位中央巡视员和党中央秘书处长除外）。

　　3参加会议和工作

　　3.1、重要会议：八七会议、遵义会议，没有能证明其参加的第一手资料；自证的话，将因时间过长（23年）难免出现记忆错误，所以更需要有原始证据和统一性资料来证明。

　　3.2、重要工作：留守中央期间，有证据证明邓小平不参与起草中央指示性文件；遵义会议的决议、提纲都由张闻天、陈云起草；八七会议和其他会议的文件起草，以及所有重要会议的记录，都没有证据可证明有邓小平的记录手稿。

　　4、另外有邓小平领导广西起义的考证将单独成篇。

　　综上所述，把没有原始资料可供证明的职务与工作强加给邓小平同志，这是对其本人形象，客观上的抹黑和丑化。

　　四、核心资料备注

　　1、《邓小平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胜群、阎建琪主编2019年版。

　　2、《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力平、马芷荪主编2007年9月第1版。

　　3、《组织史》即《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著，编委会主任曾庆红。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共13卷。

　　编撰结构序列：

　　除第一卷分三编，第二卷开始分四编：中共中央组织机构、派出机构、地方机构、红军主力。共分（上）（中）（下）三册，每卷都有《综述》。

　　第一编共分六章：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军委机构、政府机构、三总党团、群众团体。另三编各分几章和对应的主要内容。—-引用第二卷上册《编纂说明》P1、2

　　每章开篇都有本时期内对各机构变动状况的陈述。只有工作机构才设秘书处和秘书长。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由中央档案馆按出文年代划定编成选集，本文引用的是1983年6月第1版。

　　五、考证用的资料所遵循的分类标准

　　第一手即原始资料：电报、书信、报刊、演讲、手稿、文件、记录等，最真实。

　　第二手资料以原始资料为依据，按一定编辑序列或格式成卷、成集，那也可能会出现核对上的疏漏。绝大多数是真实的。

　　第三手资料是自证性的回忆录、他人采访后写的传记中仅指对他人之事的陈述；

　　第四手资料是指第三手资料中自述部分。

　　第五手资料以第三、四手资料转述或少量采访编写的传记和回忆录，都可能会受到本人记忆误差、编写者的主观选择性影响，以及采访时的误解，而导致成稿后史实出错。但在缺乏第一二手资料时，又从逻辑上说得通等又有第三、四手资料佐证的有限条件下，可作旁证资料采用。但本文并未采用。

　　作者简介：

　　余鹤元、男、75岁、上海市68届初中下乡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插队入户知青，曾任贵州省委党校有机总厂中专部教师，曾获贵州省化工厅党的基本路线教学论文三等奖；退休后在上海市杨浦区定海路街道党校任讲师，荣获优秀讲师称号。

　　创作简介：

　　中共党史业余研究者，多篇党史研究论文在昆仑策、乌有之乡、红歌会、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和公众号上发表，对我关于“四史教学”采访稿在杨浦区政府网站刊载；其它还有多篇为上山下乡正名的纪实性文章和论文在上海知青问题研究会、知青之春、老辰光等知青团队平台和左翼网站上或公众号发表。

　　联系电话：13564336068

　　2026年5月2日第七次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