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十年代平果县产生三所“五七”学校的时代背景

　　前言：前些时候笔者翻阅1996年版《平果县志》（以下称《县志》）（该志〈凡例〉注：本志断限上起于事物的开端，下至1990年底），发现《县志》中的“五七中学”篇所记载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相同。作为一般的日报或期刊，偶尔刊登一两篇文章失误在所难免。但作为县志正史权威部门，这种失误是万不该的，因为修史是留给后人看的，虽然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绝不能想当然，也不能仅凭一些所谓的亲历者或知情者的叙述、记忆来作为史料的编撰依据，更切忌道听途说、臆断或推理，编修偏离主题的史料，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譬如，《县志》中专业教育篇的“五七中学”就是一篇文不对题的史料。从1975年五七中学创建至1996年平果第一版县志出版，间隔不过20余年时间，又是当代最近发生的事物，还算不上是久远的史料，而且那些亲历的人都还有人在，就编出如此大的偏差志记，这不得不让人对该《县志》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更让人联想到那些时间相对久远的史料，其可信度可想而知了。

　　现抄录《县志》中第550页第五节五七中学。原文正文：“前身是平果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平果共大）。五七中学创办于1975年春，校址在县农机校。教师由县农科所干部担任。招收玉米、水稻种植专业各一班共100人。1976年7月改称为广西大学平果五七分校，又名平果五七大学，该校是广西大学与平果县联办，目的是培养土专家。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政治文化生活水平，为开发平果山区，大搞农村经济建设培养人才打下基础。校址分为五个点设7个专业，学员300人。当年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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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张冠李戴的志记。文中除了与五七中学于1975年建校的时间点相吻合外，其余的内容与五七中学大相径庭。笔者是榜圩五七中学第二级学生，对五七中学这一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学校有着清晰的记忆和理解。笔者还大概浏览《县志》中其它专业记录，也同样看出一些明显的差错，如农业篇的甘蔗生产发展情况，与实际情况是有所差别的，等等。

　　大凡修志往往都有一个共识，一般都是侧重挖掘整理记录年代久远而忽略近代当代的事物，认为时间久了事过境迁怕其丢失，而近当代发生的事物可延后再记录不迟。殊不知，如果对近当代资料不重视整理记录，过后也容易出现误差和错漏，正如上述的事例就说明这个问题了。

　　提起以“五七”为校名的学校，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它，年轻人看到或听到的肯定觉得很奇怪，甚至会问怎么有这么个奇特的校名？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知道的也很少，记得起的印象也是模糊，很多人把五七干校与五七大学、五七中学这三所学制不同而独立办学的学校混为一谈。因此，根据笔者多年来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对20世纪七十年代平果县以“五七”冠名的三所独立学校的时代背景作个概述。因时间久远，加上水平有限，记叙难免有差错，敬请熟悉情况的读者提出批评指正。以抛砖引玉。

　　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教育战线上出现三所一时赫赫有名的不同学制的以“五七”为头衔的学校，那就是五七干校、五七劳动大学和五七中学。“五七”学校的出现和消失与时事政治息息相关，它是伴随着那特殊年代而产生，最终也与时势消退而消亡。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教育产物，“五七”学校声誉一时的辉煌和其生命力（办学时间）的短暂，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五七”学校的横空出世，在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新生事物而树为全国教育的典型示范，它是探索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创新之路和经验，使学校成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的先进代表，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五七”学校产生的历史背景。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对军队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了亲笔批示，提出要在全国党、政、军、民、工、学、商等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所大学校”，这个学校要根据各个行业学员的实际情况开展教学，既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并明确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这些批示精神，总的来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就是我国当时的教育方针。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精神，1968年5月，黑龙江省庆安县以毛主席发表讲话日期为校名，在柳河率先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宣传。随着全国各地省市级也陆续创办了五七干校，招收一些在职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右派分子，一边就读马列理论一边劳动锻炼，后来被称为劳动改造。接着各地方基层教育系统也效仿纷纷兴办了五七大学、五七中学，可以说五七大学和五七中学是五七干校的衍生物。

　　平果县也和全国一样，遵照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在文革期间先后成立了五七干校、五七劳动大学、五七中学三所独立的不同学制的学校。根据笔者就读五七中学的经历和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现以榜圩五七中学为例，对文革期间平果县产生的三所“五七”学校分别记叙，不对的地方请提出批评指正。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全称为五七干部学校。1968年10月30日，平果县革委在县食品公司仓库右江河对面岸边（新安公社那劳大队。即现今的那劳村五七屯，屯名仍沿用原校名）创办平果五七干校。学校对外宣传是说以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相结合为教学目的，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但在那以讲政治为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干部职工蒙冤被强制送进学校改造、批斗。从全县各单位、部门、学校中招集被划为“走资派”“牛鬼蛇神”“叛徒”“右派分子”“臭老九”等及被怀疑有其他政治问题的干部职工，还招收一些在职骨干青年积极分子学员共370多人，以军队纪律和编制编成3个连进行学习教育和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学员进学校被称为学习锻炼，具有管理学校和学生代表的双重身份；“右派”“走资派”“牛鬼蛇神”“叛徒”等学员则当作劳动改造和批斗对象。学校白天强迫这些被专政对象的学员进行劳动改造，晚上开批斗会、写不完不了的自我检讨材料。行动受到限制，劳动受到监视。随着斗、批、改的深入，五七干校变成了重新揪斗和审查干部的场所，成为所谓的“牛鬼蛇神”的集中营，学员身心受到了折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不久，随后的1972年初，五七干校接到上级文件宣布就地解散。学员有的回原单位工作，有的调配到其他单位另行安排工作。1978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过去受蒙冤的学员都得到平反昭雪。

　　学校解散之后，为充分利用集体土地资源和解决偏远山区贫困群众的生活，县领导决定把新安公社西兰大队部分贫困群众搬迁到该校址安置，建立移民新村，把校名改为“五七”屯名。当时是实行集体计划经济年代，建校时公社从周边村屯无偿划拨土地作为学校的教学和生产基地，如数转交给移民耕种，几十年来移民与原住民关系融洽，没有大的纠纷。

　　自从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之后，时隔九年的1975年，平果县又同时创办了五七大学和五七中学两所性质不同而独立的学校。

　　五七劳动大学

　　自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出著名的“五七”指示之后，时隔四年的1970年，平果县又创办了按实际生产方式教学而独立办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学校，简称共校。

　　（学员陈华生供图）

　　平果五七劳动大学，其前身是1970年秋季办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学校，按专业分散在全县各有关单位行业开班，校址总部设在县农科所。农科所主要培训水稻、玉米种植、农业农机知识，林业分校在赖江林场、卫生分校在县医院、文学创作班在各公社中学等。教员多是农科所的专业技术员及从相关行业抽调的技术员任（兼）职，面向生产队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和社会青年等招收学员，学制灵活，有的四个月，最长8个月。农科所第一期设水稻、玉米种植专业各一个班100人，专职培训农民技术员，学制为8个月。接着又增收农机专业（主要是培训拖拉机驾驶员）。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到1975年秋季改为平果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平果共大），增设水电、卫生、文艺宣传、文学创作、政治夜校老师等专业。学员由各公社推荐选送生产队干部、农民技术员、政治夜校老师、农村文艺爱好者和表现突出的社会骨干中青年，自备伙食（自带口粮）。总的目标是培养土专家，为发展社会经济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培养实用技术人才。重点还是培养农民技术员、拖拉机驾驶员、合作医疗卫生员、文艺宣传员及夜校老师。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1976年春季，在平果县政府礼堂宣布与广西大学联合办校，更名为广西大学平果五七分校，又名平果五七大学。成立之初由县长兼任五七大学校长。广西大学派十多名老师常驻平果五七分校上课，部分教员是聘请当地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干部和农科所的技术干部。不久，由于农科所内的校舍不足，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分散设立教学点，农科所本部负责培训农民技术员；水电专业由水电部门培训；卫生专业的归县医院培训，即后来发展的平果卫校；文艺专业和夜校教师由平果师范培训；文学创作班在榜圩中学开办，招收历届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抽调县文化局老干部黄绍坚专职讲课；农机班迁到巴赖路独立建校，即现在的农机校。

　　学习结业后按行业归口，即“社来社去”（从哪个公社来回到那个公社去），后来这些学员都是生产队骨干，有部分学员被有关单位招收参加工作。比如，现在家休养的原农业局职工潘加元，1975年参加农科所第一级农科培训班结业后留校（县农科所）工作直至退休。又如榜圩财政所退休职工黄厚生是回乡知青，参加榜圩中学文学创作班第一期的学员，结业后被招收进合山矿务局工作，后调回原籍。再如，原平果蔗糖生产办公室副主任严步忠曾任职平果共大常务副校长一段时间，他在世时笔者曾听其讲过平果共大的一些概况，可是，由于当时笔者大意，没有深入采访作为历史资料记录整理下来，甚为可惜。

　　1976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突变，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三大伟人先后逝世，教育的风向标随之出现了改变。当年底，在农科所内的学校本部五七劳动大学宣布停办解散，其余的水电、文学、夜校老师、艺术宣传等教学点也相继停止招收学员，只保留医疗卫生和农机两个班继续独立招收培训。后来医疗卫生班更名为平果卫校，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升级为中等专业学校，直到20世纪末才停办；农机班更名为平果县农机校，并一直沿用至今。

　　五七中学

　　由于当时高中以上的教育师资紧缺，我国只普及初中义务教育（七年制），从高中起直至大中专院校都是实行评选上学的，初中升学率（评选率）只有二分之一左右，大中专的更稀少。能评上高中就读意味着前途一片光明。而初中毕业生源又越来越多，为了遵照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1975年初，平果县10个公社每个公社都创建了一所五七中学，学制与普通中学二年制相同，但实行“半工半读”（其实没有工可做，笔者认为为改称为“半农半读”或“半耕半读”更恰当）教学模式，并于当年秋季学期起面向当地初中应届毕业生招生。学校设有学农基地，一边进行劳动锻炼，一边学习文化知识。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又红又专、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当时社会主义教育的新生事物，五七中学的创建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并得到很高的荣誉。最为耀眼的光环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就读五七中学的学生，在校已实行“半工”生产劳动锻炼了，不论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毕业后不受“下乡插队”或“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条件限制，可直接参加招工招干，或当大、小队干部、或当民办教师、或评选推荐上高一级的大中专院校就读等。因此，五七中学招收的都是面向“根正苗红”的干部军烈属及贫农的子女和优秀生，也就是说招收的都是家庭出身好、“自来红”、思想表现积极上进的优秀学生。因而，也只有领导干部、队干、党员、革命军烈属子女，以及一些在校积极分子和优秀生才有资格优先评上五七中学。譬如，我们紫塘大队当年五七中学招收11个名额，除笔者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子女之外，其余全是干部（包括队干）、革命军烈属、党员及少数贫农子女或弟妹。其中队干子女、有百色地委直属单位干部、有大队初中校长、有经过淮海战役立功的退休干部[国发（1978）104号文件才规定离休与退休之分，随后中央和各省市又下发一些补充文件完善]、有大队贫协主席、有大队干部的子女和弟妹，还有县革委会副主任（现称县委副书记）的小孩等一同上五七中学。而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毕业后还要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锻炼两年以上，非农业户口的要下乡插队（也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业户口要回乡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滚一身泥巴锻炼，才有资格参加招工招干或评选上高一级学校就读的机会。

　　榜圩五七中学就到一个叫六牙山的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创建，校舍都是临时搭建的砖瓦房，大多选址在山岭边，这样才有开荒种地的条件进行生产劳动锻炼。每级只招收一个班50人左右（1976年榜圩五七中学第二级增收到两个班，其余都是一个班）。专职老师4~6人，有公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有的配勤杂工一名，负责煮老师的饭菜，有的没有配后勤人员，学校日常生活管理由师生自理，学生食堂由学生轮流当给养工（学生煮、学生发）。

　　1977年恢复考试招生后，五七中学面临无报考生源而招不到学生的实际问题，待在读学生毕业后自行就地解散，走完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短暂经历。但是，由于榜圩公社初中毕业生源较多，五七中学仍然继续招生，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有关通知》，全国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宣告撤销，榜圩五七中学当年秋季仍坚持招收最后一级学生，延至1981年夏季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学校才停办解散。韦文辉、卢焕琚两位老师分别调入榜圩初中和榜圩中学外，其余老师回村小学任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五七干校衍生的五七中学，就这样宣告结束自己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平果榜圩人，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散文、杂谈、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零的突破》《父亲年年写春联》《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千古一师毛泽东》等；在省部级科技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代表作有《探析导致土壤污染直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实用甘蔗生产技术指导》等。长期以来一直在基层生产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文/陆章流，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