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逆境中毛泽东的相忍为党与顾全大局（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

　　认真读书思考，深入调查研究

　　研读马列著作。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来到中央苏区后，看不起毛泽东这些当地的“土包子”，曾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苏区干部则反驳说，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毛泽东更是把这当成了激发学习的动力，下决心攻读马列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以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前进。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毫不消沉，而是埋头读书、思考问题。他的警卫战士陈昌奉后来回忆说：“在长汀这段时间，主席除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很多时间是在看书。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带来的书都看完了。有一天，主席对我说：‘陈昌奉，你和黄应和(挑夫)到瑞金叶坪去一趟，把我们在漳州得到的那些书和中央图书馆的书选一些挑来。’”关于选些什么书，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请时任教育部代部长的徐特立给予帮助。书很快选好了，“选了那么多，整整的一挑子”，很多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0—81、83页)

　　时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方强当时也在长汀福音医院养伤，他后来的回忆再现了毛泽东刻苦读书的情景：“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医院里，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我想战斗这样紧张，毛泽东同志还如此研究学问，一定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点着书本说：‘你们也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学会怎么干好革命。’”[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毛泽东随后还把这本书推荐给彭德怀。彭德怀曾回忆说：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这些情况反映出毛泽东对待读书学习的态度，他读马列著作是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去读的，而不是背诵教条、为读而读。正如他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

　　中央苏区当时藏书有限，毛泽东只能尽力寻找一切能够找到的马列著作，废寝忘食，埋头苦读。1957年，他曾同曾志感慨地谈起这段经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把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从1932年到1934年，尽管他处境堪忧，但在工作中也做了不少调查，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形成了大量成果，事后证明都是极具战略价值和前瞻性的。在这方面有不少例子。

　　1933年6月26日，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右一为毛泽东

　　1933年在主持查田运动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好土地问题，毛泽东将他多年调查积累的材料和成果，经过分析概括，写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全文约900字)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全文近1.1万字)两篇文章。它们不仅在中央苏区时期发挥了指导作用，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工作中，依然被作为指导性文件下发。

　　1933年11月，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写成《长冈乡调查》(全文近1.9万字)和《才溪乡调查》(全文近1万字)两篇报告。这两篇调查报告被收入延安时期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成为全党深入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范本。

　　1934年1月，毛泽东以深入调查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全文近3.7万字。

　　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全文近9000字。这是一篇具体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如何做好工作的文章，对后来党的相关工作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文中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这和后来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文中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后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文中的内容也是前后贯通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22—423页)

　　毛泽东撰写的《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毛泽东还在调查总结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于1934年7月前后写作了《游击战争》小册子，题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全书近3万字，共分《概论》《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政治工作》3章，于同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下发，对于指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等工作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33页)

　　上述这些只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还不包括毛泽东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起草发表的许多文电及其他未统计在内或未保存下来的材料，其总篇幅就已经超过11万字了。要知道，这可都是在苏区简陋条件和油灯下一笔一画书写成的，毛泽东为革命事业笔耕不辍的勤奋刻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总结战争规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问题的总结思考。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着重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

　　会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他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对红军运动战战略战术作了阐述;对“决战防御(攻势防御)”和“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作了对比分析，以及对李德军事指挥“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问题予以批评和剖析;对“持久战与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等问题作了辩证分析;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必要性作了阐述;等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陈云后来指出：“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回忆长征前后》，《陈云文集(修订本)》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457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已经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及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深入的思考，并在会上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这必然不是他一时起意，而是长期坚持研究的成果。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以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论述、分析极大地说服了党内同志，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实质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路线。陈云后来说：“只记得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回忆长征前后》，《陈云文集(修订本)》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457页]杨尚昆后来说：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张闻天也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据回忆，遵义会议第一天，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作完副报告后，认真听取了张闻天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人的发言。他决定要准备只代表自己的第二次发言，并把王智涛找来帮助整理有关材料，其间他感慨地对王说：“毛泽东同志的办法比我们高明得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和建议，才犯这么大错误。严重说来，简直是对革命犯罪!”(王智涛遗著、王亚慧整理：《红军洋顾问李德在遵义会议之后》，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8期，第91页)

　　毛泽东在会上所阐述的革命道理和他高超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水平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是从刻苦读书学习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调查思考中来，而一旦将理论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他的论述和阐释就一定比教条主义者的“洋道理”正确、管用和能抓住人心了。所以，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后期的读书思考和调查研究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话丝毫不为过。

　　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一致

　　毛泽东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始终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只要是组织作出的决定，他依然坚决服从。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对此，他始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宁都会议上，王稼祥等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们的意见只属少数。会后，王稼祥前往送行，毛泽东安慰他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施昌旺著：《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1933年6月，博古在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坚持按照组织程序提出申述，认为前次宁都会议确定的红军主力北上、先发制人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恰恰是在前次会议严厉批评的他和朱德发出的训令所预定战场上取胜的，因此对前次会议作出的错误决定应予纠正。但是，博古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02页)

　　在任何情况下，毛泽东都把党的团结一致放在第一位。1934年4月，因为执行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军事路线，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失守。毛泽东在会昌了解到筠门岭战斗失利真实原因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于是领导当地军民转而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使南线形势稳定下来。然而，“左”倾中央这时却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追究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战斗失利的责任，特别是当该师政委方强“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检查团得出了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结论，对该师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方强则“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227页]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情绪波动很大。毛泽东这时来到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对该师干部讲道：“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为革命要不惜自己的生命，前面哪怕是刀山，哪怕是火海，也要闯过去。因为我们是红军战士的指挥员，战士们在看着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研究情况，从出现的问题中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深入细致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从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这样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吴吉清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147页)讲这番话时，毛泽东自己就处在被严重打击、“靠边站”的境地，但他却依然耐心地向受冲击的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在艰难处境中，坚定革命信念，继续战斗。

　　宁都会议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党内处于少数被孤立地位，但他依然从容坦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一致，通过努力做工作，争取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干部所接受。遵义会议的成功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争取多数的结果。正如贺子珍回忆毛泽东这段经历时所说，“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他变得更耐心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扭转了形势。”(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特别是争取到从原教条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胜利后，临时中央政府相继决定在中央苏区新设闽赣省和粤赣省。图为粤赣省委机关驻地会昌县文武坝

　　王稼祥曾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赞同。他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又担心地说：‘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我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我多找几位同志商量商量”。[《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248页]

　　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意见终于在遵义会议上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成功实现了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对贺子珍感叹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这确是毛泽东历经坎坷后更深一层的体会，同时也是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的明证。

　　“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

　　遵义会议的开法也突出体现了毛泽东的顾全大局。会议通过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

　　会议的组织变动中，毛泽东只是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为常委，并未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职务。会后，红军转战途中，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388页]在军事领导上，根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会议还避开了一时难以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伍修权曾回忆说：“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节录)——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遵义会议会址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82页)周恩来也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党的历史教训(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

　　遵义会议上的一系列重要安排，离不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些安排一方面确保了会议取得成功，一方面也为党的团结一致和革命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个问题，黄克诚多年后颇为感叹地说：“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会后听的传达。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当时我虽然没有讲出来，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考虑了很久也未得到解决。直到后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又分离，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

　　遵义会议决议

　　“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同志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张国焘则完全陷于孤立，其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终未得逞，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至此，我对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谈政治路线是非的处置方法心悦诚服，脑子里再也不纠缠这个问题了。政治路线的解决，是在七年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那时才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条件，因此，解决得非常彻底，使全党全军达到空前团结一致。”(《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6页)

　　毛泽东当初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同时完成了几项关键性的任务：一是坚持真理，纠正和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动中国革命走上正轨;二是在此过程中说服大多数干部接受正确的意见，团结全党，避免“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三是带领红军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夺取长征的主动。其中的曲折、坎坷可想而知，所表现出的气魄和智慧也令人叹止。而毛泽东则在久经磨难中完成了领袖的淬炼之路，一跃登上历史舞台中央，带领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正如他所指出的：“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人的一生难免经受挫折和逆境，正如毛泽东所说：“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面对挫折和逆境，“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他就是照着这后一种态度去奋斗和渡过难关的。

　　毛泽东为娄山关战斗胜利所作《忆秦娥 · 娄山关》(1935年2月)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信仰坚定，坚持真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有着必胜信念和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他党性坚强，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的团结统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大公无私，坚持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得解放而奋斗;他目光远大，有着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过人的胆略、智慧;等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讲政治、顾大局，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一致，以“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页)的实践为全党做出了榜样，成为留给党、留给历史和人民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完)

　　本文选自《纵横》2026年第8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