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逆境中毛泽东的相忍为党与顾全大局（上）

　　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三次反 “围剿” 作战命令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召开于长征之初，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且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据曾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树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伍修权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84页)这一问一答之间看似简单平常，却又富于深意。它首先把毛泽东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斗争时所面对局面的复杂、艰巨以及他的坚定、勇毅和善于斗争描述了出来，同时又把他在逆境中相忍为党与顾全大局的一面深刻呈现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2—1935年卷比较全面地梳理和反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及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笔者在参与该书撰稿的过程中接触到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由此尝试回顾毛泽东在这期间不懈奋斗的光辉实践。

　　毛泽东的艰难处境

　　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领导地位之前，毛泽东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曾历经坎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十年内战，我们三十万军队只剩下两万五千人，犯过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第三次是最严重的。”“在十年内，我这个人一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赶出红军。”(《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这次会上，王明等人凭借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的领导权，使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这条路线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要求打击中间营垒，强调推行“进攻路线”。整个来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之前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上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造成的危害也更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43—144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代表贯彻会议精神，而这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从革命实际出发探索形成的正确路线产生了激烈冲突。尽管毛泽东曾领导创建了中央苏区并率领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却依然被批评和指责。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他接连遭受打击，先是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游击主义的传统”，而后又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页]，直到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他自己所亲手创建的红军的指挥权。

　　1931年4—6月，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许多干部从上海紧急转移，至9月下半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以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933年1月下旬，由于无法在上海立足，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更加全面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套政策。

　　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发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罗明本人被撤职、批判，大批干部被牵连其中。关于这场斗争的实质，李维汉后来指出：“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的到来，更给博古撑了腰。博古对李德盲从、纵容，使李德实际上“凌驾于中央和军委之上”，直接垄断了红军的指挥权，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和极不正常的领导体制，这就是全党全军服从临时中央、中央服从博古，而博古只听命于李德”。(王智涛遗著、王亚慧整理：《红军洋顾问李德其人真相》，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4期，第33页)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先是被派往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又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仅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职。由于“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至此，他完全处于“靠边站”的地位了。二苏大后不久，博古、李德一度要送毛泽东“去莫斯科”养病，后来在共产国际方面明确“反对毛泽东出行”的情况下才作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91、92、94页]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出发前，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当初毛泽东真的去苏联养病了或者长征时被留下了，“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伍修权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76页)

　　宁都会议旧址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时期，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最艰难的阶段莫过于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的两年零三个月。他后来对外国友人提起这段异常艰难的岁月，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杀掉。”(《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322页)

　　尽管处境艰难，毛泽东却依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为党工作，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钢铁般意志和坚定信念度过了这段人生低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对干部讲面对挫折时应取什么样态度的问题，说：“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毛泽东确是结合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关于毛泽东的这段经历，李维汉曾描述说：“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毛泽东坚持、忍耐与不懈探索的实践

　　面对艰难处境，毛泽东依然保持着为革命而奋斗到底的坚持、忍耐和不懈探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重

　　召之即来，主动担当作为。宁都会议是一次集中批判毛泽东的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被错误地指责为“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忍受了极大的冤屈。会议最后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临行前，周恩来前往送行，毛泽东对他说：“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88—389页)

　　第四次反 “围剿” 前夕，1932年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签发的建黎泰作战计划。周恩来在该计划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

　　此前1932年初在打赣州的问题上也曾发生过相似的一幕。毛泽东因为反对冒险打赣州成了少数、意见被否决，只得请假要求休养。当时甚至有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帐!”(余伯流、凌步机著：《毛泽东与瑞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然而，当围攻赣州的部队后来真的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毛泽东收到前线向他紧急告援的电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山离开住处，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的山间小路穿行，于当天赶到瑞金，在那里复电前线指挥部，建议大胆起用刚刚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红五军团，掩护攻城部队撤出，随后又星夜兼程赶往赣州前线，最终使攻城部队成功脱险。(吴吉清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6页)

　　1934年4月21日，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失守，南线告急。当月下旬，此时正遭受冷遇的毛泽东经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同意，主动前往南线会昌视察、指导工作。他随后带领当地军民，根据实际情况果断采取措施，迅速稳住南线局势。此后，广东方面敌人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中革军委当时一度打算南调红七军团“夺回筠门岭”，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作法”。他在同当地负责人研究后致电周恩来，提出“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机为宜”，得到同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27页)南线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连遭挫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同年八九月间，中央苏区前线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愈发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毛泽东心情焦急，再次主动请缨前往于都。在于都，他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深入了解该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并于9月20日急电报告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察的作用。对待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从来都是召之即来、主动担当作为的，他这种一心为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领导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动登门拜访李德。据曾同时担任李德翻译的王智涛回忆，李德刚到中央苏区时，毛泽东曾两次主动上门拜访，试图让对方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经验做法，却遭受到冷遇。王智涛说：第一次到访，毛泽东是晚饭后来的，他们两人闲聊几句，便直切主题。李德说：“我的职责和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把游击习气严重的中国工农红军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并带领他们去战胜反动派。”毛泽东于是谈起他对所谓“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的看法，并以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以及一些典型战例来阐诉自己的观点。开始李德还能听进一些，但很快就不耐烦了，颇为不满地说：“你还是坚持你那老一套。看来，我们分歧很大。我还有事，今天是不是先谈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谈!”毛无可奈何，只好站起来告辞。走后，李德还忿忿地说毛是“地地道道的土包子”。几天后，毛泽东又来拜访，恰好李德、博古、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正在谈事情。王智涛进屋通报后，周恩来出来与毛泽东热情握手，说：“我们的小会很快就结束。”请他到西厢房稍坐。但李德听后却说：“毛又来贩卖他那老一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博古说：“智林斯基(王智涛的俄语名字——笔者注)，你告诉毛泽东，我们的会还要开很长时间，请他先回去吧。”王智涛回到西厢房，委婉地转告了毛泽东。他什么话也没说，站起来就往外走。关于这一幕，王智涛多年后在回忆中感慨地说：“我尴尬地送他出门，真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身处逆境，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不计前嫌，顾全大局，主动上门沟通，表达合作的愿望，显示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王智涛遗著、王亚慧整理：《红军洋顾问李德其人真相》，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4期，第31—32页)

　　2“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努力工作

　　领导开展查田运动。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汀的休养后回到瑞金，接受了临时中央交派的一项任务——负责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具体工作。当时，临时中央想在查田运动中全面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而反对以往执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较为符合实际的做法。所以，毛泽东的工作异常艰难。他虽然了解农村的具体情况，不赞成“左”倾土地政策，但也深知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前期开展的查田运动由于一直处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之中，开展得还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地予以调整，于是承担起这项根本无法两全的任务。毛泽东主持这项工作后，对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力求稳妥、有序推进。6月2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别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4—255页]这给查田运动定下了调子。毛泽东的工作开展起来更加艰难，但他仍然坚持，直至把查田运动全面铺开。

　　同年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肯定了运动取得的成绩，并专列一节讲“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的问题。文中指出这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主编：《斗争(苏区版)》第2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95—96页]针对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毛泽东专门撰写了《怎样分析阶级》(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文章，对土地政策予以明确说明和规定。然而，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却得不到“左”倾领导人的认可，他们继续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1页)毛泽东于是失去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工作。而“左”倾的土地政策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后果，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他们“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领导召开二苏大。1934年1月22日—2月1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是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时领导的又一项重要工作。这次大会全面总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多来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健全各级工农政府，提出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另有约1500人列席。为了准备这次大会，毛泽东会前做了大量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会议报告。1月22日，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博古、刘少奇、朱德、何克全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全总、红军和少共中央致词。会上，毛泽东作两年来工作报告并作大会结论，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项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苏维埃建设决议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和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4年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版，第22—29页]

　　1934年1月，毛泽东(右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会前，刚刚闭幕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发出《给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的指示》，使这次大会从总体上贯彻了“左”倾路线，然而，毛泽东在其中仍然坚持正确的意见，力所能及地予以弥补。这一点李德也看出来了，他的话可以提供反证。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无论在中央全会中，还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毛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也同意了中央全会指示中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两次会议的发言和决议中，都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接近毛观点的提法。”

　　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和结论中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有普遍的意义。例如，他向大会所作长篇报告的《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后被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这是他领导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其中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他在大会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也被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文中，他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重要观点，并郑重地要求：“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他还提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的著名论断，强调“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最严重的时期，临时中央甚至对毛泽东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问题。博古一度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面对无端的指责和猜测，毛泽东更加谨言慎行、深居简出。这时，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在当时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毛泽东依然从容镇静、光明坦荡，不发牢骚、不说怪话，坚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当面向中央提出自己对工作的正确建议，虽屡遭否决，也不放弃责任。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部队予以讨伐。这是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好时机，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14页)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岌岌可危。6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然而，会议再次拒绝了他的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6000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7月间出发，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意图后，立刻部署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反击，歼敌一部，以争取主动。博古、李德再次拒绝了这一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红军彻底陷于被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339页]

　　直到当月底中央红军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痛失败、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状况下，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央红军放弃前往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进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的建议才在黎平会议上被中央所接受。由于不懈地坚持和努力，毛泽东终于摆脱了“靠边站”的处境，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他所代表路线的正确性越来越得到党内的理解和认同。

　　(待续)

　　本文选自《纵横》2026年第7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泽东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一处处长、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