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批判彭德怀到底对不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应该是开一个纠“左”的“神仙会”，但后期却演变成一场批彭反右的大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一、

　　庐山会议，指的是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两个连在一起的会议：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

　　从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开始，到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4月广州会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完成了大跃进的理论准备与思想动员，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全面发动。

　　大跃进初期，毛主席对工业、农业指标报以极大乐观，但是仅仅两个月后的1958年7月份，毛主席就发现了农业指标的浮夸风，开始在农业纠“左”。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批转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了毛主席写的批语：

　　【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井冈山观心注）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所著《毛泽东大传》（节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麦阳，刘蓬著《毛泽东在1958》）：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前往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毛泽东在车里听着后边的一片欢闹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再次提出反对浮夸，反对共产风。毛主席强调要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反对“取消商品和货币”、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和“剥夺农民”，毛主席对各项高指标提出了异议，建议不要发表。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记载的郑州会议毛主席的讲话：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

　　【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

　　【整个客观规律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套，是不是还要有新的增加，是不是我们会跌筋斗、垮台，我还是把这一方面考虑进去。这些意见，还要在群众里头实践和证明，不是什么几个月的证明，一年的证明，要有几年甚至于上十年的证明。现在写的四十条，我有许多怀疑，为什么你们搞了那些指标，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根据。总而言之，苦战三年我看是不发表，这个东西拿出来吓死人。究竟中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总路线这一套？我们总路线这一套是不是完全反映或者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客观法则？现在看起来，要在客观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不到那个时候，矛盾没有展开，客观实践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还不能认识。请同志们注意，必须研究这个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客观法则，认识这个必然性，运用这个法则。】

　　同年同月马上又召开了武昌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对“左”的浮夸风、共产风又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甚至发出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的警告。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

　　“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

　　“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文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

　　“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

　　“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后，毛主席在歌词会议上都是在苦苦劝说党内同志不要搞浮夸风，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是“右倾和倒退”。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主席给刘邓等人多第三封信，就谈到了这一点：

　　【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

　　【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甘七、廿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同志们如能再呆两天可以多带两天的记录回去。我已叫省委办公厅在今天九时左右将头两天记录送给你们，请你们收到即读，两小时即可完毕。】

　　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甚至发了火，说他在武昌会议上反对一平二调没有人听，等于“放屁”，并告诫其他人，即使死了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在1959年3月9日到1959年5月2日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为了继续纠“左”，毛主席相继起草并批示了6次党内通信进行指导。其中在3月份就起草了四封指导解决“一平二调、共产风”以及“浮夸风”，分别是1959年3月9日（第一封）、1959年3月15日（第二封）、1959年3月17日（第三封）、1959年3月29日（第四封）。1959年4月29日与5月2日（第五封）、1959年5月2日（第六封）。直接向基层干部讲道理，鼓励大家讲真话、讲实事求是。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又召开多次会议纠“左”：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召开了上海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4月2日—4月5日召开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紧接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1959年4月18日—4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政协三届一次会议）、1959年5月11日—5月13日前后/6月中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及中央工作会议（北京会议/调整指标会议）。

　　经过一系列的纠“左”努力，取得了显著效果：

　　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停止“一平二调三收款”、保护农民个人财产与积极性、下调高指标、调整国民经济秩序。

　　统一了党内认识，理清了基本经济常识。否定了“一两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盲目狂热，明确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纠正了“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的极左思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大搞商品生产，遵循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必须安排好群众生活，提倡劳逸结合，要求保证社员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等等。

　　可以说，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

　　但是，毛主席知道这些纠“左”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还要继续纠正，“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正是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召开了庐山会议继续纠“左”。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二、

　　1969年6月29日，毛主席在武昌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他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7月2日，毛主席在庐山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又增加了五个准备讨论的题目，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毛主席将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因为没有用正确的理论、不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就无法做好工作，“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毛泽东传》）

　　对于第二个问题——形势，毛主席是特别看重的。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从这些主题中，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学理论、综合平衡、走群众路线、降指标等等。

　　因为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毛主席特别担心团结的问题。

　　《毛泽东大传》：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有了这个指导思想，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

　　从7月2日开始，会议都是正常进行，为了快点结束会议，毛主席在7月8日召集相关人员“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7月10日，毛主席着急相关人员“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并“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13日，毛主席“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

　　7月14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但是，彭德怀认为开了这么多天的会，对大跃进缺点讲得不够。于是在7月14日，彭德怀将写好的一封信送给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