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李达提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当代的顶峰”之谜

　　【当时武汉媒体报道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的5000余名代表时的情景。陪同接见的有柯庆施、王任重等领导干部】

　　李达在重新入党后，出自对毛泽东的敬佩和尊崇，把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1950年2月，李达就任湖南大学的校长。同年8月，毛泽东为湖大题写了校名。据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一卷 》（以下简称《年谱》1950年月20日记载：“同日致信李达：‘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李达在湖大发表的文章中，把毛泽东比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艘大船的舵手”，赞扬毛泽东是“具有马列主义的高深造诣和革命天才”。

　　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1950年12月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后，李达很快投入研究，于1951年3月至6月完成《〈实践论〉解说》。他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第三卷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二、三期连载。写作期间，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951年3月27日回信。1951年7月，该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后，李达随即开始写作《〈矛盾论〉解说》，时间为1952年7月至1953年1月。毛泽东也于1952年9月17日就解说文章写信提醒注意事项‘其中提到《矛盾论》中“也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句应删掉，李达在写作时注意了这一改动。《〈矛盾论〉解说》同样先在《新建设》杂志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这两部书是公认的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成为了他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的信件内容如下：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毛泽东对《解说》第二部分主要作了如下几处修改：（一）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把《解说》中的一句话“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年谱 第一卷》 第318页）

　　毛泽东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件内容如下：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年谱 第一卷》第600页-601页）

　　李达于1952年11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1953年2月到任，此后一直任武汉大学校长，直到1966年8月去世（1956年起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1958年起兼任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无论在湖南大学，还是在武汉大学，他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与此同时，他旗帜鲜明地参加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1954年12月20日，李达将《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于12月28日回信，内容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年谱 第二卷》第328页）。

　　李达是党的八大代表、第一至第三届人大的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去北京的机会较多。《年谱 第三卷》有这样的记载：（1957年）6月9日 晨二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同日 晚上，同李达谈话。”（《年谱 第三卷》第172页至173页）在《毛泽东年谱》中，解放后毛泽东和李达单独见面只有这一次。

　　关于媒体上的那张毛泽东和李达在一起的照片，是当时武汉媒体报道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的5000余名代表时的情景。陪同接见的有柯庆施、王任重等领导干部，他们是参加4月1日至9日的武汉会议的。毛泽东在武汉会上提出，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

　　此外，《年谱 第五卷》1965年部分（第550页）有如下内容：

　　本年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中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李达全集 第二十卷》收集了李达1930年6月至1965年12月的信件。其中有关于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和他在庐山谈话，嘱咐他把旧作《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的信件。《年谱》佐证了李达信件中提到的这件事，也就是说，权威文献记载的解放后毛泽东和李达单独见面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6月9日在北京，另一次是1961年8月25日在庐山。

　　上面就是《毛泽东年谱》中涉及到李达的全部记载。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泽东曾提到过李达一次，即毛泽东在党的九大会上谈到建党时的代表情况时说：“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泽文稿》第十三册）1998年版第23页）。

　　综上所述，根据《毛泽东年谱》，解放后毛泽东给李达写过四次信和一次对他的著作的批注，单独见面谈过两次话。关于王任重提到的1958年的谈话，由于编撰《毛泽东年谱》的原则是“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这条应该是1958年谈话没有被编入年谱的原因。对照《毛泽东年谱》，显而易见的是，在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列举的30多位专家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中，所谓的“毛泽东只要来武汉必与李达见面”（见谢红星 梅雪：《毛泽东和李达的哲学交往》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年 第183页）之类的说法，无一不是按照王炯华“据梅白同志说”的脚本再加工的。

　　虽然毛泽东和李达在1957年6月9日晚的谈话内容没有披露，但从此以后李达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他新的研究和宣传的主要任务之一，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1958年5月李达的《整风运动的辩证法》认为，根据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激起了全民“原子爆炸”的热情，因而创造出了各行各业的“奇迹”（详见本人的《李达的哲学观：为什么“大跃进”运动能创造奇迹》和《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时的亩产10万斤”吗？》。历史证明，李达1958年以后的讲话和文章，大都有明显的“左”倾烙印。

　　“大跃进”时期，群众开始自发组织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迅速普及到各行各业。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启动时，会战工委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组织全体职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在研制“两弹一星”时，钱学森、于敏等科学家都自觉用“两论”指导科研。于敏在研制氢弹最关键的时候，是《矛盾论》开启了他的思路。袁隆平曾于1978年在湖南省委《新湘评论》发表《学习唯物辩证法，攻克杂交水稻》，回顾了自己用“两论”指导科研的完整历程。

　　作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在这次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伊始，就预见到这个运动的光明前景。他在1959年12月19日举行的全国哲学教科书提纲讨论会上首次提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当代的顶峰。”他说：“首先应对主席的哲学贡献有一个评价，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马、恩、列、斯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有人重视不够。有人说，要学毛主席的哲学，要请毛主席重新写过，或者说，主席著作不是普遍真理，这是反对的。还有不够重视的，估计不足的，贬低的。一定要承认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当代的顶峰。”（《李达全集 第十九卷》第337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党一直把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但真正把毛泽东著作学习从全党推向全国的，是始于1958年的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1960年，共青团中央、总工会、全国妇联及解放军等都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加之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1-4卷全部出齐，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次学习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读书学习活动。李达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尚未出版的时候，就在1960年1月1日满怀信心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典范，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高峰。”（《李达全集 第十九卷》343页）

　　无论是“顶峰”，还是“最高峰”，这两个“峰”的提法都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因而是相当不科学的。但是，对当时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运动，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他在1960年1月1日的文章中随即“建议在我校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所’”。1961年9月，李达在庐山接受毛泽东要他把旧作《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的任务回到武汉后，立即领导成立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以完成毛泽东交给的光荣任务。这是全国第一个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李达全身心地扑在这部著作上，几乎忘掉了年老体弱和疾病缠身。到1965年下半年，在李达的悉心指导下，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内部讨论稿）完稿。《唯物辩证法大纲》充分吸取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概括了党的历史经验。这部著作成为了李达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二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关于李达提出两个“峰”的问题，举报者在给武大学术委员会的电邮中写道：

　　汪信砚在《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1966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甚嚣尘上。当时，李达正在根据毛泽东的嘱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对助手们说：‘什么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李达听后更火了，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不管谁说的都一样。’李达为坚持真理奋斗到了最后一息。”这又作何解释？

　　但是，武大学术委员会没有答复。其实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心中有数，但无法做到自圆其说。他们能做的只能设法使举报的内容在网上消失。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所谓李达反对“顶峰论”的说法，还是来自他们称之为最早的李达研究专家王炯华。

　　王炯华在1988年出版的《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16页中，先引用了“据梅白同志说”毛泽东当面称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然后写道：“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李达也参加过错误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从‘左’的方面作过一些勉为人难的批判，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很快有所反思，抵制了1958年以后日益泛滥的极‘左’思潮和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而且不断迸发理性智慧的火花，最后尤其以哲学家的胆识发出了反对‘顶峰论’的呐喊。”

　　王炯华在2004年出版的《李达评传》中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写道：“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讲话说到党的一大时，他掰着手指提到了李达的名字，因而使李达问题在官方有了松动。随后，毛泽东南巡中又对湖南的同志说，现在看来还是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的。”此时，王炯华已经不择手段，伪造毛泽东南巡讲话。

　　毛泽东的原话是：“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 第246页）

　　武大学术委员会列举的30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及所谓的李达反对“顶峰论”时，都是按王炯华的脚本进行的，而且武大的几位教授担当了重任，这叫武大学术委员会情何以堪？宋镜明的2024年版的《李达》亦如此。这里只举三个例子，即可一窥全貌。

　　第一例，该书第322页写道：“当毛泽东看到有武汉大学李达请他救命的短信时，尽管立即批示：“陶铸同志阅后，转“（王）任重同志酌处”，但一切都已经晚了。”“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一大代表的情况时，历数了几个代表的名字，并特别提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两年去世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毛泽东又对湖南的同志说，现在看来还是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论的。”宋对第一段的引文作了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1998年版 第98页”但第二段的内容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宋不查毛泽东讲话的原文，就直接把王炯华伪造的毛泽东讲话照搬到书中，这不会是“疏漏”吧？

　　第二例，该书第316至317页写道：“早在1960年10月，林彪提出了对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到了1961年初，便扩展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后来，又添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句，凑成了所谓‘三十字方针’”。“在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李达同林彪的‘三十字方针’从思想理论上严格地划清了界限。”但是，《李达全集 第二十卷》中，李达在1965年10月26日致陶德麟等人的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主张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应当继续存在和发展。何况，现在的工农兵同志都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哩！我们是哲学系，难道不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么？”（见该书第473页），这难道不是表明李达对“活学活用”旗帜鲜明的支持吗？

　　第三例，该书第318页写道：“‘顶峰论’虽是康生首创，但因其权力和地位远不如林彪，故此人们往往把这一发明权归于林彪。1960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把康生的‘顶峰论’接过来大肆鼓吹，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查遍所有史料，同时用过“最高峰”和“顶峰”的，只有李达和林彪，这难道不是一个谜？需要指出的是，李达的两个“峰”是有文献记载的，而林彪的则查不到。

　　为了解开这个谜，本人求助DeePseek，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所有关于李达反对‘顶峰论’的记载，均出自助手或学生的回忆（如陶德麟等人的纪念文章），属于典型的事后追述。回忆录和口述史料存在记忆模糊、个人情感和立场干扰等固有缺陷，其准确性需要与档案文献等一手材料进行比对和鉴别后才能采信。”

　　DeepSeek的答复当然只能作参考。要真正揭开这个迷，则有待于关心党史的专家学者和党史爱好者的共同努力。在武大从事李达研究的宋镜明、谢红星、汪信砚、周可等教授，更有责任主动站出来，为揭开这个迷作出贡献。

　　最后补充一个资料，供各位参考。本人在求助DeePseek时，有个意外的发现。关于康生对“顶峰轮”的态度，DeePseek提供了《罗瑞卿传》中的一段内容：“1965年，《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个小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见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去到另一个房间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他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同时也由于他尚未开始同林彪的勾结，于是表示：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本人找到《罗瑞卿传》这本书，封面注明是《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由《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出版。上面引用那段内容出自该书第316页。

　　（作者：李 清；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