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毛主席路线的代价——灾难、曲折与被迫长征

　　宁都会议上，中央“左”倾领导人们彻底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毛主席向周恩来表示：前线何时需要我，我何时回来——“若有战，召必回！”

　　不在战场时，毛主席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想尽办法以减少革命的损失。

　　然而，中央“左”倾领导人们屡次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全面否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以至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惨败、被迫长征，甚至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大灾大难。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既能感受到违背毛主席路线就会使革命事业面临灾难性威胁，又能感受到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与毛主席敢于在逆境中坚持真理、为革命事业竭尽全力的崇高品格。

　　名曰反“罗明路线”，实为批判毛主席正确路线

　　1932年10月中下旬，毛主席在闽西福音医院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这次谈话中，罗明收到了七条“毛主席重要指示”：

　　（1）在福建要加紧广泛开展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

　　（2）主力红军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将敌人各个击破

　　（3）上杭、永定、龙岩老区都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和打击驻扎漳州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以及广州陈济棠部

　　（4）红军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

　　（5）在根据地边缘区应该先打力量相对弱小的地主武装，别硬打国民党正规军

　　（6）对新老根据地、根据地的中心和边缘要采取不同政策

　　（7）要有步骤有计划扩大红军，不要急于扩大正规红军、削弱地方武装

　　罗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精神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打击入侵苏区的敌人，使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当博古等“左”倾领导人发现罗明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之时，怒不可遏。

　　后来中共七大时，博古非常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他亲口承认：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毛主席的办法，令敌人都不得不服，他的队友们却......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然而，中共临时中央选择的应敌措施，却是“不顾敌强我弱，盲目硬攻”以及“两个拳头出击，分散我军兵力”。这时候本来就敌强我弱，他们还分散我军主力，不败才怪！

　　黎川失守后，“左”倾中央仍然命令我军死守根本受不住的地盘，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毛主席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并提出过主动放弃黎川、引诱敌人到建宁、泰宁地区，之后集中红军力量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作战方法。然而，主席的这些正确意见都遭到了“左”倾路线坚持者们的拒绝。

　　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指挥，我军陷入严重被动。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抽调九个师去福建“平叛”。此时，毛主席提出了大胆而又精妙的一个战略意见：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线，突然打到以浙江为中心的敌人大后方，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威胁敌人的老巢、让敌人“后院起火”，迫使“围剿”我军的敌军回援老巢，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在战略上支援福建事变。

　　后来，即使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得不在《反共戡乱》中承认毛主席的主张确实“棋高一着”，表示：“如匪果真照此行动......可能吸引国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

　　然而，“左”倾中央完全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1934年1月6日，“左”倾路线的代表、军事顾问李德主张杀掉撤离黎川的萧劲光。毛主席与王稼祥同志坚决反对枪毙萧劲光，并认为萧劲光选择撤退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成功救下了萧劲光。

　　遗憾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仍没有被“左”倾中央接受。

　　“风景这边独好”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我军严重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我军惨败，中央苏区面临的危险越来越严重。1934年4月下旬，为了挽救败局、尽最大可能减少我军损失，毛主席离开了瑞金，亲自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指导工作。

　　毛主席先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主席指示：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同时对军阀都要有所警惕，从而粉碎敌人“围剿”、壮大我军的力量。

　　1934年5月，毛主席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和优势敌人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在检查战斗失败教训的时候，亲自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打电话。方强学习了大量宝贵的“毛主席语录”。基本精神：

　　（1）现在就应该把主力抽下来，主动撤离守不住的地方

　　（2）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

　　（3）总结经验教训、保存红军主力，研究挡不住敌人和无法消灭敌人的原因

　　（4）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打法

　　（5）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和地形，在会昌和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

　　（6）制造有利条件，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争取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再争取更大胜利

　　（7）区分对待反革命分子与反水群众，多做群众工作

　　方强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南线我军正是因为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成功使敌人龟缩在了筠门岭。南线战局出现了良好、稳定的局面。然而，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方强本立下大功，却在不久之后被“左”倾中央强行撤职。同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后，毛主席又给刘晓、何长工提出了新指示，其中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内容与主席在之前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的指示具有相似性：

　　（1）以打促和——和平局面是打出来的

　　（2）不能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办法，别搞“乞丐和龙王比宝贝”这种军事冒险

　　（3）必须从实际出发，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反对盲目硬拼

　　（4）现在应该把主力撤下来整训

　　（5）用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

　　（6）牵着敌人鼻子走，把它拖垮拖瘦

　　（7）必须爱护民力——群众是我们的铜墙铁壁，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8）向陈济棠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可见毛主席这时已经提出了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比“八一宣言”早得多，也比“八一宣言”涵盖的范围要广。

　　6月中旬，毛主席又在前线和站塘等地做了调查研究。之后，毛主席再次给刘晓、何长工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主席的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发动和依靠群众组织游击战争、派遣化装小分队在军阀占领区宣传一致抗日、注意积蓄我军力量以防备各种预料不到的危机的发生。主席的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战局和推动陈济棠同我们共产党的和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虽然深处南线，但是心忧全局。那时候，周恩来等人决定派红七军团南下、加强南线防御，毛主席则不同意。6月22日，主席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南边的敌人仍然持谨慎态度，还没决定突然进攻我们，红七军团可以不必南调。”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军力太宝贵了——应放在要紧的位置上！

　　在会昌期间，毛主席写下了《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主席说的没错——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主席在中央苏区南线的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南线相对问题的局势和北线的惨败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充分显示了毛主席杰出高超的军事艺术和政治才能。

　　6月下旬，毛主席会到瑞金。

　　违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人们给革命带来的惨重代价......

　　1934年7月，毛主席曾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中央红军集中主力，以战略进攻姿态，打到外线，进攻湖南中部，从而调动江西的敌人，在运动中消灭之。然而，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9月上旬，面对前线吃紧，毛主席日夜忧思，对战局根本放心不下。于是，毛主席向中央提议：去于都视察。毛主席决定把视察地点定为于都，确实展现了敏锐的战略眼光：于都方向，确实是有利于我军突围的方向。

　　9月中旬，毛主席向西调查于都、赣县的敌情，深入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主席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询问从敌占区到达于都的人或者从敌人刚攻陷的地区到达于都的人关于前线战事的问题。

　　9月20日，主席致电周恩来，报告了于都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了当地的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并说明了我军正在戒备敌军小队、肃清和驱逐小股敌人以及急需抓紧加强赤色戒严等情况。这就是知己知彼！

　　毛主席的电报为中央下定从于都方向突围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代价就是大灾大难！

　　在第五次反“围剿”惨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被迫走上了长征路......

　　由于“左”倾领导人继续违反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中央红军主力经过湘江战役等一系列惨败，从八万锐减到三万......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我们纪念长征，就要明白当年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走上了长征，以吸取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长征，起初是违背毛主席正确路线导致的大败退，最后为什么能够变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迹和辉煌胜利？因为毛主席正确路线在遵义会议回来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

　　还是发扬发扬主席的红色乐观主义为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