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陈衍的文化坚持与自信

2022-10-28
作者: 欧阳健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按:大受追捧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最应垢病者,乃在以林纾为最反动之人物,这种对历史的歪曲,令人齿冷。

  一

  胡适吹嘘白话为“活文学”,诋毁文言为“死文学”,最终目标就是废除文言文。他在1918年4月15日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蛮横地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了。

  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在谈到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他提出了“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他的预备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关于第二步,在拉拉杂杂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又否定了“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他说: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Bacon和法国的Montaiene,至于像Plato的“主客体”,Huxley等的科学文字,Boswell和Morley等的长篇传记,Min、Franklin、Giddon等的“自传”,Taine和Bu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功夫,描写的功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care和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o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关于第三步,胡适则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原可不必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功夫罢!”便匆匆结束全文,所以重点仍在“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上。

  胡适企图借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既然“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加之又要“不讲对仗”,驯致被胡适奉为“正宗”的“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的章回小说,彻底没落了。章回体小说讲究回目对仗的工稳,还有那回前、回中、回后诗词骈俪的精工,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学习,当时的白话小说家做不来,只好向“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的文学方法”讨生活,使被胡适难得颂扬的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的章回小说,在“新文学家”手中都成了绝响。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军阀混战背景下发表的。满族皇帝虽被推翻,但实现民主的起点降得更低了,比皇帝臣工素质更差的大小军阀,开始追逐自己的皇帝梦。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旋即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恢复民国,6月6日死于北京,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7年5月,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矛盾激化,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1917年6月12日,黎元洪解散国会,召张勋进京共商国事;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黎元洪通电去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倡议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混乱已极的政治局面,全国上下的心态是普遍绝望的。赴美留学七年甫回祖国的胡适,除了发表这篇《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文学改良刍议》说的“八事”多是故作惊人之笔,既与时局毫无关涉,亦与实现民主富强毫不相干。须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的改革谕旨,尚且批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4602页)“学其皮毛而又不精”的胡适,其认识水准甚至连十五年前的慈禧都不如。

  二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迅速作出了回应。而胡适1917年4月7日日记也摘抄了林琴南《论古文之不宜废》,注:“此文见上海《民国日报》(六年二月八日)”,还加了三个“不通!”的夹批,末后又批:“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徐子明注意到这一点,说:“他明知‘踣’字上头的‘之’是印工误加,乃有意吹求好像他自己优于林氏。”(《胡祸丛谈》第18页)

  其实这都是小节。作为晚清启蒙文学家,林纾此举不是偶然而发的。早在1904年,他就在《〈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中说过:“欧人之倾我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且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证明“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实现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这些见解完全适用于反驳十二年后胡适的高论。

  文章题为“论古文之不宜废”,鲜明地亮出虽赞成白话,但不应以废古文为前提的观点。首句“文无所谓古也”,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文学改良刍议》在“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一段,忽从中加了一条长注: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b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喝了洋墨水、好借西人说事的胡适,本意乃在宣扬拉丁是“死文学”、1611年后之俚语方为“活文学”的高论,以为废除文言文张目;有过外国小说翻译经验、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林纾,则予以轻轻一拨:“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尹雪曼《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评论道:“我们揣测林氏之意,乃说拉丁文虽然早已不再被普遍使用,但是,西洋人并没有把拉丁文完全废弃。既然西洋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又怎能把古文完全丢掉呢?这两句话虽然说得十分有理,但因后边两句话说得太坦白了,结果被胡适与陈独秀抓住小辫子,就‘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大肆抨击,弄得林琴南颇有点招架不住。”(《国魂》1977年4月号。)“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林纾也许是谦虚,也许是不想在短文中铺得太开,胡适回避其提出的关键,抓住一两句话嘲讽一通,便“得胜”而去了。

  作为对民族有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按,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当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林纾还指出,“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虽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去学习,但嗜者学之,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相反,“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可谓语重而心长。

  1919年4月,林纾又在《文艺丛报》创刊号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持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庚子即1901年,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其时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以“宣樊”、“宣樊子”笔名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时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很受欢迎。行文本意十分清楚: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比胡适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它有时“似无关于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有时又似“无涉于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他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其论明人之学汉,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特意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的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此文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了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让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这些意见是十分通达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亦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林纾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林纾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于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揸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于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讲得十分中肯,可谓语重心长。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数语,颇为时人与后人痛恨,以为是“对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其实,林纾说的是由口语提炼为书面语言,属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范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三

  纵观林纾“论文言不可废”诸文,说理辩难,皆是心平气和的。他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作了《荆生》、《妖梦》两篇小说,竟然诋毁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实际上,这原是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演出的双簧激出来的。

  胡适的“呐喊”,其时少人问津,赞同者既罕,反对者尤稀,于是便想到“制造”对立面:“王敬轩”的“双簧戏”,正反映了胡适受到的冷落,证明它压根儿够不上称做什么“运动”。

  在那位由钱玄同扮演的子虚乌有的“王敬轩”身上,隐约有林纾的若干特征,故文史家说:“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文史家指林琴南“使用卑劣手段”,采用的纯是双重标准。既然对方不按规矩出牌,以近乎无赖的手段“唐突前辈”,将可笑的油彩涂抹在对手鼻尖上,为人慷慨、个性倔强、素有剑侠气的林纾,自然忍不住站出来痛骂几声。

  借小说以影射之事,史上早已有之。唐代李德裕与牛僧孺交恶,命其门人韦瓘以牛僧孺名义撰《周秦行记》以诬陷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小说叙牛僧孺贞元中落第,归途误宿古墓,会到了汉代的薄太后,又召请戚夫人、王昭君、潘淑妃、杨贵妃、绿珠等饮酒赋诗。薄太后问:“今天子为谁?”牛僧孺答云:“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按,“沈婆”指代宗的沈后,安史之乱两度被胡人掳去,“沈婆儿”则指当时的皇帝德宗)。李德裕又亲自作《〈周秦行记〉论》,攻击牛僧孺“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于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张洎《贾氏谈录》云:“开成中,曾为宪司所劾,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与李德裕之从政治上诬陷对手,欲置人于死地的鬼蜮伎俩相比,林纾所做不过是游戏文章,且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大名,何“卑劣”之有?

  《荆生》载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十三—十四)》。小说勾画出林纾心目中“新文人”的尊容,言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一日,三人来至陶然亭,温酒陈肴,坐而笑语:

  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性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

  虽是玩笑之作,却将三人之宗旨,概括得并不走样,颇有唐人小说之意趣。其后,忽有“伟丈夫”荆生破壁指三人曰:“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于是按田生首,以足践狄莫,取金生眼镜掷之,三人只得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篇末蠡叟曰:“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小说因势阐释“孔子圣之时”论道:“孔子何以为圣之时?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该文驳斥时人对孔子的曲解,与《致蔡鹤卿书》中“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是一致的,唯有浅薄之徒,方得视为“笑柄”耳。

  《妖梦》载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蠡叟丛谈(四十四—四十六)》,荒唐色彩更为浓郁。小说叙郑思康梦中为长髯人所邀,往游阴曹,遂并辔至白话学堂,见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闻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皆鬼中之杰出者,入而面之。谈次问名未竟,二世曰:“足下思康,思郑康成耶?孔丘尚是废物,何况郑玄!”田恒曰:“郑玄作死文字,决不及活文字,非我辈出面提倡,则中华将被此腐儒弄坏矣。而五伦五常,尤属可恨,束缚至于无转旋地步。”结末谓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笔墨未免刻薄,非怪“新人”要勃然大怒了。话又要说回来,将对方说成妖魔,最先还是新派自己。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吾友胡适”之前驱吗?

  撇开小说的诡诞色彩,对“正宗”论的批评同样深刻酣畅。结末蠡叟曰:“‘死文字’三字,非田恒独出之言也。英国大师迭更先生,已曾言之,指腊丁罗马希腊古文也。夫以迭更之才力,不能灭腊丁,讵一田恒之力,能灭古文耶?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譬之珠宝肆中,陈设之物,欲得其物,须入其肆检之;若但取其商标,以为即珠宝也,人亦将许之乎?作白话须先读书明理,说得通透,方能动人。若但以白话教白话,不知理之所从出,则骡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此辈不能上人,特作反面文字,务以惊众,明理者初不为动。所患者后生小子,小学堂既无名师,而中学堂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提倡,乌能不喜。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趋禽兽一路。善乎西哲毕困腓士特之言曰,智者愚者俱无害,唯半智半愚之人最为危险。何者?谓彼为愚,则出洋留学,又稍知中国文字,不名为愚;若指为智,则哲学仅通皮毛,中文又仅知大略,便自以为中外兼通。说到快意,便骂詈孔孟,指斥韩欧,以为伦常文字,均足陷人,且害新学。须知古文无害于科学,科学亦不用乎古文,两不相涉,尽人知之。唯懒惰不学之少年,则适为称心之语可以欺瞒父母,靡不低首下拜其言。矧更有家庭革命之说,则无知者,欢声雷动矣。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睺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讲这番话的时候,林纾心中在流血。

  1919年4月5日《公言报》刊出林纾的《腐解》,袒露了自己“性既迂腐”的性格:“……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嘐嘐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1924年,林纾逝世前一月为擅长古文辞的四子林琮所写的遗训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所宝。”其弥留之际,仍以手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当废文言文的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挺立潮头,甘为其难,卫护中国传统文化之道,非林纾而谁何?

  

  1923年,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209页))那么,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看看1917—1919年的《申报》,就会明白“白话战胜文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1917年1月1日,《申报》刊登“丁巳年正月初五,国文周刊出版”的广告;1917年1月3日,又刊登“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兼收学员,主任陈石遗”的广告。两年后的1919年5月1日,《申报》有《林纾主干函授部招生》的广告,内容包括组织介绍:本函授部为海内文人所组织创设,自民国四年,于今已有四载。宗旨:专门函授中国旧文学,旨在普及国文而维坠绪。分科:内部分文学选科、文科简易国文科;教员:林琴南、陈石遗、易实甫、天虚我生、王钝根、许指严、李涵秋、刘哲庐、李定夷、吴东园、潘兰史、蒋箸超诸先生;教法:讲义,改课,批答,观座等。

  同日,又有《文艺丛报》的广告:

  ▲预约宽限半月

  ▲廉价赠品照旧

  .▲反对文学革命者

  ▲不可不读

  文学革命之声浪,喧传已非一日,至今益烈。本报旨在保存国粹,不能不竭力扶持,爰请文学名家林琴南先生及本报主任陈石遗先生,各著论说,以辟其谬。大凡事理,愈辩愈明,爱护国学者,诚不可不读本报,以明其旨也。

  可见,林纾、陈衍等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办丛报、开函授班的方式,团结了一批文人学者,获得社会相当程度的响应。然而,并无学理根据的胡适,最后竟然取得了胜利,其关键的因素,就是北洋政府的决策。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爱国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4月再发通告,分批废止旧国文教科书,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参改语体文”,使白话文运动取得“迅速彻底的成功”。

  耿云志在《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说:“在北洋军阀反动黑暗的统治下,白话文居然凯歌行进,无可抵御。这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不知史家为何未曾想到,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为何竟会成了胡适的支持者,在他提出“废除文言文”仅仅三年之后,就急切地将它付诸实施?胡适于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然而通过对文献作的梳理,我们便可窥见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胡适操弄的结果。

  胡适1920年5月的日记是表格式的,分预算与实行二项,其中:

  20日,下午三点,预算:“国语会?”;实行:空白。

  22日,下午三到四点,预算:国语;实行:只讲了一点,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3日,上午九到十点,预算:国语;实行:√。下午三点,预算:空白;实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5日,下午四到六点,通栏: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是日大会,前日之委员会议案都通过。大会闭会。共开了五天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附设机构,成立于1919年 4月21日。会长张一麐,1915年任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辞职南归,其时挂名而已。副会长袁希涛,1917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1919年代理教育总长,不久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洋考察。真正理事的副会长是吴敬恒,会员有由教育部指派的黎锦熙、陈懋治、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钱稻孙等,还包括由部辖学校推选的胡适、钱玄同、刘复、周作人、马裕藻等,与胡适关系都不错,遂让他主宰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务。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为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主要成员包括胡适、陈鹤琴、张彭春等,主导权又落入胡适手中。1922年7月5日胡适日记:“二时,分组会议,内中一项是我修正的,文在下页。”编者注:

  “手稿本”附有中华教育改进社汇编的该“议案”的剪报。“议案主文”原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胡适修改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要于国语文通畅之后,方可添授文言文;将来小学七年实行国语教育之后,中等各校虽应讲授文言文,但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

  与此同时,胡适又把手伸到了出版界。科举废除之后的新型学校,本来就需要新的教材,国文课本最是厚利之源。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为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其财。1917年的《申报》就登有此类似广告,如1月1日有商务印书馆“通俗教学用书”的广告;1月5日有中华书局沈恩孚“国文自修书辑要”的广告、商务印书馆“普及教育之利器,教育部审定单级教科授书”的广告;1月14日有中华书局“国文教授之革新”的广告……随着“新精神”的贯彻,出版界必定会调整对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成了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

  胡适是最有商业头脑的。1921年11月14日,他参与了商务编译所政策的策划,日记中说:

  外人(如我们)对于商务的期望,是望商务能利用他的势力做社会先导,替社会开新路,引社会到新的兴趣、新的嗜好上去。替商务辩护的人对于这个冀望总是说,商务是一个营业机关,只能供现成的需求,也不能造新的需求。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只是片面的见解。天下没有完全天然现成的需求,也没有完全“无中生有”的新需求,天然的需求若没有人力去谋充分的满足,不久就会苟且敷衍的将就过去了。譬如行路的困难自然发生“引重致远”需求,但人们几千年来觉得轿子、帆船、小车、骡马等物已很可供应这个需求了;火车、电车、汽船、飞机等物的发明,表面上看来是供一种固有的需求,骨子里是同时造出许多新的需求。故我们可以说,供应固有的需求与创造新的需求,并不是两件不可并立的事,其实只是一件事。固有的需求如果他能继续存在,也可说是一种新需求,新的需求如果是可以提倡出来的,其实也是一个固有的需求,不过从前不大现罢了。故提倡白话并非完全造新的需求,只是供应一种显而未大现的旧需求。故市面上许多极不堪的小书——如男女合欢、新编牛皮大王趣史等——并非真能供应一种天然的需求,其实只可算是社会上本有一种看新书的新需求,而不幸遇着一种不满意的供应罢了。提倡新的需求(只要是真的需求)并不很难,也许极容易;供应固有的需求(若求供应的满意)并不容易,有时也许极易(难)做到。故提倡白话并不甚难,而编一部应用的字典反觉不易。

  这番对于需求以及创造需求的剖析,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还来得高明。在胡适看来,提倡白话本身,就是在创造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他还直截了当地说:

  商务是一个营业公司,不应该牺牲营业的利益来应酬学者,学者也没有权利可以要求商务牺牲股东的资本来应酬他们。商务不印此书也罢,既印了一部书,就应该使这部书尽量畅销,使这部书尽量赚钱(即如我的《中国哲学史》,若每一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广告,决不止销售一万三千部)。故我以为编译所对于这一类书的政策应该是:凡认为值得提倡的书,应该用全力提倡,使他尽量销售,决不可错认准备为提倡。换一句话说:要拿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做提倡的事业。

  胡适所提的最有创意的是设立教科书试验学校的建议,所提和方法又极为具体,如择定若干良好学校,小学中学皆有,不限于一地,但取成绩良好、有试验的精神与人才的(例如江苏第一师范的附小,如南京高师的附小),并捐助经费以为奖励,试验后再行推广之类。可见,掌握市场规律、运用商业手段来推行白话教科书,既为出版商觅到赚钱的新渠道,也为彻底废除文言文找到最有效的手段。1921年8月5日的日记,终于将他的战略目标挑明了:

  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在这新形势下,出版社纷纷跟进。1919年中,《申报》刊出了中华书局出版新教材《国语读本》的广告,打出了醒目的标题:“教科书大革新,又进步了”,广告词不啻一篇文章: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是进步的,不是守旧的。自从有了中华书局以来,教科书的进步革新,和从前迥不相同。

  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是我们向来主张的。教育部最近通令,从今年秋季始业起,第一二年一律改用语体文。

  这部国语读本,是用最进步的方法编的。第一册开首是注音字母,编制的方法和次序,都是最合于教授的。注音字母完了,接着是极短的语体文。第二册到第四册,由篇短语体文慢慢的加长,第五册到第八册,由国语进步到国文,生字一律用注音字母注音,总期四年毕业,语体文可以看,可以写,普通的国文,也可以大略明白。

  这部国语读本,还适合儿童心理的教材,适合现在世界和我国大势的教材,活泼有用的教材,切实有用的教材,总期儿童易于了解,四年上可以具完全做人做国民的知识。

  这部书编订的人,有国语大家王朴先生,国语学大家黎锦熙先生,研究各省方言的陆费逵先生,研究语法的沈颐先生,和学识经验很丰富的黎均荃、陆衣言、张相、戴克敦、刘传厚几位先生。

  这部书共八册,每册定价银一角,对折实售五分。第一二册已经出版,第三四册即可出版,全书于暑假中出全。

  面对由官方与商界联合组成的攻势,林琴南、陈石遗辈即便是满腹经纶、笔生莲花,编再多的《文艺丛报》,办再多的函授讲习班,统统无济于事,只能让文言教育淹没在《国语读本》的汪洋大海之中。耿云志描绘其时形势道:“胡适等人登高一呼,奋力提倡,遂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但几个旧文人不能阻遏,就是军阀政府的当权者们也无可奈何。1925年,当上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想利用权势来剿杀白话文运动。他点名嘲骂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胡适则直指章士钊是‘反动激’,是‘落伍者的首领’。以致那时本已分裂的新文学各派人物一致对章实行反击。章士钊招架不住,失败而止。”(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章士钊根本没有想到,教育体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木已成舟,生米早已做成熟饭,司法总长纵有三头六臂,管得了司法以外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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