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据理力挺得以使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然而，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受到排挤，不被看好，被排除在了领导核心之外。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拉大旗作虎皮，吃了几天洋面包、背诵了几条马列主义词语，于是就开始着喝五吆六了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军事又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当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在敌人稳扎稳打，不断蚕食压缩苏区根据地的情况下，不知道结合战场实际灵活运用红军的作战原则，而是机械地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的作法，使得红军处处被动挨打，全线失守，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不得不放弃瑞金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长征，这就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后而招致的必然后果。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推行的这套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正是由于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大多数人不仅难以辨别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其错误做法一度大行其道，没有人能够阻止，以致酿成了丢失苏区的大祸。在党内，周恩来尽管不是最高领导但也在权力中心，有一定的话语权，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不但尽可能的去纠正左倾错误，还始终力挺毛泽东，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尽管难以扭转整个局面，但终于使教条主义领导者从自己所犯错误中逐步地认识并接受了毛泽东，且改变了过去对他的一些错误的看法。之后，又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毛泽东能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入围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开始了对党和红军的真正领导，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在为毛泽东能够进入中央领导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功不可没，两人也从此成为了在毕生为人民事业奋斗途中的黄金搭档。

　　(一)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正是因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武装才导致的结果。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倒逼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应对的措施。8月1日，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由贺龙、叶挺领导的国民国民军部队，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起义还是失败了。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他认为武装斗争应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有建立了人民的武装，才能抵挡住国民党的屠刀，这是党在目前最为迫切而要做的事。9月9日，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湘赣边界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部队受损严重，剩余不足千人的部队在到达三湾后便进行了改编。毛泽东根据部队成分构成主要是农民的情况，提出了政治建军的思想。要求在部队中建立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建立三级士兵委员会，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部队，更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底，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艰苦斗争。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五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3个师9个团约一万余人。同时，成立了党的第四军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不久，陈毅任书记)。1928年6月，中央写信给四军前委，指示四军正式改称红军，之后，各地工农革命军都先后改名为红军。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于赣南、闽西。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陈毅到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向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等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9月下旬，时在上海党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会书记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政治建军的作法。11月，陈毅携中央指示信回到红四军，四军前委为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于12月底，在福建古田镇溪背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并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纲领性文件使得这支军队从此有了灵魂，让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军队能够脱胎换骨且不断地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武正义之师，至今仍是这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