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还原史实，以正视听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每到这样的历史节点总要有人打着纪念抗战胜利的旗帜，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来对早有的定论加以重新评说，为蒋介石歌功颂德，要尊之为“抗日领袖”。那么蒋介石对于抗战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功又在哪里？是否德配其位？让我们还原抗战时期的历史事实来以正视听。

　　“攘外必先安内”，电令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蒋介石置东北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好河山于不顾，令张学良和几十万东北军不准抵抗。他电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他“不抵抗政策”的逼迫下，张学良带着东北军一逃千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同意抗战是在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实施兵谏，强行逼迫之下才接受中共调停的无奈选择。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攻解放区，围剿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在洛阳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不但不听还气急败坏地斥责他：“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蒋为洛阳军官学校训话时，还旁敲侧击地训斥张学良：“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就匆匆忙忙飞赴西安部署“剿共”内战。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12月12日凌晨，他们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抗战中在节节败退之际，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把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牺牲品，其用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无异于杀人的魔王。

　　实施“以水代兵”之策，炸开花园口大堤，造成黄水泛滥的灾祸。

　　1938年，将兰封、商丘、登封等地拱手送给日寇，郑州岌岌可危。蒋介石下定决心“以水代兵”，要挖开黄河大堤来阻拦日军的进攻。随后又一连多次致电督促，要部下杜绝“妇人之仁”。6月9日，数千人挖开6尺多宽的缺口，随后动用炮兵，向缺口发射了70发炮弹，将缺口扩宽。黄河水咆哮着从缺口冲出，浩大的水流淹没了3个省，44个县因此受灾，89万人在这场灾祸中死去，形成400多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更是造成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出现。

　　实施“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在长沙放纵大火，酿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的失败，让原本位于大西南的长沙，暴露在了日军视野中。因此在国民党从武汉撤退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做好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打算。11月12号蒋介石发给长沙守将张治中一封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程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11月4日，蒋介石专门乘坐飞机抵达长沙，直接对张治中说：“文白，日本人要是来了你知道要怎么做了吗？”未等张治中开口，蒋介石就自问自答道：“有什么好想的，一把火烧了就是。”

　　1938年11月13日，长沙人们还在睡梦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熊熊燃烧。在这场一连烧了七天七夜的大火中，50万百姓受灾，直接死于火灾的人数就已经高达3万余人。

　　保护侵华战犯，托辞拒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的要求。

　　岗村宁次是侵华日军战犯，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指挥日军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在华北地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竟派人联系冈村宁次，请求他带领日军继续对大同保持占领，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匪军”即中共部队进行屠杀。

　　这之后蒋介石连续两次托辞拒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的要求，1949 年 1月26 日，南京军事法庭竟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将其送回日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给他修建“中正神社”书写“永怀蒋公” 牌匾的原因。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爱国人士也曾经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镇压察哈尔抗战；马家沟惨案；新河惨案；屠杀蒙古族人民的 “三•二六”事件；围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铁的事实证明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功臣，而且，是抗日战争的破坏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如果无视上述种种罪行，硬要为蒋介石开脱，为其正名，为其招魂，那实质上就是要抹黑共产党的军队，歪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要改变抗战史观。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一定要用铁的事实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让其丑恶用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邓新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